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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正义与秩序

   胥志义:正义与秩序
   
   
   常常看历史书和历史故事,总会有这样的情节,一些官吏或需为民办事如赈灾,或需遏制豪强如惩贪,遇到阻力特别是皇帝的阻力时,往往会说:“如果激起民变怎么办?”,而这句话往往也能消除阻力,使事情办成。究其根源,是因皇帝可能有开缰辟土,文治武功等目标,但最重要的目标是皇权永固。多数皇帝都明白水能载舟亦能复舟的道理,特别是那些曾作复舟之人的开国皇帝。用会激起民变作为办某事的理由,确实能击中皇帝的软肋,说服皇帝作出让步。
   


   当然,这类官吏有两种,一种是基于人性中朴素的正义感,为民办事,铲除不公,但迫于现实,用公平正义的道理去说服皇帝,并不管用,用皇帝的利益去陈明利害,容易见效。一种是站在皇家的立场上,某事是否要办,不是从公平正义,而是从是否会激起民变的角度去看,如果确实会激起民变,损害皇家的统治,而皇帝并不明了,则痛陈利害。历史上那些以死相谏的“忠臣”,就属这类。两种官吏都会为民做些好事,但目的显然不同。前者是以公平正义为目的,激起民变云云,只是说服皇帝的方法,而后者目的在于维护皇权,公平正义倒在其次,如果某事不会激起民变,或激起的民变不足以构成对皇权的威胁,即使符合公平正义,他们也不会去办。显然,在中国几千年的帝王时代,前种官吏极少,后种官吏甚多。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治理文化而非是价值文化。治理文化研究推崇的是秩序,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种秩序,讲究的谁服从谁,而非是一种人权与平等,与价值文化研究推崇的人权理念公平正义相距甚远。治理文化也会发育出某种民本思想,但这种民本思想是基于统治秩序的维持,而非是秩序建立的基础,即秩序在先,正义在后。所以,治理文化发育出的民本思想是有限的,它无法演变为一种正义性秩序建立的基础。因为按照正义在先的原则,对于不合乎正义的秩序是可以摧毁,可以革命的。治理文化发展的颠峰,或者说聪明的治国技能,是在维护统治秩序与民本思想之间取得平衡。封建士大夫所谓的“治国平天下”,讲究的就是这种智慧,这种技能。直到现在,我们有人说到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去分析这种贫富差距是否合正义性,怎样清除不合正义性的贫富差距,而是在研究这种贫富差距是不是达到老百姓造反的底线,即是不是会危害到秩序。可见秩序在先正义在后的治理文化,仍深存于现代中国。
   
   “稳定压倒一切”,就是这种治理文化的典型表现。稳定是秩序,为了秩序,有时也必须实现一些正义,但只是以不激起民变为目标。所谓“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不是民众刁滑,而是官员思路。现在的官员,解决民众的某些诉求,首先不是从这些诉求是否合正义性出发,而是首先考虑这种诉求是否压得住,压得住不解决,压不住则解决;是否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包括国际影响,造成影响解决,不造成影响不解决;是否可能产生连锁反应,产生联锁反应解决,估计不会产生联锁反应,或认为有能力切断这种连锁反应,则不解决。官员的能力高低,就是表现在对这种“稳定”的预期判断上。官员们的工作策略,舆论应对,强制手段运用的轻重缓急,等等,都反映官员的这种水平。那些能力低下,应对不当,“激起民变”的官员,都会被“稳定”一票否决。“表哥”的处理,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他贪腐,谁叫他不捡点,过份张扬,以至“激起民愤”哩。而党校所谓的培训和学习,更是这种能力的训练。
   
   但这种能力越高,执政能力越差。它或许能带来一时的稳定,却掩盖起码是冲淡了执政的根本目的。执政的根本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公平正义。如果天天考虑稳定,官员脑子里的正义意识日渐谈薄。比如现在政府在处理一些官员的负面行为时,过多的考虑党的威信,或政府形象,或领导面子,处理起来正义的旗帜不鲜明,处处显露出“救火”的思路。我们很少看到官员特别是高层官员,就具体的某一腐败事件,或某一不公正事件发表过指责的文章讲话,并参与公共社会事件的讨论,而只有一些空洞抽象的口号,令人很生怀疑,官员常识性的正义之感究竟还有多少?倒是一位退体的副省级官员,用专车带失地农民上访,显露出一种朴素的正义感,形象一下子就超过了那些空喊正义口号的官员。自我定位为“人民公仆”的官员,不需那种维稳的“高超能力”,不需那种“掌控全局”的“运筹帷幄”,用常识,用良心,用朴素的正义感去解决具体的问题,去推动体制变革,就是能力,也是形象。
   
   “改革在与革命赛跑”,是不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是。如果不能通过改革实行公平正义,革命终将到来。但这句话明显具有规劝当权者的用意,与“忠臣”谏皇帝有某些相同之处。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是为了经济更快发展,人民自由幸福,社会公平正义,所以改革不是因为不改革就会产生革命,而是社会进步的要求。“改革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明显的就是秩序在先,正义在后的思维。因为所谓的风险,实际上反映的是秩序,包括统治者稳固的地位。即便社会存在不公,只要不会“激起民变”,似乎也不用改革。改革建立在不改革就会产生革命,就会关乎丢失政权这样的理念之上,改革怎么可能彻底?我们就会在民意的压力下,改一改,停一停,而缺乏目标和坚定的信念。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八九”事件的影响,党内有一种“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是主要矛盾”的思想,邓小平针对这种思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如果不能把经济搞上去,就让它和平演变掉算了”,这句话极具震撼力,反映了一种大气魂。现在的情况与那时的情况当然不同,既有发展不足的问题,也有发展以后的问题,而且问题的严重性绝不亚于那时。当此时刻,我们多么希望有一个新的讲话和思惟:如果不能清除腐败,如果不能保护人权,如果不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那就让它和平演变掉算了。
(2015/03/1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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