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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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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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就要挨打

   反动就要挨打

   

   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观点非常流行,其实不然。经济科技军事的落后,未必挨打。在文明正义渐趋上风的时代,经济科技的落后更可能获得外援。文化政治制度的落后反动,才最容易挨打。反动就是反道德、反文明、反人道、反人类而动。落后容易反动,反动必然野蛮,野蛮导致邪恶,邪恶迟早要挨打。

   

   邪恶吃亏和挨打,原是咎由自取,理所当然。可它们总是以为自己挨打是因为武力不足,所以拼命练武,军事至上,遭到的往往是各种形式的打击,直到灭亡。即使没有遭到外来军事打击,也会因众叛和内乱而崩溃,前苏联就是最好的例子。

   

   文化道德反动,必然导致政治制度的落后,进而导致经济科技的落后---纵然一时加速,也缺乏后续力量,难以为继。五四倒孔反儒是最大的文化道德反动,导致邪说泛滥、国格堕落、官德不良、民德败坏就是其必然的结果,这是百年来中国灾难深重的根本原因。

   

   所谓“新文化”,其实是沉滓泛起和毒品西来。法家是历史沉滓,民主主义平等主义集体主义是西方毒品,平均主义民粹主义及民族主义即是沉滓又是毒品,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都是邪说。它们不仅与中华文化背道而驰,也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注意,民主平等本是好东西,一旦本位化即主义化,就与极权主义相辅相成。马列主义乘虚而入,极权主义借机而起,势所必然。

   

   反儒崇马,是双重的文化恶劣,可以快速制造大量反对正理、思想混乱、是非混淆、善恶颠倒、言行乖张的劣人。这种人是极权主义最好的政治社会基础,劣人社会与恶政劣制相辅相成,天然配套。

   

   善恶一旦颠倒,道德必然败坏,无异自侮自毁自伐。自侮之人、自毁之家和自伐之国,很难获得尊重关爱,但很容易受到别人的侮辱、毁弃和侵伐。孟子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孟子・离娄上》)

   

   五四至今,中国的命运、无数人和家庭的命运之所以悲惨,都可以从孟子的这段话中找到答案。盖倒孔反儒是最严重的文化自侮、道德自毁、人性自残和国命自伐,招致空前严重而持久的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理所当然,在所难免。先是军阀内乱,继而日寇外侵,继而北狄猾夏, 寇贼奸宄。究其原因,无非自作自受,所谓恶因恶果。

   

   外患通过内患而起作用。倒孔反儒,上慢下暴,小人得志,盗贼纵横,举国若狂,自招其盗,不亦宜乎?《易经解卦六三》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系辞上》解释说:“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个体命运取决于个业,家族和国家的命运,分别取决于家族和国家的共业。政治罪恶累累,社会恶业深重,国家的命运怎么可能好呢。《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坤文言》)改家为国,同样成立。

   

   从五四至今,中国积恶甚深,余殃不断,后患无穷,不卜可知。可惜国人至今依然沉浸于小人式的怨责仇恨之中,无力进行认真深入的反思,更未能迅速弃马归儒改邪归正。呜呼哀哉。

   

   或问:“清朝是儒家王朝,尊孔尊儒,为什么也会政治无道,制度落后?”答:清朝是异族政权,虽然尊儒,私心仍重,至始至终,儒家文化未能“化”去清朝政治的满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深度影响了民本和王道思想的落实,严重阻碍了清政府向“君主立宪制”转型和改良的与时俱进的脚步。

   

   另外,慈禧当国,牝鸡司晨,完全违反儒家政治原则。《尚书•牧誓》说:“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云。孔安国注云:“索,尽也。雌代雄鸣则家尽,妇夺夫政则国亡。”而“惟妇言是用”是纣王罪行和武王革命的理由之一。

   

   慈禧的牝鸡司晨更加登峰造极,也就将清朝推向了中华的对立面。更为严重的是慈禧杀害了“戊戌六君子”,与儒家改良派彻底决裂,自绝于儒家,自绝于中国,自绝于天下,挨打并被孙中山一打而死,不亦宜乎。固执满族主义不放,终于亡于汉族主义革命,亦可谓报应不爽。2015-3-10

   首发于《南华早报中文网》,发表时标题被编者改为《看不清潮流就要挨打》

(2015/04/3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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