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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強人


作者:安裕 (香港)

   
    2015年3月22日
   
   


   【明報專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西方兩大陣營各自歸邊,美國在歐洲成立至今仍在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麾下是法國德國英國加拿大等;另一方是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簡稱華約,帳前是東德捷克波蘭匈牙利等。在亞洲,類似的對抗亦見出現,中共建政全面倒向蘇聯,一切唯老大哥馬首是瞻,與日本南韓台灣等「自由世界」捉對廝殺。兩種意識形態,兩套戰略思維,圍堵與反圍堵,雙方都把能納入的國家盡量納入,各自擴充,各有坐大。在這兩個巨人之間的寡民小國亟力尋找生存空間,這些國家在夾縫中以本身的地緣險要為槓桿,一躍而成第三勢力,以威權主義管控國家,在同濟東西兩方,共享和平之際,更尋且出現經濟繁榮之象。這些國家主事者有一個不涉及國力大小的通行稱謂:強人。
   
   「強人」一詞在六七十年代用得頗濫,南韓朴正熙菲律賓馬可斯都被稱為強人,實則是美國附庸,華府要他們站着死他們不敢坐着死。反之南斯拉夫的狄托(Tito)是如假包換真正強人,夾在南歐美蘇兩股勢力之間,南斯拉夫既不是蘇聯般全面共產但也不是美國般悉數民主,但就是冷戰年間東歐人民眼中的樂土,西歐各國認定的準共產主義。另一個強人是李光耀,如今全球聚焦這個馬六甲海峽大門的海島城巿之時,翻開歷史,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雖只是幾百平方公里,卻以有異亞洲眾國的治政之道,令新加坡卓然成為中共以及不少新興國家抄襲對象。然而李光耀就是李光耀,一手專制管治打壓異見,一手年年與香港爭逐美國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度指數」桂冠,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在「自由」與「專制」之間如何輕重拿揑,確是一門學問。
   
   新加坡位守天險,早於戰前已是大英帝國遠東要塞,它位於馬六甲海峽南端,船艦從印度洋而來轉折北上中國日本台灣南韓,必須經過它面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第二天的十二月八日出兵轟炸駐在新加坡的英軍戰機。日本戰略盤算是這樣的:拿下如今稱為馬來西亞的馬來亞,之後南取新加坡,以此對當時稱作荷屬東印度的印尼發動進攻。日本侵略大計目標是四個英文字母ABCD,A是America(美國),B是Britain(英國),C是China(中國),D是Dutch(荷蘭)。進攻資源充沛的東印度是打擊荷蘭,新加坡是英國橋頭堡,倫敦當然看穿日本圖謀,派出戰列艦「威爾斯親王號」為主的艦隊東來保駕護航,結果慘於十二月十日被越南起飛的八十六架日本轟炸機擊沉,元氣大傷。
   
   

星緊扼馬六甲天險

   
   時至今日,馬六甲海峽戰略地位隨着美國「重返亞洲」更形吃重。馬六甲海峽由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共管,其他國家貨船軍艦通過皆需三國首肯。冷戰結束,美軍撤出菲律賓克拉克及蘇比克灣兩大基地,昔日在越南金蘭灣的基地亦在一九七五年後喪失,唯一落腳點便是以補給港形態存在的新加坡,獅城舉足輕重由此可見。近年中美犄角對抗之勢明顯,中共策略因而調整,在馬六甲海峽之外開闢另一條南下印度洋生命線,即如二次大戰建設滇緬公路;由雲南經緬甸出海,以免一旦馬六甲海峽封鎖,遠道中東而來的石油補給線遭到搯斷。因此,守着馬六甲海峽咽喉,日本中國南韓就等於給人揑着喉嚨,新加坡的戰略叫價大增。
   
   今年是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對年輕人來說,七十年前的歷史等於上古史,可是今天的世界格局不脫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後的遺產(legacy)——美俄對抗,俄中結盟,日中對抗,改了的只是國家名稱,大模樣未見根本變化,新加坡地緣政治角色無改,美國要爭取新加坡,中共也要爭取新加坡,五十年代至今一概如此。美國當年以圍堵對付包括中共在內的共產主義勢力,一九六七年,中共文化大革命熱火朝天、中南半島的越戰打得方酣,新加坡、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簽署《曼谷宣言》組成東南亞國家聯盟。五國當時與美國關係密切,儘管五國間有齟齬,例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關係人所共知,回教大國印尼對新加坡亦有看法,然而東盟的最大公約數是反共,這一點各國不存異議,美國在東盟帷幔後的身影呼之欲出。
   
   

東南亞的美國身影

   
   新加坡受到美國重視在於其地緣價值,亦由於此,新加坡軍力在東南亞遙遙領先,東亞只有三國裝備美軍頂級F15戰機,一是朝鮮半島的南韓,一是美國忠實盟友日本,另一是新加坡。美國的軍火外交用得出神入化,以色列縱然如何桀驁不羈,但主要軍備皆來自美國,難以搞出花樣;東盟原創五國也是美國軍火買家,無法不落入美國的西太平洋大計,美國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唯有美國,始能免於共產主義」。然而一如銀幣的兩面,唯有因着反共的共同本質,更由於美國東亞大棋盤戰略,區內遂出現意識形態極端反共的專制以至獨裁政制。易言之,強人之所以出現,不能不說是因為背後是另一個更大的強人。
   
   當然,李光耀的強人比起馬可斯的強人,其持續性來得久遠,獨立程度比菲律賓的大得多。除了是新加坡地緣位置比菲律賓更重要帶來的操作空間,獅城的管治藝術遠勝菲律賓。李光耀鐵腕治政壓制異見,加以英式精英管理,建構成獨特的新加坡模式,以國家存亡的危機感壓制社會異見思潮,同一時間賦於相對自由空間,形成低度民主、中度自由、高度經濟發展的三層結構。過世已七年的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是新權威主義濫觴,指出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會出現脫序失控,若無法通過政治及制度現代化配合,結果可能是爆發暴力。亨廷頓這套理念廣受注目,八十年代他成為南非國師,稱通過國家機器的壓制,有助令現代化過程有效。亨廷頓的學說被美國自由派學者批得體無完膚,卻被目為七八十年代中小國家走向專制的練習本。某程度在新加坡南韓台灣身上,可以看到類似表徵。
   
   

新權威主義練習本

   
   相對腐敗不堪的馬可斯政權或是偏安江左的台灣蔣家小朝廷,新加坡走的是另一條比馬可斯更多法治、比蔣經國更精英的治政之路。有一種說法稱,這是李光耀的劍橋大學法學院教育成果,也有說是儒家文化之故,不過人們更相信這是長期危機感萌生下保存政體的平衡術——經濟起飛但必須服膺於國家安全——企圖以此說明民主自由與經濟富強兩者之間的孰輕孰重。對於危機感,李光耀從未隱瞞,新加坡獨立後與馬來西亞關係平平,雖未爆發衝突,但連食水資源都匱乏的新加坡民生受制於馬來西亞是不爭之事,李光耀曾在一次講話談到,If, for instance, you put in a Malay officer who's very religious and who has family ties in Malaysia in charge of a machine gun unit, that's a very tricky business.(如果,舉例說,你把一個非常信奉宗教、他的家人與馬來西亞有關連的馬來人軍官放到機槍班當主管,那是一樁非常複雜的事),勾勒出來是危機就在身邊,卻道是如此危機帶來蓬勃的經濟發展。
   
   這正是李光耀的強人政治特質,他不會規避無法避免的困局,以正面態度面對並試圖以他的方法解決,對國內異見施以壓制時不抗拒經濟上的自由,安內與經濟發展並行,六四鎮壓之後的中共亦大概如此走向,不同的是新加坡早走了二十多年。然而內政的管制不等於外交上的無為,李光耀的外交務實圓潤,自由游移於中共與台灣之間,更獲得中台同視為老朋友。一九七六年李光耀首次訪華會見毛澤東,其時新加坡與台灣仍有官式外交關係,新加坡陸軍更在台灣訓練至今。當東盟五個始創成員國中的四個先後與北京建交,新加坡是最後一國這樣做,這無損中共對這個城巿國家的信任,建交之後三年的一九九三年,中共與台灣內戰結束後的首次會談汪辜會面便是在新加坡舉行,被認為海峽兩岸至今談得最好的對話。在大國之間取態中道,正是蕞爾小島得以生存的另一主因,「兩大之間難為小」沒有發生在新加坡身上。
   
   

務實圓潤的外交手腕

   
   李光耀與新加坡是二而一的關係,亦唯獨在他治下催生新加坡模式的專制資本主義,這與南斯拉夫的狄托主義大同小異。毋庸置疑,這是冷戰孕育的政體形態,美蘇對抗導致某些國家或地區以意識形態為先奉行專制政治,新加坡是其中之一。儘管不少國家亟欲效法新加坡的管治,企圖權力與經濟兼得,往往以爛尾收場,變成走到極端的專政獨裁或半死不活的弱勢經濟。這不在於體制的分別,而在於領導人的魅力、視野與能力,李光耀與狄托都入於同具三者的此類。有說,晚年的李光耀最想接任他總理之位的是現今總統陳慶炎,李光耀鍾愛陳甚至說陳是「新加坡最聰明的人」,另一個說法是李光耀獨喜陳的內歛低調,可是陳就是無緣總理府,這或許是李光耀的一個遺憾。
   
   新權威主義式的強人政治是特定時空下的歷史產物,也是一些國家在兩大意識形態之下的第三條路。然而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狄托蔣經國墓木早拱,強人無法複製也無法繼承;相對於此,唯有更大的民主自由,更廣袤的民間社會,更多參與的政治及社會制度,始能推動國家向前。不過,當人們回首近代發展之路,強人式政治家確曾扮演主要角色,出身草民、政治魅力、行事強悍皆皆在身,那是歷史書卷不可或缺的草莽章節。
   
   
   2015-3-22日轉載
(2015/03/2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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