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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胡平“专制就是垄断做好事的权力”


   

   
   (徐水良伯夷刘东等三篇)

   

   
   也驳胡平专制就是垄断做好事权力的荒唐观点

   
   

   
   徐水良

   
   

   
   2015-03-08

   我早说过胡平特点是好做惊人之论胡说八道,靠这种办法引人眼球。
   
   无论中外,从本质内容上说,专制的意思都是极少数人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不管什么政治权力,都垄断。无论是当时或者后来,某人或大家认为做好事的权力,还是当时或者或后来,某人或大家认为做坏事的权力,或者无所谓好事还是坏事的权力,专制者、专制暴君都垄断。他们不许别人拥有任何政治权力,而且,又往往剥夺别人的正常权利,无论是好、是坏、无所谓好坏,有时都剥夺。
   
   实际上,专制本质上就是坏事,专制制度使专制权力合法化,就是一种做坏事的权力。历史上专制的最大危害就是它做坏事,而不是做好事。
   
   正常社会,政府只有做好事的权力。但专制在历史上的最显著特点,不是拥有做好事的权力,而是专制者尤其专制暴君拥有胡作非为做坏事的权力。例如毛泽东搞土改、镇反、反右、集体化、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做坏事的专制权力,邓小平在邓式改革中大抢劫大掠夺、天安门镇压等等做坏事的权力。
   
   把专制垄断公共权力,说成就是只是垄断做好事的权力,这是就把专制这个定义变得异常荒谬,这是这个说法的第一荒谬;用这个说法掩盖专制暴君胡作非为做坏事的权力,这是第二重错误;第三,垄断权力属于政治含义,属于政治方面的事实性判断;好事坏事却是人们主观的道德判断。胡平论断就把客观概念变成主观判断主观概念,就是第三重错误。
   
   因此,把专制对政治权力的全面垄断,说成就是垄断做好事的权力,一是掩盖专制全面垄断权力的性质。二是掩盖专制本身就是做坏事的坏性质。三是把客观政治判断变成主观道德判断,就使专制这个概念失去了客观性质。
   
   此外,还有第四个荒谬,就是刘东质疑的,胡平掩盖和抹杀共产党专制就是把好事变成坏事的邪恶性质。但因为刘东已经详细说了,我这里不再重复。
   
   再补充一点,第五点,专制是垄断政治权力,能一定程度垄断做坏事的权力,但不可能垄断做许多好事的权力。
   
   比如,私人企业中,老板的权力,组织和领导生产、经营,必须做好事,老板的领导权,正常情况下基本上也是做好事的权力。政府就无法垄断,否则生产活动、经营活动,商业活动,就无法进行。学校校长和职员领导教育的权力,教师课堂上领导学生的权力,家长领导家庭的权力,正常情况下也是做好事的权力,这些权力,政府有可能干涉,但不可能垄断,否则,社会就瘫痪了。
   
   专制倒往往能一定程度垄断做坏事的权力。因为,如前所述,政治领域之外做好事,往往是法律、包括专制法律不得不允许的。在政治领域之外不允许做好事,那社会就没法运作,专制者难以禁止。相反,做坏事,却往往是法律和道德禁止的。那些胡作非为的坏事,只有专制暴君才能做。
   
   因此,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说的是最坏的专制。但一般情况,专制可以垄断做坏事的权力,因为放火这类做坏事的权力,被不受法律制约的专制暴君垄断。但难以垄断做好事的权力,要不许百姓做点灯这类好事,只有特别情况下才有可能,一般情况难以做到。
   
   因此,即使上面按胡平的思路好事坏事之类思考问题,那么,概括说来,专制能够垄断政治权力、公权力,无论是做好事,做坏事还是无所谓好坏,它都要垄断。但公权力之外,他只能一定程度垄断做坏事的权力,却不能垄断做好事的权力。胡平说专制就是垄断做好事的权力这个说法,也是很荒谬的。
   
   

   
   旁观者昏为胡平辩护常常缺点理性

   
   

   
   伯夷

   
   这里又是一个例子。对于胡平的“专制就是垄断做好事的权力”一文,老旁认为“我觉得胡平这句话说得一点儿错都没有。”
   
   胡平那文章没细读,大致看了一下,内容应该没大错,但标题却是错的。用“就是”一词相当于把“专制”跟“垄断做好事的权力”划上了等号,逻辑上就排斥了专制还有其他含义。内容不论,这标题本身就很误导,所以不能说是“一点儿错都没有”。如果用“专制垄断了做好事的权力”这样的标题才比较通点。
   
   胡平很多论述,论点很不严谨,逻辑不通。这是缺乏理论家素质的表现之一。
   
   

   
   刘东:专制真是垄断做好事的权力吗?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3月08日来稿)

   
   有人指出:海外民运正在和中共合流,不仅同流合污,而且歌功颂德,我看不无道理。
   
   最近有篇文章《专制就是垄断做好事的权力——看柴静的〈穹顶之下〉,我想到郑义的〈中国之毁灭〉》(胡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柴静的《穹顶之下》就赢得了两亿次点击,创造了网络传播的奇迹。
   
   有海外网友说,柴静这部片子“应该获得国际环保机构的大奖”,我随即跟帖:“郑义的《中国之毁灭》更该得”。
   
   是的,看了柴静的《穹顶之下》,我马上想到郑义的《中国之毁灭》。《中国之毁灭》是流亡作家郑义在一无资助,二无团队,单凭一人之力,用了5年功夫完成的一部40万字巨著。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是对中国生态环境现状的描述,其中不只谈到了空气污染,还谈到了水污染、土地污染等等;下篇是对生态灾难的制度分析,结尾两章是对国运的分析与预测。该书出版于2002年,距今已经13年了。
   
   看了柴静的《穹顶之下》,我不禁想,如果当年郑义有条件把他的《中国之毁灭》拍成电影,那又将如何?我们知道,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并荣获国际A级电影节(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故事片大奖的电影是根据郑义同名小说改编的《老井》,而这部电影的编剧就是郑义自己。我想,以郑义的才气,假如有条件,把他的《中国之毁灭》拍成电影,那一定会很震撼。
   
   如果郑义的书在当年就可以在国内出版,如果郑义有条件把他的书拍成电影又可以在国内放映,那么,它必将造成不亚于今日《穹顶之下》所造成的轰动,从而唤起国人--包括政府--对环保问题的强烈关注与投入;那么,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例如雾霾,定然不至于严重到今天这个地步。在这里,我们不只是为郑义扼腕,更是为国人扼腕,为国运扼腕。
   
   柴静的《穹顶之下》引来如潮的赞许,也招致一些批评和质疑。有一种批评很正确,也很有力;不过对这一种批评,对方也很容易辩护,很容易化解。
   
   比如说,有人批评《穹顶之下》回避了对政府、对体制的追究,但正如辩护者说的,如果《穹顶之下》明确提出政府的乃至体制的问题,像郑义的《中国之毁灭》,这部片子就拍不出来、放不出来了。不少人质疑柴静和体制的关系。不错,如果柴静不是曾经的央视出镜记者,如果她不具有由此带来的知名度以及和体制的良好关系,她不可能拍成这部影片;如果没有体制的许可和某种协助,《穹顶之下》不可能在网络上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但若因此便断定这部影片是“小骂大帮忙”,是为专制政权服务,便断定这部影片一定是部坏影片,那显然又是不中肯,不符合实情的。无论如何,《穹顶之下》是部好影片,它起的作用无疑是正面的。像柴静及其团队那样,尽量利用体制做好事,在道义上是无可非议的。
   
   应该说,上述辩解也很有力,很通情达理。可是,联想到郑义那本书的遭遇,你不能不感到还是有几分意气难平,你不能不感到这中间必定还有什么要紧的问题没有弄清楚。
   
   我曾经讲过,专制不只是做坏事,专制也会做好事;在专制下,人们不是只能做坏事,人们也可以做好事。问题是,专制之坏,坏就坏在它要垄断做好事的权力。它只准自己做好事,不准别人做好事;准确地说,它只准人们在它的许可下做好事,没有它的许可,你就是想做好事也做不成。为此,它就要打压那些想独立地做好事的人,它就要封杀那些人做的好事--这本身就是做坏事。事实上,专制做下的坏事,有很多就是因为它要垄断做好事的权力而做出的。一般人只知道专制之恶就因为它做坏事,他们不知道,专制之恶,也因为它做好事,因为它垄断做好事的权力。
   
   知道什么是“作威作福”这个成语的本意吗?“作威作福”这个成语的本意是:一切权力统统归王所有,一切恩惠唯有王才能施予。这就是说,只有王才能做好事。意味深长的是,渐渐地,“作威作福”这个成语的含义却发生了变化,它后来的意思是指横行霸道、骄奢淫逸。细细想来,这种词义的变化是那么微妙,那么自然,那么深刻,那么正确。它正好揭示出:权力导致腐化,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这就提醒我们,反对专制,不只是要反对它做坏事,而且也要反对它对做好事的垄断。
   
   不错,在现行体制下,一个人好像只有进入体制,至少是获得体制的许可,才可能做成一些好事。借助于体制,你甚至可能获得在自由社会中都难以获得的巨大成功。但我们必须看到,那正是体制给你设下的诱饵和陷阱。我们的责任正是要去改变它而不是去适应它。我们更需要开辟出自由之路。由于缺少最起码的自由--首先是言论自由,我们曾经付出无比高昂无比惨重的代价。郑义的中国生态危机报告被封杀十余年这件事则提醒我们,这样高昂惨重的代价我们现在还在付。
   
   路是人走出来的,走的人多了才成路,走的人少了成不了路。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对所有利用体制做好事的人予以肯定,但同时我们也要提醒他们,生于当代中国,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更多的人一道来做。
   
   ======
   
   胡平上面这篇文章,其实是对专制的阿谀。
   
   胡平上面这篇文章,是在误导人们对于绑匪心存幻想!
   
   专制真是垄断做好事的权力吗?
   
   专制政权做的“好事”真是好事吗?
   
   当然不是!
   
   吉拉斯指出:新阶级不退出,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
   
   新阶级不退出,任何好事只能变成坏事!
   
   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吉拉斯这个名字,并大致了解了他所著《新阶级》一书的内容。
   
   吉拉斯曾是南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二战后,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担任多项要职,一九五三年成为副总统兼国民议会议长,并内定为铁托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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