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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认错是改革的前提

   胥志义:认错是改革的前提
   
   改革实质上是开新政,开新政的一个前提是否定旧政。如果旧政一切很好,那就不用改革。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正是对旧政的否定。平反冤假错案,是对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否定,给地富反坏右摘帽,是对阶级斗争治国方针的否定,实行农村承包制,是对农业生产集体化行政化的否定,允许个私经济发展是对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等等。也就是说,49年建国以后,特别是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到文革结束,政府的执政方针,政策,并在此方针政策下形成的管理组织结构如人民公社,指挥的生产活动如大跃进,发动的政治运动如反右等等,都是错误的。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了。不否定这些错误,就不可能有改革。所谓“拨乱还正”的前提是“拨乱”。
   
   当时如何否定旧政?首先是实事实说。比如文革“整了一亿人,浪费八千亿人民币”,“国民经济处于崩溃前沿”,就是实事实说,比之掩盖灾难,虚夸大平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能够直面现实。没有实事实说,如何否定旧政?其次是回归常识。比如农民家只能养三只鸭,养五只就是资本主义,比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比如“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些观念已经脱离了人性和人的基本常识。没有人性和人的常识的回归,如何否定旧政?再次是政府和官员认错。邓小平带头认错:“我就犯过错误”,“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所以当时有“对半开”,“四六开”,“三七开”等等的用语。虽然这种认错羞羞答答,不够彻底,但不认错就不能否定旧政。政府认错是否定旧政开启改革的关键前提。


   
   目前我们的改革,是想建立在不否定旧政,不认错的基础之上。改革只是撤一个部,并两个局,或者增加国企利润上缴比例等等这样的调整。这能叫“体制”改革?所以,市场配置资源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提出,依法治国更早,八十年代政府就信誓旦旦。而过了二三十年,我们还在开会,还要作“决定”。说明市场经济远未建立,依法治国更是渐行渐远。为什么?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八十年代的认错不彻底,导致改革不彻底。二是对只改一小部分体制后的所谓“中国模式”高度认可,“现在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中国崛起了,世界老二了”,既然这样,那就不用去改革,还开什么会,作什么决定?
   
   中国要启动真正的体制改革,就要否定在九十年代后逐步形成的“中国模式”,而这种否定,必须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样,由实事实说开始。歌功颂德永远不会有改革。中国目前的问题绝不是个别局部问题,已到了可能“亡党亡国”,需要“壮士断腕”的地步。已到了维稳经费超军费,政府的大部分工作是“救火”的地步。中国现在的问题。与文革结束时有很多相仿。
   
   A,经济处于崩溃前沿。房地产危机,债务危机,超发货币引发的通胀危机,以及环境恶化的危机,正处于全面暴发过程中。中国GDP可由货币堆积起来,也可由货币打入深渊。中国以前所有能够提升GDP的措施,如四万亿,现在都成为诱发经济崩溃的原因。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也处于崩溃前沿,虽然现在的经济与那时的经济不处于同一水平,寻致可能崩溃的原因也不尽同,但经济岌岌可危,却是同样的现实。
   
   B,民间积怨甚深。那些下岗工人;那些失地农民;那些因思想信仰获罪之人;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民众干部;那些因谋生,因上访,而被打,被劳教,被精神病的人;那些私有民营财产被无端剥夺的人等等,已经构成中国目前社会动乱的根源。文革结束时,也有地富反坏右,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阶级敌人,有投机倒把分子等等。从人数上看,现在对政权抱怨之人,决不会比文革结束时更少。
   
   C,腐败已经到了天怒人愤的地步。中国模式的特征是权力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这为掌管权力的官员谋求个人利益提供了从来没有,世所罕见的广阔空间。官员通过权力集敛的财富,不仅其数额令人咋舌,而且普遍性也达到登峰造极,并由官场向社会漫延。这一点与文革结束时不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激发了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九十年代后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则带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权力通过审批寻租,出卖资源,垄断市场,中国由放松管制扩大自由带来的的发展成果,大部分被贪官掠夺和政府消费所抵消。中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不是依靠创造财富而是依靠权力掠夺的食利集团。
   
   如果我们不直面这些问题,一味的掩盖,“形势大好,不是小好”,那怎么可能有真正的改革?中国要么走向沉伦,要么走向革命。这些问题的出现,显然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政府的执政路线,方针,和具体的执政方式,包括一些所谓的“改革措施”相关。也就是说,政府在这些年,犯有重大错误。如果不承认错误,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有人说,这是体制变革过程中的矛盾和阵痛。如果说由计划价格转变为市场价格带来“官倒”是体制变革的一时混乱,那长期间的强征强拆,并由此带来大规模的官民矛盾,如何是体制变革过程中的矛盾?有人说,这是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过程中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我们不是认识到了环境污染的危害,要“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吗?但现在环境污染不是一天天在扩大吗?我们走的是为了GDP纵容污染,而且似乎是为了GDP不想治理的路,怎么不是政府的责任?有人说,这是西方敌对势力,为了不让中国崛起,围剿中国带来的。但中国不融入世界经济,中国能够取得现在的发展成果?经济全球化确实会带来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这很正常,如何能扯到“敌对”上去?用一个莫须有的敌对势力来为政府推卸责任,就象当年用“苏联逼债,自然灾害”来为大跃进造成饿死人推卸责任一样,是那些不愿承担责任的官员杜撰出来的。
   
   据说党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现在则是考验党的时候到了。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否定旧政,开启新政,党便能浴火重生。但党能认错吗?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些党的领导层,制订政策的人,执政的人,他们代表着党,他们不认错,党就不会认错。现在有没有人象当年的邓小平那样,有勇气承认:“我就犯过错误”?恐怕难上加难。不要说承认错误,每一届的政府,都要摆功,还要作一些与实际执政不同的空洞决定,要青史留名。那现在这么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如何解释?谁来负责?
   
   认错难,首先在于这样一种逻辑:党不能认错,如果党认了错,党就跨台。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党捡讨,党认错,党跨了吗?相反,党认了错,并改了错,如平反冤假错案,给地富反坏右摘帽,反而给党带来新的威望,84年,北京大学生打出标语“小平你好”,正是发自人民内心真实的呼声。党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任。不认错,便无法改正错误,反而最终会带来党的跨台。认错难,还在于官员怕追究责任。我们确实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于这一段时间内,出于个人私利的决策错误一定要进行追究。对一些出于认识上的错误带来的决策错误或可不追究个人责任,但前提是认错。因为认错关系到中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我们能够为了个人面子,置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于不顾吗?
   
   没有认错,便没有改革,开几个会,制订一打文件,在语言上作游戏,误党误国。“以前是让市场配置资源,现在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进行这样的语言游戏有意义吗?中国如果不否定旧政,不认错改错,不对体制动大手术,“复兴”呀,“崛起”呀,难免变成“梦”。
(2015/03/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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