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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旺在策划革命(连载五)

一位藏族革命家 (连载五)
    —— 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涯
    梅.戈尔斯坦、道帏喜饶、威廉.司本石初 著
    黄潇潇 译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 興偉中心十四樓 http://www.hkupress.org
    ©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1
    © 2004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SBN 978-988-8028-68-9
   
   第二部分,「西藏共產黨」時代
   第四章,策划革命
   我离开学校时很难过,但对自己所做的事并不后悔。我认为我们藏 族人有权建立组织并且表达抗议,学校没有权利开除我们,但我也不至 于期待着把这一切告诉我舅舅。
   「他们为什么开除你?」他平静地问。 当我告诉他我们的组织和请愿以后,他很同情,因为他对藏人的遭
   遇也深有感触。他最后只是说,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学习,却遇到这样 的事,非常令人遗憾。他原本希望我在这里接受的教育会在将来对我有 帮助。
   他完全没有指责我参与抗议这件事。事实上,他和舅母都很生学校 的气,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处罚过头了,又毫无根据。
   「从来没有蒙藏学校的学生被开除。」他气愤地说。「如果这就是他们 今后的行事方式,那我也要让我女儿退学。」
   他后来真的让女儿退学了。给舅舅和舅母带来这么多麻烦让我有些 过意不去。我试图让他们安心,告诉他们尽管我不去学校了,但还是会 继续努力自学。我的确用我自己的方式这么做了。
   虽然我跟舅舅和舅母住在一起,但他俩白天都会上班,所以我基本 上很自由。他们给我的钱不仅够买吃的,还能剩一些够我在城内的交 通,所以与学校的组员保持联系也很容易。我现在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组 织上,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做,才能最终实现在康区(以及西藏)的革命 理想。
   大约这个时候,阿旺格桑结束了毕业后的实务培训,回到重庆。他 在政府部门供职,领取一份微薄薪水,住在旅馆里。他的旅馆比我舅舅 家离学校更近,于是他邀我搬去和他同住,这样一起策划接下来的行动
   
   
   比较方便;所以其后的几个月里,我就往返于两地,先到他那里住三、 四天,然后回家陪舅舅和舅母一、两天。
   我和阿旺跟喜饶一起讨论了未来。喜饶是我们核心小组成员之一, 此刻还在学校。我们决定,如果要在康区开始行动,我们就应该跟其他 共产党建立关系并寻求其帮助。我们决定先试试苏联人,因为从阅读列 宁及斯大林著作起,我们就很仰慕苏联共产党人,也因为这样会减少被 国民党特务抓住的可能,当时他们到处搜寻的是中国共产党人,而不是 苏共。所以我和阿旺格桑就去了设在重庆的苏联大使馆。
   我们靠着鲜红苏联旗帜上的镰刀和锤子找到了苏联大使馆,但并没 有直接走进大门。我们先在附近徘徊了一阵子,仔细观察是否被人跟 踪,直到确定没有人注意才进去。
   没有人为难我们。阿旺格桑穿着他的笔挺制服,而我也尽可能地穿 得正式。我们首先遇到一位俄罗斯妇女,她用结巴的中文告诉我们等一 等。几分钟后,另一个中文比较流利的人来见我们,终于弄清楚我们想 要什么。「明天再来吧,」他说,「到时候会有人跟你们谈话。」
   第二天我们又来了,这次接见我们的是费德林。他是位汉学家,能 讲流利的中文,时任苏联大使馆第一书记。我们告诉他我们已经成立了 自己的西藏共产党,我因为与压迫作斗争及拥有共产主义读物而被学校 开除。我们说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回到康区和西藏,在那里展开社会主义 革命,希望苏联能够伸出援手。我们也提到目前首先希望能去莫斯科接 受教育和培训。费德林很有礼貌地倾听了我们的诉求,对我们很鼓励。 但他也说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给我们答复。他说,这种决定必须由莫斯科 作出,他目前不得不先向莫斯科报告。他让我们一个月后再来,到时候 或许会有新消息。
   三、四个礼拜过去了,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此时阿旺格桑有事 要离开重庆,于是我决定独自造访苏联大使馆。费德林再次接见了我, 还是和上次一样彬彬有礼,讲了许多鼓励的话,但他说还没收到来自莫 斯科的回音。「我们对你们的情形还不太了解,」他说。「要不你写个书面
   
   
   报告好了,简单介绍一下你跟我说过的那些事,比如你们的组织、学校 的情况,以及你对西藏前途的想法,好吗?」
   我觉得这主意不错。除了写下那些已经告诉过他的事,比如学校的 情况、我们的组织以及我如何被开除,我还介绍了康区的现状,还有我 们希望在莫斯科接受相关训练后回康区建立游击队基地的想法。我说我 们从书中学过游击战的打法,觉得这些战术特别适合运用在康区和西藏。
   后来我才知道,在等待期间,费德林对我们进行了背景调查,看我 们是不是我们口中所说的那样的人,所讲的故事是否属实。他的调查结 果一定没有令他失望,因为他一直都对我非常感兴趣。我们又见了几次 面,深入探讨了许多我写在报告中的事情。
   有一天他问我经济状况怎么样。当他得知我和亲戚住在一起,每 个月有些零用钱时,他笑着对我说,大使馆非常乐意帮助我。他给了我 一百元,还说接下来每个月都会这么做。他的慷慨让我大吃一惊,因为 那时一个人一月的伙食费也不过十四、五块。回到舅舅家后,我还在为 费德林给我的一大笔钱而兴奋着。没有多想,我就骄傲地告诉舅舅,我 不再需要他们的帮助了(但我也没告诉他们我的钱从哪里来)。舅舅看上 去不像是高兴,反而有些担忧。我知道他怀疑我的钱来自中国共产党或 者苏联。如果这事让国民党知道了,舅舅就会有大麻烦。但他从来没有 直接跟我谈过这件事。
   有了这笔新的财富,我买了比从前更多的书籍,开始勤奋学习起 来。舅舅和舅母总在晚上六、七点间吃晚饭,然后跟朋友玩一、两小时 麻将才就寝。他们打麻将的时候,我就去睡觉,凌晨一、两点再起来学 习。那时候还没有电,所以我不得不用蜡烛照明。最后我自制了一盏油 灯,但由于我学习时离火焰太近,油烟总把我的鼻孔熏得黑黑的。后来 我终于想办法制作了一个小烟囱,能将烟雾排出窗外,让我可以接近油 灯读书。舅舅和舅母知道我会在半夜起来读书,他们非常高兴。我虽然 获得一些金钱,但并没有愚蠢地将其花在购物上。我还是过着从前那样 的生活,而且显然在用功地学习。
   
   
   那时候阿旺格桑常常不在重庆。他已经开始为格桑泽仁工作,经常 为他的生意出差,所以只有我在等待来自莫斯科的消息。我一开始充满 希望,后来很耐心,但什么事也没发生。所以,尽管当时刚刚结束长征的 中国共产党还很虚弱,而国民党又是那么强大,但我还是决定联络中国 共产党,也寻求他们的帮助。
   我认识一位从我们学校毕业的汉族学生。他叫刘仁胜(音译),当时 正为知名革命作家及出版人邹韬奋工作。有一天他告诉我,周恩来要做 一次演讲,邀我一起去听。周恩来讲了大约三小时,主题是《抗日战争与 国际形势》。演讲结束后,听众高声欢呼,齐唱抗战救亡歌曲。
   我的眼光无法离开周恩来。直到今天我仍清楚记得他那天的穿着。 我很想和他握手,向他做自我介绍,并且告诉他我对康区和西藏未来的 设想,但他已被听众团团包围,我完全没机会接近。
   后来我告诉刘仁胜,我必须见周恩来,问他有没有办法安排一下。 刘仁胜想了想,建议我写信给邹韬奋,请他帮忙安排一次会面。刘仁胜 和他的一位朋友帮我起草了致邹韬奋的信。我在信中介绍了自己,以及 我成立的组织,还有我希望能去延安见毛泽东并在那里学习的想法。我 当然也提到我们希望今后能在康区开展革命游击行动。
   我没有见到邹韬奋本人,但见到了他的秘书。他帮了我们很多,对 我的故事也非常感兴趣。他告诉我,这个时期去延安非常危险。「如果有 十个人去,」他说,「国民党会把他们全抓住。如果有一百个人去,或许 只有两、三个人能抵达。」我说我不会因此怯懦。我仍然想试试,但也补 充道,走之前我非常想见见周恩来。
   他亲切地注视着我,问:「有多少人会陪你一起去延安?」
   我 说 :「 一 个 , 我 朋 友 喜 饶 。 」 ( 喜 饶 的 政 治 思 想 并 不 成 熟 , 但 他 天 不 怕 地不怕。因为阿旺现在已经在做生意了,所以我觉得喜饶会是个好伙伴。)
   接着邹韬奋的秘书说:「我们和周恩来有联络,他在我们的八路军驻 重庆办事处。」这是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中共军队办公地点。他告诉我们 去办事处的路线,叮嘱我们小心,因为那里有国民党特务。
   
   策划革命 45
   喜饶和我第二天就去了。我们在街对面的茶馆里坐了好半天,仔细 观察大门附近的状况,直到确定没有人注意才进去。一位年轻人(后来知 道他叫王梓木,解放后担任过辽宁省副省长)问我们是谁,到这里来做什 么。简单说明来意后不久,一位叫叶剑英的官员就从二楼下来。他说, 周恩来正在起草一份加急报告,此刻没法接见我们。他还说他是代表周 恩来下来见我们的,让我们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他。
   在向他解释我们的来历以及诉求之时,我没有坦白告诉他希望能去 莫斯科的事。我只强调了想去延安的部分。他看上去很为我们的经历而 感动,我讲完以后,他说:「年轻人能有你们这样的思想真好。我从没想 过能听藏族人讲这样的话。但现在要去延安是非常困难的事,不过我们 仍然会尽全力帮助你们。就今天来说,我想你们最好离开这里。很快我 们就会再见面的。」
   我们准备离开时,他告诉我们一条下次来这里时更安全的路线。我 们对这次会谈的进展非常满意,期待有利的事情将会因此发生。
   喜饶和我后来又多次造访八路军办事处,与叶剑英和其他人谈过 话。在一次会谈中,叶剑英说:「我们会尽全力帮忙,」他说,「但目前 要去延安实在太困难。所以我们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你们先去我们设在 西安的办事处,那里的人或许能给你们一些建议。去西安不会有任何问 题,可以搭军车去。唯一的问题是如何从西安去延安。到时候你们只有 自己想办法。过了西安我们就帮不上忙了。如果不能去延安,我们觉得 你们最好是去青海(安多)开展革命。今后情势如果有变,我们会设法与 你们联系,助你们进入延安。」
   他看着我们,笑着说:「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他说,「我牢记住自 己的革命理念,一切自力更生。现在,你们也该出去闯一闯了。」
   喜饶和我都非常激动,又充满热忱。我们举手发誓,将做终身的同 志,绝不放弃为实现革命理想而奋斗。我们不愿继续空等,决定设法尽 快抵达西安。叶剑英给我们每人四百五十元,可以说是一笔巨额旅费。 很快我们就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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