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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反腐面对的“政治生态环境”

    习近平反腐面对的“政治生态环境”
    李咏胜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在经过了“89”那场由民间自发兴起的“反官倒,反腐败”的民主运动以悲剧结束,并随之经历了苏东剧变带来的政治震撼之后,由于此时的中共政治强人邓小平,随之改变了他一贯主政和坚持的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的政治主张。而在他后来的南巡讲话精神指引下,走上了“不问姓社姓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跛脚改革之路。从而,使整个社会误入了“政治极权化,经济自由化”(或只开放,不改革)的现代化陷阱之中。
   


    但在这其中,危害至今犹在的是接受了中共政治元老陈云提出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教训是知识分子不可靠,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女才可靠”的错误主张。进而以“高干子女,一个从政,一个经商”的干部任用路线,取代了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由基层逐级选拔 “第三梯队”、“第四梯队”的干部任用路线。于是,在短短几年之内,凡有“太子党”、“红二代”背景的人,几乎从中央到地方,都分别走上了政界和要害经济部门的权力岗位。从而为以高干子女为中心的特殊利益集团,直接获取和豪夺“改革红利”打开了腐败之门。
   
    而这个获取和豪夺“改革红利”的机会,很快在中、小企业转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实现了。记得当年苏联解体,实行私有化改制时,是在政治民主化,司法独立、舆论监督到位的情况下,在司法、舆论和民众的共同监督之下,依法公开,公平,公正进行的。而从根本上堵死了政府官员在其中暗箱操作,以权谋私,从中渔利,中饱私囊的通道。由此避免了国民数十年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国家资财,顷刻之间被少数人窃为己有的改制浩窃发生。
   
    而按照当时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思路,是先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待建立起司法相对独立,舆论监督有效的制衡机制之后,再一步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的。但可悲的是,邓小平南巡之后所进行的所谓“深化改革”,也即产权制度改革,却是在司法、舆论和民众缺席,无法监督的情况下,由各级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在灯红酒绿之中实现的。所以,难怪当产权改制还处于“分田分地”正欢时,海外便有不少经济学者尖锐指出:“产权改制结束之日,就是中共持枪抢劫成功之时。而其中富可敌省敌国者,当数‘太子党’、‘红二代’也!”
   
    但由此是否可以断言说“改革红利”,都被“太子党”、“红二代”们如数占有了呢?不是的。这里,只要看一下农村“土地资源产权改制”的情况,问题就一清二楚了。当时的农村在国企产权改制氛围的激发和影响下,虽说没有什么大企业可改的。但原属于“国家三级所有”中的“社有,村有”的土地资源,也同样是可以改制的。于是在广大农村,除了农民“承包地”之外的所有土地资源,其中包括森林资源、水利资源,矿产资源及其荒山在内,都分别以买断产权、产权承包经营等形式(为期30年至50年不等),落到了各地政府官员及其利益集团囊中。
   
    由此可见习近平反腐所面对的这个“政治生态环境”,也即“权贵资本主义”的格局和形态,早在邓小平在世时的江泽民时代就形成了。或者说,中国的国有资源,其中包括森林资源、水利资源,矿产资源,已经在那个时候就分别被“太子党”、“红二代”们掌控的国有企业占有了。而广大农村的“社有,村有”资源,也随之分别被各级政府官员及其利益集团占有了。也即使偌大一个中国,实际就只剩下一张地图是属于国家和全民所有的了。
   
    于是,以此之后,中共在党内外所形成的各种政治斗争,无论表现形式有多么吊诡,但归根结底,其焦点都是 “太子党”、“红二代”利益集团与“非太子党”、“非红二代” (也即所谓“”官二代“、“富二代”背后的“官一代”、“富一代”)利益集团;新权力集团与旧权力集团,争夺围绕国有资源和“社有,村有”资源及其利益链而展开的斗争。而当下习近平正竭力铲除的主要政敌徐才厚、周永康等人,则只是其中的“官一代”、“富一代”利益集团的大佬之一。
   
    那么,除此之外产生的那么多贪腐问题,比如以权谋私,权力寻租、贪污受贿、买官卖官,贪赃枉法等等,是否都与争夺国土资源有关呢?非也!因为今日的官场已如老百姓口头语言所说的那样:“十个官员九个贪,不贪的那个上不了班”。甚至发展到了“群体贪腐事件”,“塌方式腐败”层出不穷的猖獗地步。而他们的贪腐方式和手段,更是是千差万别,各显神通。
   其中所有的贪腐官员,个个培植兄弟伙和继承人的能力都特强。如军中“大老虎”徐才厚,多年掌控军队将领升迁大权的总政治部,不知私下发展了多少自己的忠实信徒和党羽。但即便这样,也不能搞株连反腐,把他们连根拔起。而这些未拔起的潜在腐败因素,就像刀割后的韭菜一样,不用施肥,明天也会茁壮成长的。
   
    然而,倘若细究今日的中国社会何以裂变至此的原因和根源,其实都是由“上梁不正下梁歪”给教坏和激发出来的。假如说当时“太子党”、“红二代”,如果遵照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定下的规则:“高干子女不从政,不经商”,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就不会带头办康华公司搞“官倒”、“倒批文”,其他的“太子党”、“红二代”们又有谁敢追随效法,故而又哪里会出现“89”那场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再假如说后来的“太子党”、“红二代”不从政经商,不带头获取和豪夺“改革红利”,那么各级政府官员怎么敢群起效法贪腐呢!,
   
    如今,国家这棵庞大的大树。虽然还挺立着,但它的树身已经被千千万万的蛀虫给掏空了。即便你今天剪掉一些敗叶,明天砍掉一些枯枝,也是依然于树无补的。再说今日反腐败的措施与贪官们的贪腐伎俩相比,不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反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今天你铲除了利益集团在党内的这个代理人,他们明天又会另找一个的。
   
    由此可以说,习近平反腐所要面对的这个“政治生态环境”,实际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旧社会比较起来,已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甚至,把它与马克思主义产生时期那个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比较起来,也是更为血腥和残酷的。而这些,才是十几亿永远无法“后富起来”的中国人,都“你懂的”真实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而这些,或许是他至死不愿意认识,也至死不愿意面对的。
   
    至此可以说,近平反腐的主要阻力和动力,都缘于此和在于此。或者说,习近平反腐的主要阻力和动力,其实都在于他敢不敢反专制极权体制这只最大的“老虎”了。否则的话,即便他比武松更勇敢无畏,也是无法挽救这个腐败入骨的“红朝”于万劫不复命运的。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1期 2015年2月6日—2015年3月5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6130
(2015/03/1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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