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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汪谈北京插曲(连载十七)

一位藏族革命家 (连载十七)
    —— 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涯
    梅.戈尔斯坦、道帏喜饶、威廉.司本石初 著
    黄潇潇 译
    香港大學出版社

   第三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六章,北京插曲
   
   1953年,我被指派陪同西藏宗教领袖代表团赴京,参加中国佛教协 会的成立大会。此行让我的人生有了突然转折。当时任西藏统战部部 长的范明负责组织代表团,他建议我陪他们去,因为这是个重要的代表 团,而我是最重要的藏族干部。(张经武和张国华都觉得有道理,我也这 么想。)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功德林扎萨、杜琼仁波切以及各教派的 住持和喇嘛等重要宗教人物。他们的到访使中央政府有绝好的机会给这 些深具影响力的宗教领袖留下好印象,于是政府计划送他们去一些汉地 城市参观,让他们对这个国家有更好的了解。我自然一路随行。这对我 们全部人来说都是有趣的事情,不知不觉中,八个月就过去了,该回家 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期待着回去,但我却没能成行。
   就在我们即将离开以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两位高级官员汪锋 和刘格平通知我说,有人建议我应该留在北京,我想这应该是西藏方面 的建议。他们说党在西藏的大部分实际工作还没有真正展开,所以这是 我在首都接受培训的大好时机,并且说在中央政府的部委工作,会磨练 我的领导才能,让我有机会结识负责民族事务的相关要人。因此,我 被派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担任政法司副司长,以及民族出版社副总 编。此外,我还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委员,1以及胡耀邦书记的共 青团中央首任藏族委员。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国家机关是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 委员会和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其中,统战部直接在中共中央之下,因 此与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这是一个高层决策机构。国家 民族事务委员会隶属于国务院,而国务院又直属于中共中央。国家民族事务
   
   
   事实上,我觉得呆在北京对我很有帮助,因为我有机会看到事情运 作的方式。我见到了所有跟民族事务有关的官员,特别是处理西藏事务 的官员。我常常受邀参加有关西藏问题的讨论,有时也为西藏代表团担 任翻译。我同时也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驻京办事处的主要联络人,所 以当时很忙碌。
   或许那时我太天真了,对发生的一切都没有多想。后来我才发现, 让我呆在北京的决定是范明一手操纵而成,他希望我离开拉萨,因为我 的存在束缚了他的行事风格,并阻碍了他的目标。当党内领导讨论重大 问题的时候,他们总会征询我的意见。由于我是领导层中唯一的藏族干 部,所以我的意见超出了我的年纪、地位和经验所应扮演的角色。而 由于我在多数关键问题上都不同意范明的意见,比如让班禅喇嘛建立自 己的自治区,因此范明感觉如果我离开,他在西藏的权力和影响都会增 加。最后,他不仅建议我陪同佛教代表去北京,还建议我呆在北京接受
   「培训」。不过,在当时,我对此全然无知。在我们面对面的交谈中,范 明和我总是非常友好热忱。
   呆在北京减轻了我在拉萨时对汉藏关系的担忧。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里有许多来自不同民族的高级官员,不再让 人感觉到那种由汉族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行事作风。中央政府对少数民 族事务和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视也令我印象深刻。中央政府知道西藏精英 层的大部分成员,而且每当在京的藏人聚会庆祝藏族节日时,中国高层 领导人,如毛主席、周总理和政治局委员刘少奇等,都会亲自参加。
   1954年的中国发生了两件影响我人生的大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通过了中国第一部宪法,以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第一次访问中国 内地。
   委员会所负责的是与少数民族有关的政府政策及与少数民族的正式往来。全 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全国人大之下,是三者中权限最小的机构。这是一 个供少数民族发表自己观点的渠道。 ── 戈尔斯坦、喜饶、司本石初注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都受邀参加全国人大代表会,两人都接受了。 达赖喇嘛还出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职。由于此时我在北京工 作,所以参与了迎接他们访问的工作,并且协助将宪法翻译成藏文。我 也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达赖喇嘛到访中国内地对中央政府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将是他第 一次见到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希望此行各方面都能顺利,中央在安排迎 接时也十分谨慎。尽管两位喇嘛各自的地位问题已经由毛泽东在去年的 北京会议中解决了,但中央政府还没公开这个决定。中央政府打算利用 这次共同到访的机会明显地表露出这个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在西藏的 领导层中出现的意见混乱和分歧。李维汉起草了一份《中央关于接待达赖 班禅的有关指示》,列出了接待两位喇嘛时的指导原则,由毛泽东亲自修 改并批准。文件明确指出,不管两位喇嘛去哪里,参加什么活动,达赖 喇嘛都应被视为「正」,而班禅喇嘛则应被视为「副」。
   达赖喇嘛和其他西藏政府代表从南路经成都赴京,由张经武陪同。 范明则陪同班禅喇嘛及其代表从北路经西安赴京。他们在途中时,这份文 件就下达到了所有相关省份和西藏,以及陪同两位喇嘛的党内领导手中。
   双方对文件的反应恰好反映出他们的不同观点。张经武答复说,这 个解决方案完全正确,也符合西藏的情况,并会百分之一百地按照指示 行事。范明的答复则含糊其词。他在电报中说,梁选贤(西藏工委日喀 则分工委书记兼班禅喇嘛秘书)等一些同志有保留意见。由于我当时在 北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所以有机会看到这些电报,我马上就看 出来,其实真正不赞成的是范明自己,因为梁选贤来自西北局,范明让 他做什么他就会做什么。我向刘格平和其他领导讲了我对范明电报的看 法,他们也同意,但说这不要紧,因为这份指示已由毛亲自批准。于是 我们就一分不差地按照文件的要求去做了接待准备。
   这次访问太重要了,以至于接访工作的每个方面都受到高层领导的 仔细监督。比如说,习仲勋和邓小平都亲自去视察过为两位喇嘛安排的 住处。习仲勋来自西北局,跟班禅喇嘛一方关系比较紧密,看到为班禅
   
   
   喇嘛作出的不同级别的安排之后,他摇了摇头,但没有说什么。另一方 面,来自西南局的邓小平称赞了我们,他说一切都安排得非常恰当。
   在此期间,我受命代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前往成都和西安,分别 向两位喇嘛献上哈达。我先去成都,向达赖喇嘛献上一条很漂亮的哈 达,接着又去西安,向班禅喇嘛献上一条相似的哈达。后来,周恩来派 他的专机去成都把达赖喇嘛接至西安,这样他和班禅喇嘛就可以在赴京 的最后一程中同行(乘火车)。达赖喇嘛抵达西安后,我就乘周恩来的飞 机回到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床的飞机,让我大感惊奇。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抵京的日子临近时,在谁应该去火车站迎接他 们的问题上又产生了分歧。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内,有三个人负责接 待工作:一是国家民委主任委员李维汉的私人秘书赵范;二是国家民委 办公厅副主任、蒙古族人彭思卡(音译);三是我。我们接到通知说, 最高层已经决定派周恩来去迎接他们。我对这个计划很不满,在小组委 员会中提出,这样的安排不合适。1951年,阿沛来北京商谈《十七条协 议》的时候,接待他的就是周恩来,但在西藏社会中,阿沛只是个噶伦, 在达赖喇嘛之下。如果现在只派周恩来去迎接达赖喇嘛,对非常在乎礼 仪规矩的西藏官员看来,就没有表现出对达赖喇嘛应有的尊重。我们在 这点上的观点一致,赵范将这个意见报告给我们的上级李维汉。李答复 说,周总理是国务院最高领导,也是党内资历最深的人物之一,让周去 迎接两位喇嘛非常合理。但是,他也说,既然我们的观点不同,「我会告 诉毛主席和周总理,让他们来决定。」
   第二天早上,李维汉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中共中央同意我们 的观点,已经决定派朱德也去火车站。朱德是解放军总司令,也是政 治局常委。在当时,他是几乎所有办公室都会悬挂的两个人的照片之一 ── 另一位是毛泽东。这样的安排完美地表达出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和 班禅喇嘛的格外尊重,西藏代表对这样的接待安排也非常满意。
   达赖喇嘛抵达后三、四天,北京安排了一次大会,让达赖喇嘛和班 禅喇嘛见中国的最高层领导──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我担任翻译。这是达赖喇嘛和中国高层领导的第一次会面。有趣的 是,只有毛讲了话。毛泽东告诉达赖喇嘛,他和中央政府都对他首次到 访北京感到很高兴,也很欢迎他。他说,汉族和藏族人民的关系非常重 要,而中央政府今后也会集中更多财力支持西藏的发展。
   达赖喇嘛也告诉毛泽东,他很高兴能到北京来。他表示,从前因为 不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所以他才去了印度边境的亚东,并且想过要去 外国避难。但是,他强调,自从张经武来以后,他逐渐对时局有了更多 了解,现在他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见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
   达赖喇嘛的表现令人赞叹。他当时只有十九岁,但讲话非常得体, 完全不显得紧张。毛泽东很友好、健谈,虽然身为一位伟大的领袖,但 他一点也不端架子,谈话很随意,就像对朋友一样。在交谈中,毛泽东 几次指着我,告诉达赖喇嘛我是个好藏人。当时我正为双方翻译,但我 没有把这一部分翻译给达赖喇嘛听,因为这太让我尴尬了。还有一次毛 泽东以我为例,说:「比方说,平汪来自昌都 、、、、、、」这当然是错的,但我 没有指出来,只是在翻译时用巴塘取代了昌都。
   邓小平是个灵敏的人,他注意到了这个错误。那天下午,当他对部 级官员转述会谈内容时,他说早上的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只是毛主席 犯了一个小错误,幸好有平汪在,他没有翻译出来。刘格平后来把这事 告诉我,在我向他解释了那个错误以后,他也认为我的做法是正确的。
   这次会谈持续了大约一小时。接着,毛泽东和其他领导陪同达赖 喇嘛走出会议厅,毛还亲自为他打开车门。毛泽东看上去对会谈非常满 意,他握着达赖喇嘛的手说:「你到北京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 什么时候你想见我,就给我打电话。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到我住所 来,不要不好意思,需要什么的话,就直接告诉我。」当我和达赖喇嘛都 上了车往住所驶去的时候,他也表现得非常高兴。他兴奋地拥抱了我, 说:「平汪啦,今天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毛是个了不起的人,跟别人不 一样。」我也为这次重要会议的顺利结束感到很开心,从某种程度上说, 我对西藏的希望都寄托在这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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