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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浩成的人生境界

于浩成的人生境界


嚴家祺


    拜讀浩成兄回憶嚴秀曾老的文章,感觸很多。我與曾彥秀(嚴秀)差二十多歲,對『延安整風』、對反胡風、反右沒有親身感受。在八十年代『反自由化』運動中,在受到衝擊後,才注意到,老一代共產黨的『自由化分子』,不同程度上都是『延安整風』的受害者或批判者。
    浩成兄今年九十,我看到他在共識網上慈祥的面容和近期的文章,我覺得他已達到老人的『最高境界』——慈祥、寬厚、公正、博聞。(博訊·博客 2015-3-16)
   于浩成的人生境界

   (圖)攝於1994年 New York Brooklyn嚴家祺家 自左至右:嚴家祺 于浩成 李洪林

于浩成:沉痛悼念严秀曾老


   2015-03-09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于浩成口述 史义军整理 2356次点击:我要评论
    在做人方面,曾彦修是少数从延安出来而头脑清楚,能保持独立思考和具有自由精神的少数人之一。他对于延安整风那一段经历,也是有深切感受的,始终持批判的态度。
   
   于浩成
    昨天上午,即3月4日,女儿于东打来电话告诉了我曾彦修老去世的消息。后来从《北京青年报》上看到曾老终年是95岁。但他患了什么病,这些情况报纸都没有介绍。
     今天,胡少安来电话说,早在前天就已获知曾老去世的噩耗,因为怕我突然听到后过分的悲伤,所以没有告诉我。
     就在不久前,我还和胡少安、史义军商量,是否请曾老为我已经编好的,即将付印的家父的《董鲁安文集》题写书名,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曾老去世的消息来的确实太突然了。
     曾老的去世是当今思想文化界一个重大的损失。
   曾老不管是在为人方面,还是在做事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而且可以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做人方面,他是少数从延安出来而头脑清楚,能保持独立思考和具有自由精神的少数人之一。听说他在去世前,曾经讲过他的一生没有整过人,并且感到十分自豪。在反右运动的时候,为了完成指标,他竟然把自己划为右派,以免伤及其他无辜的同志。他对于延安整风那一段经历,也是有深切感受的,始终持批判的态度。
     1949年以后,延安整风那一套,又推广到全国。历次政治运动对于国民中的精英——知识分子的迫害和整肃,比延安时期不知要厉害多少。历次运动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带来多么重大的损害无法估量。我们民族的生气被压制了,这是我们那一代老人中具有人文思想的人的共同的感受。
     我和曾老的相识是在1979年全国理论务虚会以后。1979年底中宣部搞了一个双周座谈会,也叫理论座谈会,应邀参加的人的规模少多了,但是曾老和我也都被邀参加了。在会上曾老的发言很有特点,他对出版很在行,那时我也在出版单位,对他很是钦佩。那时,我和沈昌文来往较多,因此也常去朝阳大街166号,有时候也到曾老的办公室小坐,这样就逐渐的熟了起来。
     1981年8月,我们还一同参加了在北京中南海召开的“讨论邓小平同志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讲话记录座谈会”,我们都在第一组,我这里有当时写给单位的会议记录:
     这次座谈会从八月三日开始,八月八日结束,一共六天,八月三日下午在怀仁堂开大会,会上发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记录》(七月十七日小平同志找王任重、朱穆之、周扬、曾涛、胡绩伟五同志谈话),胡耀邦同志在大会上讲话,谈了六个问题(文字稿即将发来),四日起开小组会,一共分了七个组:
     第一组 理论工作者、西南
     第二组 新闻工作者、东北
     第三组 剧协、影协、华北
     第四组 作协、华东
     第五组 文联、中南
     第六组 出版工作者 西北
     第七组 军队
     (参加会议的一共三百二十多人)
     八月七日下午大会发言,有刘道生(北京市委)、陈沂(上海市委)、姚雪垠(作家)、赵杰(武汉军区)、钟沛璋(共青团)五位同志。八日上午大会发言有夏衍、周扬、于光远、朱穆之四位同志。
     八月八日下午大会,由胡乔木同志作总结报告,讲了三个小时,一共五个问题(文字稿即将发来)。最后由习仲勋做简短讲话后结束。
     会议期间,晚上放了一些电影,其中包括《太阳和人》。小组讨论的简报只发给组长,我们没有看到,我参加了第一组,组长是李启明(云南)、杜心源(四川)、于光远。四川的两位作家艾芜、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作者)在第一组。这一组还有社科院的孙冶方、冯兰瑞、邢贲思、严家其、董辅礽。中央党校李荒、阮铭。《人民日报》王若水、汪子嵩、何匡,《红旗》林肖硖。《中国青年报》钟沛璋。国家科委吴明瑜。教育部李正文。人民出版社曾彦修。中宣部韦明、洪禹、李洪林等同志。
     在会议期间我也在日记中做了一些记录,如:  8月6日上午,在中南海开会,传达议程有变动,会期延长两天。严家其在发言中提到《正处》一文划分两类矛盾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很不好办。曾彥修插话认为应研究,于浩成也讲应研究。
     曾老作为一个出版家,同时又是个很有成就的杂文家,他八十年代杂文的产量是比较大的,最早引起我注意的是他有一篇谈布拉吉的,就是谈外来服装的杂文,那会儿他就用严秀这个笔名,彦修就是严秀,那篇文章当时给我的印象比较深。
     多年前,曾老写过《审干杂谈》,要我在群众出版社给他出版,他这篇著作,是对延安这一段整人历史的深切的反思,他后来又写了《天堂往事略》,揭露苏联的暴政。
     在做事方面,他找到了杂文这样一个揭露时弊,保卫民众的生命、财产、言论等自由权利的这样的一种手段。众所周知,杂文一词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有的,并且流行的。鲁迅从第一本杂文集《热风》,到去世前出版的《且介亭杂文》三集,都是有力的一种抨击时弊的武器。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就用匕首来比喻杂文,当然这不是提倡武器的批判,而是把杂文作为批判的武器,也就是提倡君子动口不动手。作为杂文的大家,曾老自己在这方面不仅有突出的成就,而且他还同牧惠,也就是《红旗》的林文山一起,借编选新文学大系杂文卷的机会,编选了当代杂文选粹,交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选粹一共出了三集,听说第四集也出版了,但是我始终没有看到。其中第一集编选了我的杂文。而且与巴金等一起收入这个选粹中,这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殊荣。曾老不但自己是散文和杂文大家,而且他还用这种方式培养了很多年轻的散文作家,杂文作家。
   
     大约在八十年代,《人民日报》的刘甲和其他一些人,说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现在需要的是新时期的杂文,其意思很明显,就是将杂文作为抨击时弊,保护人民的这个工具,变为歌颂现实的一种手段,当时曾老和牧惠针锋相对的对这种主张加以批驳。 
     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期间,曾老、牧惠曾找过我议论,申请在作协成立杂文学会,因为种种原因这个学会没有成立起来。
     后来北京市成立了一个杂文学会,因为是地方性的,曾老和牧惠都没有参加。他们让我参加,因为借这个平台可以跟刘甲他们讨论一些问题。在这个会上,我被推选为副会长兼副秘书长,刘甲则是秘书长。
     1989年6月我被隔离审查,关了一年半之久,1990年12月29日才解脱。那时我住在方庄芳古园十三号楼的最高一层,就是在第十八层居住。使我非常感动的是有一天,曾老、牧惠在胡少安的陪同下,到我新的住所来看我,不巧那天电梯坏了,结果他们竟然爬到十八层,曾老那时已经年过七旬,这个确实使我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和鼓励。
     关于曾老来看我,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回家以后》,内容是这样的:
     我家新近迁入的方庄小区是一个正在兴建,尚未完全竣工的住宅区。从前这里是一片矿野荒郊,仅有庄稼地、坟茔和少许村落,现在则已是座座高楼耸立,不少住户正在陆续搬迁进来。由于尚未通邮和安装电话,粮油副食和百货商店都离得较远,因此这里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还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我除了有两次挤上公共汽车到市区逛书店,买几本新书回来以外,平日很少出门。然而,不知怎么闹的,我获释返家的消息却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不少亲友都听到消息,有一些竟然打听到我的新址前来看我了。这样一来,我更不敢外出了。因为亲友们大老远跑来,原准备获得阔别几年后重逢畅谈的喜悦的,如果在好不容易找到家门之后却又吃了闭门羹怏怏而去,未免太对不起人。
     然而,另一种对不起人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由于国产电梯质量太差,坏了好几次,时常需要停机修理,又因为管理不善(虽然新近派来三位开电梯的女工,但电梯经常仍是由房客自行操纵,她们的工作不过是躲在一间房里休息。更糟糕的是每天上午十时二十分至十一时、下午四时二十分至五时,他们借口是吃饭时间,还要把电梯门锁上,停止使用。在这期间,住在高层的老人或来客如要上楼只好在楼下苦等了,因此来客找我有时不得不步行爬到十八层楼上来。有一次一位称得起德高望重,年逾七十,身体不太好的著名杂文家(曾彦修,笔名严秀)来访,他来寒舍对我来说不啻“高轩过”,而恰逢电梯停驶,他同牧惠兄竟然不得不在多次停住喘息以后才爬上十八层楼来,这真使我抱歉万分。当天下午吴祖光大哥来,当告辞下楼时又遇电梯失灵,我只好陪他一路走下来。但这几次倒霉事后我这做主人的只能连连道歉不迭了。
     此后,又有王若水、冯媛、高尔泰、李慎之等人也跑来看我。
     2005年1月,我在滞留美国十年后,返回北京定居,当时,有人散布了一些流言蜚语,对我进行造谣中伤,他们说为什么刘宾雁、戈阳回不来,为什么唯独我于浩成回来了。有人甚至说于浩成本来就是公安部派出去的。当时曾老住在方庄,与我住所很近。所以我时常去看他,我也同他谈了我回来的一些情况。他后来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他说,经你说明,我完全弄清楚了。在这封长信中,他还让我帮忙提供关于批判维辛斯基的资料,他正在写一本《天堂往事略》的书,正好我在八十年代曾与崔敏一起写过关于批判维辛斯基的文章。维辛斯基当时作为苏联的总检察长,他竟然主张对于犯人定罪是不需要证据,只要有口供就可以,这完全给刑讯逼供开了大门。康生在中国搞的就是这一套。康生在延安的时候,后来在文革当中,都曾经讲过,他说,只要我看你这样子,我就知道你是个特务。
     后来曾老就由方庄搬到了林萃路,这样来往就少了。但是我还是去看过他,主要是为了出版我父亲的诗集的问题,为了找一个出版社能够出版托他想办法。近几年,因为彼此岁数大了,来往就比较少了。这次他的去世,事先一点没有消息,也没有得到他患病的消息。所以让人感觉到十分突然。我觉得他在此时此刻去世,确实是中国民主进程和文化事业的一个重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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