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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汪与印度共产党(连载八)

一位藏族革命家 (连载八)
    —— 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涯
    梅.戈尔斯坦、道帏喜饶、威廉.司本石初 著
    黄潇潇 译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 興偉中心十四樓 http://www.hkupress.org
    ©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1
    © 2004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SBN 978-988-8028-68-9
   
    第二部分,「西藏共產黨」時代
   第七章,印度共產党
   我们选择了一条常走的路线往南,先从拉萨到曲水,再继续往南来 到帕里和亚东。亚东是个西藏小镇,与锡金接壤(见地图三)。这次我根 本不需持有介绍信或者护照。我们穿过乃堆拉山口之后就进入锡金/印度 的地界了,就像那里没有国界一样。
   在我们离开拉萨之前,我去见了宇妥的妻子。她仍是一如既往的友 善,给我一些肉干和酥油做途中的干粮。她还叮嘱我在亚东和锡金吃任 何东西时要小心,因为据说那里有人会往食物里下毒。我不知道这些说 法是否属实,但它们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所以我和朋友们都非常警惕。
   在我们抵达锡金首都甘托克以前,没有发生任何可疑的事情。在甘 托克,我们去了一间餐厅,在那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到甜茶(加了糖 和牛奶的英式茶)。我喝完了第一杯,正开始喝第二杯的时候,突然注意 到杯子里有气泡,我立即怀疑被下了毒!我把经理叫来,问他这茶是怎 么回事,里面有气泡。我说它看起来不干净。
   「你凭什么觉得这不干净呢?」他问。 我很生气,怒气冲冲地说:「如果我们喝完以后病倒了,我们知道去
   哪里找你。」 「真是荒唐,」他一边说一边甩手走开。
   当时我觉得或许担心是多余的,但同行的那位汉族妇女开始胃不舒 服,就让我更加担忧了。那天夜里我没有睡好,但第二天早上大家都没 事。我想这整件事情正好说明当时我们有多紧张,总认为应该保持警惕。
   在乘车去噶伦堡的路上,另一件事情也让我很吃惊。我们已于事先 安排好到噶伦堡后住在桑都仓家。桑都仓是著名的康巴商贾家族,他们 派了一辆车到甘托克来接我们。从甘托克到噶伦堡的公路蜿蜒在群山之
   
   间,一路挤满了赶着满载橘子的牛车去市场的印度人。我们的司机一边 开车一边唱歌,不是很专心。突然他擦撞到一辆牛车,将它撞翻在路沟 里,车上的水果撒了一地。我很怕他们会打起来。但牛车的主人却没有 生气,反而立即仰望天空开始祈祷,一边重复吟誦着我听不懂的祷文。
   他没有生气让我很惊讶,因为错在我们。我们在一旁等了大约十 分钟,但他只是不断祈祷,没对我们讲任何话,所以我们就安静地开走 了。我很困惑。对我来说,这人如果冲我们大吼大叫或者威胁要揍我 们,都在情理之中。要是我就会这么做。我琢磨着他的逆来顺受是不是 常年在英国统治下需要学会接受恶劣的对待甚至羞辱的结果。我读过一 些有关甘地和他的非暴力理论的书,所以我也在想,我看到的是不是这 种思想的反映。当那位车主看着自己翻倒在路沟里的牛车的画面在我脑 海中退去以后,我觉得要我忍受这种情况和不做任何回应会很难。
   接下来的路途没有发生意外。抵达噶伦堡后,我们住进了桑都仓家 漂亮雅致的房子里。安顿以后,我开始尝试与印度共产党的代表取得联 系。
   这并不容易。共产党是不合法的,所以他们没有一个挂着名牌的办 公室。我在询问时也不得不谨慎,一个月以后我才知道我要见的人,是 一位名叫朱迪的英国医生(他们叫他「朱迪巴布」,因为在印度的所有英 国人都被称做「巴布」,这是印度语中对男子的尊称,相当于「先生」)。
   朱迪巴布年约四十,我第一次去他办公室时,随身带了一本小小的 中英字典。字典用起来很不方便,但最终我还是表达清楚了我从哪里 来,以及我想要什么。(我用双手比划着传达信息。我指着身上的西藏服 装表示我从哪里来,又不时指着他办公室里挂着的一副毛泽东画像,试 图表达我的政治立场。)这时,报纸帮了我大忙。当我指着印度共产党主 席的照片时,他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想了解我是怎么知道他的。我尝试 着告诉他我们是「同志」,以及我在中国的经历。
   
   
   图五:平汪(左)和阿旺格桑,1944年摄于噶伦堡。
   我不知道我讲的话他听明白了多少,但他看起来对我很满意。他与我 握手,让我第二天去他家里。他说他妻子懂一些藏语,可以为我们翻译。
   他家在城外一个小村庄里。他说我们得小心,所以他走在前面,我 在一段距离以外跟着,既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又不至于显得我和他是 走在一起的。我到以后见他妻子穿着尼泊尔式的衣服。他知道一些藏 语,因为他母亲是西藏人,在嫁给印度人并搬来这里以前曾在拉萨居住 过。她的藏语并不流利,但已经足够为我们做翻译了。通过她,我得以 向朱迪做一个比昨天更详尽准确的自我介绍。
   我告诉他我在重庆的经历,包括我去听过周恩来演讲,与叶剑英会 过面等。我还告诉他我跟苏联大使馆的费德林谈过话,希望得到苏联的 支持。最后,我请他告诉印度共产党我在这里,以及我的计划,因为我
   
   
   希望他们可以帮助我去苏联。他说他理解我的要求,会尽力帮忙。他让 我先等待一两天,之后他就会告诉我是否有消息。
   一两天很快就变成了很多天。朱迪巴布下午在医院工作。他的薪水 很少,但他对我很和善,而且非常大方。他是噶伦堡一小组党员的负责 人,他们每周都有秘密聚会。在他的邀请下,我参加了其中一次聚会, 但由于他妻子没有在场翻译,我听不懂他们说了些什么。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担心又像在拉萨时那样被人故意拖延着,但最 终朱迪告诉我,如果我能去加尔各答,那里的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 与我会谈。
   这次同样得秘密行动。我们乔装后乘火车前往加尔各答。他叫我脱 掉西藏服装,换上印度衣服。(我肤色很黑,鼻子很大,朱迪说这让我看 上去像个印度人。)就这样,第二天我和他的妻儿一道,前往位于印度 小镇西里古里的火车站。如果有人问我是谁,我就会说我是他妻子的亲 戚。(离开前,他们叮嘱我在路上不要跟任何人打架。我觉得他们对我说 这话很奇怪。我看上去像是会跟人打架吗?)
   我们顺利抵达西里古里,又从那里乘火车到了加尔各答。我们乘 的是三等车厢,上车时车厢里只有寥寥几个人。朱迪的妻子对我说,如 果我愿意的话可以躺下来。所以我就伸展肢体躺下了,占了起码两个人 的座位。我在半夜时醒来,发现车厢里已经挤满印度乘客,多数人都站 着。我感到很尴尬,因为我独占了那么多座位,所以赶紧起身,让站着 的乘客坐下。但他们断然拒绝了,不住地称我为「喇嘛,喇嘛」,还叫我 躺着不要动。我感到非常惊愕,因为这同我在中国的经历完全不同。我 想,如果在中国,那里的人会把我叫醒,说我占了别人的位置!但在这 里,他们只是说「喇嘛,喇嘛」然后就移到了一边去。我后来知道,那一 地区的印度人称所有西藏人为「喇嘛」(亏我们绞尽脑汁地伪装!)。 我还 听说有时西藏商人乘火车的时候,会当众拿出一块牛肉吃,以此把印度 人吓走,他们就可以安静地单独坐了。不过我倒是从没见过那样的事情。
   
   
   到加尔各答以后,我发现这里的共产党很公开。(当时是1944年── 离印度从英国统治下独立还有三年。)这里的共产党办公室不难找到。它 在一栋四层建筑里,窗外挂着一面红旗。刚到那几天我就住在这里。这 里有许多房间,因为气候非常温暖,所以住宿条件也尽可能地简单。到 晚上,我铺下一床垫子就睡了。
   我需要联络的人叫巴苏,是加尔各答共产党的负责人。他讲一口流 利的中文,因为在战争初期,他是英国/印度共产党派往中国的医疗队成 员之一。他告诉我他加入共产党已经很长时间了。由于我们能畅通地交 谈并且明白彼此的意思,他就问我是如何成为共产党的,以及我早年生 活的细节。我告诉他我在中国的经历,为何去了西藏,以及我的目标是 希望在他的帮助下去苏联学习,并在获得苏联的支持后,在金沙江以东 的藏族地区开展游击行动。巴苏专注地倾听,我讲完以后,他说了一番 我已经听了很多遍的话。他会将我告诉他的一切报告给印度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再看他们的答复如何。所以我又得等待。
   既然在巴苏接到中央委员会的回复以前我没有什么可以做,我就花 了大量时间参观加尔各答的景点──却因此使我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有一天,我在外面散步,想去看附近一座已伪装起来防止被敌方空军发 现的桥。在去桥上的途中我遇见一个讨钱的小男孩。他长得很可爱,又 显然需要帮助,以我目前的情形很容易同情他,所以我就伸手进口袋, 从钱包里拿了几个硬币给他。我把钱包收好后继续往前走,注视着前方 的大桥,看着四周值得一看的景物。不久以后我与几个朋友会合,乘他 们的车去城里的另一处地方。在车里坐下来时,我能感觉到钱包已经不 见了。我惊得目瞪口呆,然后想起我最后一次把它拿出来的时候,那个 可爱的小男孩趁我不注意已经悄悄把它偷走。我朋友说这样的事在加尔 各答常常发生。而我因为一直轻装旅行,所有钱都在那个钱包里,现在 它丢了。我身无分文,这让我余下时间在这里的生活变得非常困难。
   不久以后,巴苏告诉我他们需要为我另找一处地方居住,因为如果 我在总部呆太长时间,这里的英国警察一定会注意到,就会开始问我问
   
   
   题。所以,他让我在等待中央委员会回复的剩下时间里,住进一位名叫 毕朔望的年轻汉人家,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巴苏带我去毕朔望在公寓大楼里的单元间,他很含糊地介绍了我, 只说我是西藏来的同志。他告诉毕朔望,那就是他需要知道的全部背 景。从那以后我和毕朔望之间也遵循这个规则。他没有问我任何问题, 我也没有试图更了解他。
   我与毕朔望和他的妻子与哥哥同住了一个月。我在这段时间里很辛 苦,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别的任务可以让我忙碌。 又因为我身上没钱,所以不能外出也不能买食物,只能吃毕朔望提供的 伙食。我厌恶如此依赖他人,感觉就像是个囚犯一般。
   这里的一切都是令人尴尬的,尤其是床铺安排方面。我在客厅里 睡觉,由于毕朔望的哥哥下班回家通常都在深夜,所以我必须先等他回 家,不管多晚。否则他就得从我身上跨过去,才能到他床边。早上也是 同样的情况,我必须比家里最早起来的人起得更早。除此以外,这里热 得令人无法忍受,所以我几乎没有睡过什么好觉。
   终于,我等来了中央委员会的消息,要我立即与他们见面。我非常 兴奋,既因为我以为终于可以离开毕朔望家了,也因为我希望他们能带 我去现在的巴基斯坦北部,从那里我就可以穿越边境,进入苏联中亚(塔 吉克斯坦)。然而,中央委员会没有安排我去他们位于孟买的总部,而是 派了一名代表到加尔各答来见我。他带来的也不是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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