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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出身的共党,虐待农民最狠

2008-01-07

   

   最近这二十多年来,全世界都在面对一个全球人口增长的问题。而人口的增加,又使得专家们考虑到这个地球能否承受的问题。也就是说,自然环境与资源,究竟能够养活多少人口。几年前人口专家报出了在203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九十亿这个数字。很多国家的政府先后开始了研究本国的实际状况和人口增长的趋势,作出了经济、环境、资源等等方面的重大调整。每个人都要吃饭,这就是个再实际不过的问题了。土地、农业和粮食就成为了一个越来越受到特别重视的大事情。

   

   根据古籍考证,距今一万年前,整个地球上的人口大约不过两百多万。一万年后的今天呢,全球人口已经是六十六亿了。而且二十二年后,将成为九十亿。在中国,以两千两百年前的汉朝初期为例,那时的中国人口仅有一千一百万。到了三百多年前的清朝中期,中国的人口已经发展到了三亿八千万。有数据显示,在乾隆、康熙年间的太平盛世,清朝的GDP曾经占到全球GDP总量的50%左右。而一百多年后的清朝末期,中国的人口就增至到了四亿四千万。全国经济的增长部份呢,完全被增长的人口数量抵消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所提高。

   

   清朝灭亡以后呢,在中华民国的三十八年间,首先那就是长达十几年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而北阀的成功,统一了中国。刚刚平静了三年的中国,日本就又占领了东北,共党又在江西立国。至今许多人说是八年抗战,实际上中国人民是用了十四年的时间抗战,而后八年是指全面抗战的八年。仅在这全面抗战的八年中,中国人牺牲了两千三百万生命,阵亡的抗战将士们是七百万。

   

   抗战胜利后呢,共党为了复辟独裁、专制的统治,又发动了长达四年的全面内战。死于内战的军民至少两千多万,也有人说应该在三千万人以上。经过了这整个战乱的三十八年,中国的人口不减反增。

   

   在1949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就达到了四亿五千万,也有人说应该在四亿六千万。在1955年,中国的人口已经突破了五亿。而当时的北京大学的校长,著名的世界级人口专家马寅初教授,曾经对毛泽东提出过要控制生育,人口要作到有计划的增长。但被毛泽东的一句“人多好办事”驳回了,为此马寅初教授戴上了二十多年的右派份子的帽子。

   

   进入六十年代,中国人口达到六亿多。到了七十年代初,人口超过了八亿。八十年代末,共党说中国的人口是十亿七千万。实际上专家学者们计算,那时的中国人口至少在十二亿四千万到十二亿七千万之间。几年前共党又对外宣布说:中国的人口十三亿。似乎是共党在控制人口的增长上作出了好大的成绩。但是2007年6月,一份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流露出来的人口数字则是十五亿两千万。

   

   两千两百年,中国的人口就从汉朝初年的一千一百万,增加到了今天的十五亿两千万。从1949年的四亿五千万,经过了五十八年到了今天,人口就增加了十亿七千万,增长了二点四倍。由于人口的基数庞大,所以人口增长的数字也是巨大的。中国现在的人口总数比二十年前就增长出两亿五千万到两亿八千万。

   

   同样是二十年,日本的人口从九千多万增长到现在的一亿多;印度从八亿多人口到现在超过了十亿;而美国是从两亿四千万增加到了现在的两亿九千万;而加拿大是从两千九百万增加到现在的三千两百万。但是美国与加拿大都是移民国家,二十年间的移民人口占了人口增长的很大比例。

   

   从现在到2030年的二十二年里,中国的人口还将增加三亿八千万,达到十九亿。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问题:十九亿人民吃什么?

   

   由于共党控制的很严,我们只能从其它的途径得来的几个数字加以分析和研究,进行推断。1959年中国的人口六亿,中国便开始了接受世界无偿的粮食援助,每年达几百万吨。从那时开始至今的49年间,中国一方面接受无偿的粮食援助,一方面向世界购买粮食,而且购买粮食的数量,随着中国人口的攀升一年比一年大。在2006年和2007年这两年,每年购买粮食的数量都在六千多万吨到七千多万吨左右,相当于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是靠从世界买粮食来吃饭的。

   

   人民吃饭是大事,靠吃进口粮是不行的。世界粮食市场供应不起,中国也没有那么多的外汇去买。共党自称是在搞市场经济,但是又不承认价值规律。尤其奇怪的是,共党中许多的党老板和许多的干部们都是农家出身,但却一生都在干着破坏农业基础和农村结构的勾当。

   

   近三百多年来,如果我们抛开政治制度这个问题不谈的话,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始终面对着就是一个人口高速增长的问题,人口的增长抵消了经济的增长部份。但是由于我们有稳定的农业社会的基础,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吃饭的问题。

   

   而共党建政仅仅十年,人民吃饭就成为了一个大问题。一场人为的大饥荒,剥夺走了当时人口十分之一的生命。而近五十年来,中国经济始终面对着两个实际问题:一是人口,二是农业。

   

   共党建政初期的计划经济,是对农业破坏的开始,同时也是最彻底的破坏。计划经济搞出了个城乡分制的格局,至今没有改变。共党强制将中国人划分为城市市民和农村的农民,又用户口制度把人分成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把当时的四亿多农民拒于城市之外。接下来共党又用统购统派的制度,把人们吃的粮食也划分为农业粮和商品粮。再用劳动制度把人划分为工人和农民,农民就被拒于工厂之外了。最后用工资和福利制度,再次地把中国人划分为有权享受和无权享受的两种人,彻底地把农民拒之于一切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

   

   这种对城市和市民、农村和农民的城乡分制的做法,其实就是对同样的中国人实行“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使中国农民无论在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养老、福利等等的社会待遇上,还是在流通、交换、分配、就业、赋税等等经济方面都严重的失衡,成为当时几亿农民无法逾越的鸿沟。更使得每个农民从一出娘胎,就注定了成为共党制下社会的二等公民,二等奴隶。

   

   1945年,毛泽东在它的《论联合政府》的文章中写道:“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大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

   

   在1952年,当时的政务院却发出了《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在这份决定中明确地说明:劳动用工制度,原则上只是负责非农业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安置,不允许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寻找职业。并且提到了必须要作好农民的说服工作。

   

   五年后的1957年,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这其中明确的提到: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农民们一切进入城市的通道就被完全切断了。同时“盲流”这个带有污辱性和歧视性的词就是这样被共党创造出来了。

   

   1953年,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后,表明了粮、油计划供应制度形成了。接着就又是一个《粮食市场管理的暂行办法》,接着就发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的暂行办法》。在这些办法中,就是排除农民们在城市获得粮食的可能性。

   

   到了1958年的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上,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户口制度形成,从此把中国的农民永久性的排除于城市之外,并且固定在了农村,城乡的差距从此开始了。即便是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这种差距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是更加扩大。

   

   以1978年为例,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差距为二点三六倍;到1987年扩大到了二点三八倍;到了1995年为三点二倍;2000年为四倍以上。可实际上,上述这几个数字是出于共党公布的数字,可信度是极低的。这几年的城乡收入差距,至少应该是在八倍到十倍之间。

   

   我们仍然用1978年和1999年官方数字来说话:1978年城市职工平均工资为六百一十五元,农民的人均收入为一百三十四元,这个差距就已经是四点五倍了。到了1999年,城市职工的平均工资为八千三百四十六元,农民的人均收入为两千两百一十元。由于通货膨胀的因素,1978年的一百元,到了1999年就只等于二十二块六毛钱了。货币贬值率达到77%以上,年贬值率为7.1%。这样计算下来,1999年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只相当于1978年的九十七块七毛八,比1978年人均收入的一百三十四元,反而减少了三十六块多钱的收入。

   

   这种二元结构的社会最大的不公正之处就在于:同是中国人,却在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不能整体的均衡发展。一部份的国人接触到了一点点的现代化,而绝大多数的民众却与现代化是根本无缘。一边是庞大的工业产品严重过剩和积压,而另一边则是贫困的十亿农民根本买不起工业产品。而这个现象早在人均GDP七百美元时就已经出现了,这也正是共党叹息和喊叫了好几年的内需带动不起来的原因。

   

   每当通货膨胀率大幅攀升,人民币贬值,共党便要大声喊叫宏观调控。而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便是大幅压低粮食和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计显示:仅从1997年到2000年的四年间,中国农民的实际收入总共减少了一万六千亿以上。人均无端损失一千六百多块钱,更加拉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以敲骨抽髓的办法,加大了农民的负担,强迫十亿农民作为牺牲品的这种发展,这能叫作经济腾飞吗?发展经济的目地又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少数的赃官、奸商们进入现代化?难道是仅仅为了修建几个橱窗式的城市让外国人看?或者是为了装备军队,搞军事对抗?

   

   全国人民的衣食父母那就是我们的农业。破坏了农业,农民吃不饱吃不好,全国人民都挨饿。共党实行了三十多年的限量供应,但那个时候城市居民一个人一天不足一斤粮食,一个月只有半斤肉,二两糖,四两油,半斤豆腐,一块豆腐干,二两饼干,一两粉丝的日子有如昨天。发不完的票,排不完的队,早就把人民心中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洗刷的一干二净。

   

   1978年所谓的农村改革,其实是共党贪天之功据为己有。那时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实在穷的过不下去了,于是二十二个农民冒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偷偷的签下了分田到户单干的协议,当年就提高了各家的收入。分田单干的做法开始流传开了。共党不爱听分田单干的说法,认为这是有违社会主义的原则,最后改叫作联产包干制。短短的两、三年间,城市的农副产品的供应就大大的不同了。五分钱、一毛钱一盘的煮花生、炸花生遍布了城市里大大小小的酒馆。喝酒的人结束了用腌白菜帮子下酒的日子。这里丝毫没有表现出共党有任何的治国高招,所谓的改革仅仅不过是共党对人民一点点的松绑,而人民过好日子的愿望便产生了巨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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