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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中美贫富差距的区别

胥志义:中美贫富差距的区别
   
   一: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畸型的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5,比美国的0*4还要高。美国的自由经济主义占主流,二次分配的调整政策没有欧洲的幅度大,中国则基本上没有二次分配的调整。所以,抛开二次分配的调整不谈,中国的基尼系数也不应超过美国,为什么?

   
   1,在私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资产收入,是其产生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资本主义国家经过长期发展,个人手中掌握整个国家的主要生产性资产,包括土地。绝大部分的生产性资产归个人所有,资产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出现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社会主义理论,也是以此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私有经济虽然获得高速发展,但全国生产性资产的总量中,国有资产仍然占据大部分,那些资本密集性行业,大多为国有企业或外资企业。中国个人手中掌握的生产性资产占全国生产性资产的比重,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少很多。大部分的资产收入是国家收入而不是个人收入。而且中国的土地归国有,土地收入也是国家收入,而不是个人收入。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逻辑,即使中国现在已经允许资产收入存在,由于个人拥有的生产性资产占全国生产性资产的比重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大,贫富差距也不应超过资本主义国家。
   
   2,美国是资本技术输出大国,全球化给了这些资本技术获取更高利润的空间。由于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会带来经济要素的跨国流动。同时这种经济要素的流动,又会均衡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但在国家主权对市场进行分割,经济要素流动受到阻碍的情况下,国家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可能被拉大。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铁幕”,阻碍了经济要素的流动,拉大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最突出的表现是,人民收入出现高达十倍以上的差距。人民收入差距也是劳力成本差距,苏东巨变与中国的开放打破了这个“铁幕”,给了美国资本向劳力低成本洼地流动的可能性和广阔空间,因而这些美国资本可以获得比在本国投入更高的利润,美国的这些富人因此更富。同时,美国资本低成本选择的投资,潜在的减少了本国的投资,遏制了制造业的发展,缩减了美国的就业机会,可能扩大贫困群体。所以,打破“铁幕”是全球化的一个跳跃式发展。所谓跳跃式,一是封闭的时间很长,带来差距的巨大,二是封闭是在很短时间内解除,在封闭解除的最初一段时期内,必然带来拥有雄厚资本技术的美国富人更富,美国的贫富差距必然扩大(随着经济要素流动的均衡作用,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劳力收入即劳力成本也会提高,美国资本在劳力低成本国家的收益会出现边际递减,但在打破“铁幕”之后的一二十年,仍是美国资本的高收益期)。而美国基尼系数仍然没有超过0*4,比基本没有资本技术输出的中国0*5还低。(中国也有一些资本输出,但大多是国家而不是个人资本输出,主要是为了取得资源,而且不是向成本低洼地的流动,不可能带来利润的大幅增加)
   
   3,在市场经济中,大规模系统性新技术出现的最初一段时期,会带来贫富差距的扩大。新技术与资本相结合产生的新产品,因其刚出现时的高价格,会使技术与投入此一技术的资本获得巨额利润(包括出卖技术的收益),由此会迅速扩大社会贫富差距。近十来年的技术进步,莫过于信息技术的突破及其在实用领域的扩展,而美国在信息技术的突破和应用过程中,是主力军,大部分的技术由美国创新,美国人因技术创新获得的财富比任何国家都高,但这只是美国少数技术和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大部分的美国人民并不能直接获得这种收入,从市场逻辑上看,美国的基尼系数应该比任何国家高,但它仍然只有0*4。而中国并没有什么能够获得巨额财富的技术创新,和拥有创新技术的个人,基尼系数却超过0*5。
   
   显然,上述市场与私有制经济中可以拉大贫富差距的三个主要因素,中国都不具备。中国改革开放后,由于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会产生贫富差距,但绝不会比那些长期实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国家更高(不考虑二次分配的调整),更不会比美国更高。我现在仍然找不出能够使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5的市场因素和私有制因素,唯一的解释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由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而是由权力带来的。这也是大多数国人的认识和现实。比如,我们有的网友搜索到,中国的亿万富翁百分之八九十是高干子弟,明显与他们的权力背景有关,还有众多的中国学者从中国强势企业的结构等方面,分析出中国挣钱莫不与中国的权力和行政垄断相关,也证明了中国贫富差距主要根源于权力生成。(这种论述和例证很多,这里我不多言)
   
   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产生的贫富差距,与权力生成的贫富差距存在明显的区别,权力生成的贫富差距是畸型的。
   
   二:市场经济产生的贫富差距更合乎社会伦理
   
   权力是一种强制力,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本身并不可能创造社会财富,如果运用强制力去获取利益,只是一种社会财富在社会个体之间的转移,是掌控权力者把他人创造的财富通过权力的强制力转变为自已所有,完全是一种压迫和剥夺,所以并不符合社会伦理。这种贫富差距也是产生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
   
   技术生成的贫富差距,是有人创新,有人没创新带来的贫富差距,创新者通过技术和技术产品市场获得比其它人更多的收入,无疑是合理的,因为由于技术的产生和应用,可使社会财富大幅增加,技术创新者获得的收入,是增加的社会财富,是广义上的按劳分配,所以由技术带来的贫富差距符合社会伦理,也符合我们一般的认知原则,这个可能争议不大。我们“仇富不仇袁隆平”,正是这一认识的体现。
   
   由资本利润生成的贫富差距,则存在争议。通常我们说资本利润是剥削工人所致,此议有赖具体分析。资本介入现代生产,是源于机器生产和规模经营,机器生产和规模经营可以使生产效率呈几何级数提高,或者说,可以使社会财富呈几何级数增加。所以,资本利润,是由其参与生产,并因其参与而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带来的,资本利润是社会增加的财富中的一部分,因而是合理的。当然,现代工业生产,是资本,技术与劳动相结合的组织化生产,财富由资本,技术与劳动共同生成,要在资本,技术与劳动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可能不尽合理,资本利润过高而劳动报酬大少,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机制来促使其不断走向合理化,但并不是资本不能取得利润。显然,资本获得的利润比权力通过强制获得的收入更合符社会伦理。一个通过资本和资本经营获得巨额收入的人,即便他在企业的分配中利用资本权力,挤占了技术劳动的收入,使分配不尽公正,也与那些完全通过权力和暴力取得的财富,更为合理,更能为人们的认识所接受,其根本原因是资本收入是社会增加财富中的一部分,而权力没有增加社会财富,是从别人手中夺来的。
   
   经济发展常会在地区行业之间产生差异,由此带来经济要素价格产生差异。商品匮乏与过剩,会带来商品价格差异,人口密度和利用水平不同导致土地价格差异;收入水平不同导致劳力工资或劳力成本差异;资本盈余或稀缺导致资本利润差异;技术水平高低导致技术价格差异等。要素价格差异推动要素流动,流动过程中也会产生贫富差距(要素价格差异带来获得利益的可能,而利益追求则导致要素的流动),但这种经济要素的流动,可以均衡要素价格和要素分布,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和过程,因而在其均衡过程中产生的贫富差距(尽管这种流动并不是社会财富的增加),也具有合理性。比如,美国资本技术向中国的流动,虽然使美国资本技术因中国的低劳力成本,低技术水平获得巨额利润,却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本技术瓶颈,可以大大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均衡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当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缩小时,中国技术进步导致两国技术水平差距缩小,中国人民收入揭高导致两国劳力成本差距缩小,则经济要素流动因价格差异缩小而趋缓,市场机制的均衡作用得到实现。所以,通过要素价格差异追逐并获得高额利润,正是市场机制能够发挥均衡作用的动力,由此产生的贫富差距也是必要的。
   
   其实,贫富差距的合理性比贫富差距的大小更重要。市场经济产生的贫富差距因其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与权力建立在强制基础上产生的贫富差距,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同样的贫富差距,由于生成的根源不同,带来人们对其的认识不同。香港的收入差距也很高,基尼系数也超过0*5,但它是一个世界级的金融和贸易中心,是推动世界经济要素流动的一个中心点,有独特的经济特点,其贫富差距主要生成于一部分人在全球的资本运作和商品交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香港的基尼系数超过0*5并未受到过多的指责,也未产生大太的社会问题。而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5,则成了中国产生动乱的根源。中国人不是“仇富”,而是“仇权”。
   
   三:不同性质贫富差距的不同特点
   
   1,贫富差距生成的根源不同,导致人们的行为取向不同。当财富可以由权力生成时,人们便去追逐权力。中国历史上的皇权争夺,就是权力能够带来财富,以至于这种争夺充满血雨腥风,但权力并不会增加社会财富,人们绞尽脑汁去争夺权力,无法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相反,绞尽脑汁争夺权力,对绞尽脑汁去创新,用经济学上的一术语来说,具有“挤出效应”,所以必定遏制创新,使社会停滞不前。曾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在美国硅谷,只要有人在路上说一声我有创意,路边的树上立刻就会跳下七八个投资者,争相投资。而在中国,一个人只要有了权,就会门庭若市,不是有的厅长局长,向他送礼还要排队吗?这是什么差别?体制?文化?又会带来什么差别?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当民主制度不允许权力通过强制力获得利益时,人们要获得财富,必须走市场经济的三条途径,即创新,积聚资本,推动经济要素流动,这三条途径,在上一节中已作分析,都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有利。所以市场经济中人们追逐财富的动力,可以转变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动力。
   
   2,市场经济虽然会产生贫富差距,但市场机制本身具有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当某一产业资本获得高额利润时,其它资本就会涌入,从而会降低先入资本的投资回报;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当某一地区某一行业劳力工资很高时,其它地区其它行业的劳力就会流入这一地区和行业,从而遏制这一地区和行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同质劳动的收入趋于一致;商品的自由流动,使同样商品的价格趋于一致,从而使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包括资本技术与劳动的收入一致;等等。市场经济的常识和实践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在产生贫富差距的同时,也在遏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实际上,自由的市场经济从产生贫富差距的那一刻开始,同时也内生一种均衡机制,它通过经济要素的流动和价格的变化,遏制贫富差距的扩大,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会产生贫富差距,同时通过市场均衡机制的作用,又会缩小贫富差距。而贫富差距本身就是推动经济要素流动和价格变动的原因,也即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原因。社会就是在这不断产生贫富差距又不断被缩小的过程中发展。而且经济要素包括商品,生产要素,信息的流动越通畅,越迅捷,越广泛,贫富差距的缩小越快。按照这种市场机制均衡作用的机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内,经过市场机制的长期作用,贫富差距虽然不能被消灭,却是可能逐步缩小,而达到一个合理水平。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虽然有扩大贫富差距的各种因素,如个人拥有巨额资本,有一批拥有创新技术的个人,以及世界上还有一大批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给了美国资本技术拥有者发大财的广阔空间等,但它的基尼系数还是只有0*4,如果美国二次分配的调整力度更大一点,这一数据还会降低。而权力生成的贫富差距,并不具备自我调节的功能(民主制度具有调节功能,但民主制度也无由权力产生贫富差距的可能)。权力的垄断和强制,使权力生成的贫富差距具有不可改变,固化和持续升高的特征。最终会逼迫社会走向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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