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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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日报》专题:马建十年铸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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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与肉的受难——读马建小说《阴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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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将 成 名 万 骨 朽
·家庭与国家政治
·流亡作家马建:努力做着老鼠躲猫的游戏
·习醒狮的中国梦
·长篇小说《BeiJing Coma 北京植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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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他乡随遇而安,最大的自由、最极致的爱情都在作品里

    ——专访旅英先锋作家马建
   
   英国侨报 2015年3月6日 02:50
   
    漂泊他乡随遇而安,最大的自由、最极致的爱情都在作品里


    ——专访三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托马斯·库克国际旅游文学奖得主旅英先锋作家马建
   第一次见马建是在伦敦一个艺术活动上,潇洒的长发搭配他年过60的年纪在人群中格外显眼。闲聊几句后,他并不如我想象中的桀骜不驯、而是十分谦和,让你甚至想象不出这个男人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几乎走遍了中国。我们的专访就从他历时三年,全程累计十万公里的流浪谈起。
   
   流浪中找寻自我
   
   “在流浪之前,你并不知道自己是谁,你只是一个记者,一个国家的螺丝钉……”
   
   1984年马建辞去全国总工会摄影记者职务开始化缘流浪,那年他刚好三十而立。马建流浪了三年,走了十万多公里。这是一场漫长的自我寻找,出发时他只带了一两百块钱还有些全国粮票。他清楚地意识到要生存就得赚钱,就得像民工一样边走边去打工。
   
   回首往昔,他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在那个年代走完中国正是由于自己的无目的性,不是想着去做一个社会调查,只是单纯的作为一个流浪汉,把自己还原到野人状态。他感受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变成一个完整的人。你走得越远离自已就越近了。他从未想到自己会在流浪15年后写出一本名叫《红尘》的书,而正是这本旅行纪实长篇让他成为中国首位托马斯·库克国际旅行文学奖得主。
   
   年轻人要像野狼一般四处闯荡
   
   “旅行会通过你的身体跟这个地球有细节的接触,你会感受自己的脆弱,因为你随时可能会被风雨侵蚀,被动物吃掉。当然,最危险的其实是人。”
   
   马建受西方文化影响颇深,他坦言自己认为年轻人在成年之后,就应该像野狼四处闯荡。出去看过世界的人,回到城市,回到朋友圈子,会发现心胸变得开阔,能够宽容处事,因为开始知道生命的极端是什么了。只有用腿走累了你才能用心去浪迹,那住在哪里也都一样了。
   
   如果不去流浪闯荡,模仿父母的性格与行为长大成人,而后结婚生子。这样的人生其实是悲哀的,没有创造出自己的生命意义,白活了。
   
   “年轻人就要承担改变世界、改变社会的责任。你将来也会有孩子,你要思考你能留给你的孩子什么,人脉或是资产远远不够。要思考如何努力才能留给后辈们一个安定的社会。”谈起年轻人的责任,马建如是说。
   
   被误解的先锋派
   
   不少人对于“先锋”的理解存在偏差,觉得是叛逆,是不成熟的表现。马建认为先锋其实不是这样。“先锋是在现有的时代,现有的思维,撞开一条口子去创新。”所以马建一点也不排斥这个标签,甚至略带固执以及几分傲气地说,“我当然是先锋派,没有先锋意识,我宁可不写小说。”
   
   很多人把马建的小说当做政治小说来阅读,好比《肉之土》。但马建用了超过十多年才写完。在这个过程中,他甚至曾因写不下去自杀过。那种绝望让他感觉自己变成了植物人,只能活在身体的肉牢,没有任何出口得以逃脱。马建看重的是形式的创新以及自我突破,所以他用声音写了小说的其中半部,以其让人们感受到植物人的情境。读者还会发现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完全一样,消解了时间和叙述方式,还以诗歌切入成为章节。这就是先锋结构。马建表示,如果文学作品没有先锋性,就没有打动人心的能量。也正因如此他一直坚持先锋写作。《肉之土》刚出版便摘下希腊雅典文学奖桂冠。现己译为近三十种语言在全球各地发行。
   
   写作是自我救赎
   
   马建的创作是自我的,他在写作过程中和主人公一起生活,为他们哭为他们笑,也满足了自我内心的宣泄。他当然也看中读者的反馈,但这些都不会影响他下一部小说创作。对于得了各类奖做经历也是如此看待。对他而言,获奖只是提供了评论家如何看待自己作品的证据。
   
   当年创作完《亮出你的舌苔空荡荡》时,马建并没有想到会引起中国如此大的反响。然而反响过后,社会并没有改变。“作为作家我的责任已经在作品中交代了。写作也许救不了社会,只是在救自己。”
   
   最极致的爱情已在作品里实现
   
   马建最满意的作品是他早期创作的《思惑》。这部长篇小说描写的是一对纳西族男女殉情自杀的故事。在小说里,殉情后的他们相互寻找却总是阴差阳错,转世了无数次仍旧擦肩而过。马建从亘古一直写到现代,他在探寻爱情到底是什么,看看爱情的极端在哪里。
   
   他感悟到,爱情可能更是一种瞬间,这种瞬间起源于你自身幼稚的感受。他最早产生这种感受是在老家青岛,有一次下公交车看见一位穿着军装的少女,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让你明白你该去恋爱了。这样的感受,大多数人称之为“心动”。
   
   在《思惑》的出版印刷方面,马建曾要求出版商在其中一处空出7页,因为这处需要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念想的思维空间,他要在故事里把爱情走到极致。虽然爱情在现实里会死去,但在小说里就是永恒。
   
   死后才会收获内心的安宁
   
   马建的作品能够出版英译本,得力于他说得一口流利汉语的英国妻子Flora Drew。八十年代马建来到香港,1997年他和Flora 结缘。她当时是电视台的制片人,来香港采访民众对于香港回归的感受。之后马建接到邀请来到德国鲁尔大学当了讲师,教授中国当代文学。1999年他又辞职来到伦敦定居,开始了专职创作。
   
   面对自己身份转变,马建选择随遇而安。家有娇妻以及可爱的孩子们,让人好不羡慕。可他却说也许只有死后才是真正的安定。他表示,作家的创作激情不是来自家庭幸福,而是对于人类悲剧的疑问。写作是一种责任,和家庭的责任是一致的。
   
   英国华人的“群聚”特性
   
   移居英国后,马建在专职写作之外,偶尔也会出席一些文学活动。除了写作,马建也在观察英国的华人。他认为这个群体分为两部分,一种是语言不好的华人。他们热衷成立了各种协会、同乡会等,需要被组织和依靠感,去思念家乡以释怀对海外的疏离。还有一部分华人其实已经融进英国圈子,他们的丈夫、太太可能是英国人,有很好的工作,他们活在英国社会之中,只是也许没那么轻易被发现,因为这群人散开了。
   
   马建觉得自己现在的身份是世界公民。他认为把身份确立好,心态就能摆正。“哪里的树都是树,世界都是你的。”马建习惯于同时创作几部作品,他会在多个故事的转换间得以平衡。比如写植物人困在肉体里冲不出来,就开始写关于婴儿从肉体里降生的故事《阴之道》。
   
   比起作家这个称呼,他更喜欢别人称他为文学家。因为写吃喝玩乐的流行作家也都是作家,可他认为,“如果对你的时代变革视而不见,你不能算是一个作家。”
   
   (实习记者:肖凯悦)
(2015/03/1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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