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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新加坡與香港

   

作者:鄺健銘 ( 香港 )

   
    2015年3月22日
   


   
   【明報專訊】雖然「新加坡」已成香港公共討論中的關鍵詞,久不久便聽到「香港落後於新加坡」的話語,但當不少港人仍然停留在「新加坡=李光耀」認知層面的時候,就不免令人懷疑,其實香港人對新加坡有多了解。
   
   例如,很多香港人將新加坡視之為住屋天堂,2012年9月甚至有香港報章報道說,「對於新加坡人來說,住屋不是問題,亦沒有這方面的投訴」。故此新加坡人近年埋怨樓價太高、付擔不起,成為執政黨選舉失利、2011年大選支持率降至歷史新低的一個主因,大概會令港人感到疑惑。他們很少意識到,令他們感到羨慕的新加坡組屋,與他們想像的「公共房屋」存有一定落差;著名新加坡博客區偉鵬(Alex Au)甚至在文章Time we had real public housing裏說,新加坡其實已沒有真正的「公共房屋」。
   
   因為倡導「自力更生」,政府視組屋物業市值為其中一種國民退休保障(Assets value can be unlocked for retirement),這某程度燃起了「新加坡夢」——即細屋換大屋、最終買私人樓保值——進而刺激了樓價。新加坡「永久居民」(見註)也能購買二手組屋,進一步推高樓價;因為埋怨聲高,政府在2013年規限PR需住滿三年才可買二手組屋。有新加坡學者觀察到,新加坡已出現「資產富裕但生活拮据」(Asset-rich but cash poor)的社會現象——意指有好些長者視組屋為主要資產,現金積蓄卻所餘無幾。
   
   故此港人也大概不會意識到,當新加坡在步入後李光耀年代的時候,民間對李光耀的印象與評價已開始有不同看法。去年澳洲學者Geoff Wade在East Asia Forum發表文章,形容新加坡正面臨一場「歷史戰爭」。民間對執政黨的官方國家發展歷史論述──特別是與李光耀有關的著作,包括他的回憶錄──有愈來愈多的挑戰。敏感議題之一,是對1960年代李光耀政府的「冷藏行動」的解讀。這場行動以反左派、反共之名,拘捕了百多人,終結了新加坡的多元政治格局。2013年民間在芳林公園舉行「冷藏行動」逮捕行動的50周年紀念活動,講台的其中一條布條寫着「讓政治流亡者安返祖國」,講者包括當年的被捕人士,出席者有至少600人。同年,民間出版了《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動:50週年紀念》,重塑當年的歷史,挑戰官方不准前拘捕者重寫不同於當政者的官方歷史的警告。其中兩位作者,是孔莉莎(Hong Lysa)與羅家成(Loh Kah Seng),分別著有The Scripting of a National History: Singapore and its Past與The 1961 Bukit Ho Swee Fi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ingapore,均由新加坡國立大學出版。
   
   此外,星馬被迫分家、李光耀在電視面前淚下是否真心(見the online citizen, 〈Myth about a Singapore leader〉),以及日據期間李光耀幫日軍情報機關工作(見新加坡文獻館,〈李光耀昭南島紀實補遺〉),近來都被提起。
   
   這些民間歷史論述與疑問,對國家政治發展、執政黨本質乃至往後的政府——社會關係,多少也會引伸出更多想像,未來這會引起何種政治效果,其實很值得觀察。
   
   不過回顧李光耀一生,不能不提的豐功偉績,是他為新加坡建立的一套外交策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李光耀精明與具連貫性的外交操作,是新加坡的其中一個生存關鍵。
   
   

精明外交養活獅城

   
   世界上,不乏缺乏各種資源、但仍能游刃於大國之間、找到自己生存空間同時維持自主的小國,例如人口比某些跨國企業職員數目還少的摩納哥,就是先靠受歐洲鄰國限制的賭業起家、再將產業多元化,最後成功不再臣服於法國,在2007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比法國高,更因積極推動全球暖化議題而提升了國際發言權。但論全球知名與能見度,其他小國卻難以與新加坡相提並論。在不少有關管治、經濟、發展的全球排名中,新加坡都名列前茅;在不少國家領袖眼中,李光耀更是「領導人的領導人」。
   
   按李光耀想法,外交是關乎國家生死的事,是內政的延伸。
   
   新加坡外交政策的兩大核心思想是:1.新加坡是個脆弱的國家;2.平衡國際政治中的各種力量是新加坡的外交要務,方法是增加新加坡與大國之間的聯繫,但在互動之中,不失自主,保持獨立身分;對問題的應對以不講意識形態、不相信非黑即白的實用主義為原則。
   
   新加坡增加自身價值的方式,是成為全球移民、人才與世界企業的綠洲、與全世界做生意但反共。因着新加坡的靈活外交方針,即使她以反共起家、刻意突顯不是「第三個中國」以便掃清國內共產勢力,也能與中國做朋友。
   
   

「新加坡模式」治港 捉錯用神

   
   香港此刻處於昏亂之中、看不清前景,大概會有不少人希望香港能有一個李光耀。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沒有看清貌似相似的星港,其實起碼有五大不同處,這也是中國大陸希望以不講民主、也能有良好民生經濟表現的「新加坡模式」治港捉錯用神的地方﹕
   
   一、 新加坡是個主權國,香港只是一國之內權力愈被收緊的特區。新加坡政府權力少有灰色地帶,主導本土議題的能力遠高於香港特區政府,因此更有善治基礎。例如居於新加坡的中國大陸人孩子出生,他們不會自動成為新加坡公民,因此比香港更能控制人口數量與質素、更好地規劃城市發展;
   
   二、 總理李顯龍形容新加坡為「舢舨」,特首梁振英則形容香港為「萬能插蘇」。兩者的分別在於前者有很高的自主性、廣闊的活動空間、可自由擁抱世界與之接軌,後者則只能被動地倚靠一方、毫無能動性、毫不外向,只能內向地終日「警惕外國勢力」。論作為世界港口城市的優勢,星港高下立見,這也是主權國與特區差別的一個延伸例子;
   
   三、就算選舉制度有可爭議的地方,新加坡至少已有能講「主權在民」的大選,而「主權在民」在香港卻是政治忌諱;
   
   四、 教育程度提高、世界見聞日增、政治強人遠去、經濟發展講求創意產業與提高生產力,都會令後李光耀時期的新加坡邁向自由化,而中國治下的香港卻在步向「警察國家」狀態、自由空間日窄的黑暗歲月;
   
   五、最重要的一點,是香港與新加坡本來就有不同的運作模式,各有千秋。香港有的是強社會、弱國家,新加坡則相反。在亞洲之中,香港原來是一個相較自由的地方,社會有更大的空間發展,也因此港人靈活、有自主性、具創意,這都令香港有先天優勢,發展受很多政府重視的文化產業。
   
   新加坡以經濟而非文化立國、過於強調務實主義、政府過於強勢,以致國民怕輸、因循守舊、欠靈活、缺靈魂。《聯合早報》曾有這麼一個報道:「新加坡能培育出郎朗嗎?很難」。新加坡人李慧敏在《成長在李光耀時代》寫道,政府因着經濟價值推行「講華語運動」、壓制中國其他地方語言,新加坡文化被整頓,猶如將別具風味的南洋沙律,變成無甚特色的西式沙律。有新加坡朋友曾對我說,新加坡人面對愈來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其實也有身分認同危機,但因為說的是華語(即普通話)、寫的是簡體字,故此也沒有多少文化資源,維持鮮明的本土身分。
   
   後李光耀時代,不單對新加坡人,對港人也同樣別具意義。
   
   
   
   (作者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註:即Permanent Resident, PR.與香港不同,申請者不一定需要在當地居住滿七年,即使申請成功,也需定期續期,不然PR資格會被取消
   
   
   2015-3-22日轉載
(2015/03/2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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