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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索赔的根据、原则和计算公式/ 王书瑶


   右派索赔的根据、原则和计算公式
   
   
   

    王书瑶
    
   
   (一)索赔的根据。
   
    一、1957年由整风“阳谋”引起的反右派斗争,给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反右派运动不是扩大化了,而是从根本上就错了,应予彻底纠正。
   
   
   
    二、我是一个学生右派,我和我的右派同学,因为爱国而受到沉重地打击,我们不仅无罪,而且还对民族和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我们有权利获得赔偿。
   
    尽管现在中共当局还没有任何给我们赔偿的表示,但是,我们是债权人,根据宪法和人类共同拥有的社会正义,我们有权利提出自己的索赔主张。
   
    所有的反右被迫害者都有主张正义和提出索赔的权利,但是,这要由被害人各自提出自己的索赔主张,他人不能越俎代庖。
   
   
   
    三、我们在学校的“右派言论”是正义的和爱国的,我们无罪,我们受到的迫害罄竹难书,我们自身遭受到的灾难深重:仅仅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就有物理系的刘奇弟是最早提出“胡风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的,他判了15年的徒刑,1960年惨死于监狱之中,1980年中共为胡风平了反,可是,没有人、特别是北大,却没有人纪念年轻屈死的刘奇弟;中文系学生林昭,1968年被处死,处死之后还向她的家属要了 5分钱的子弹费;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1970被处死,处死时被割断喉管;西语系学生顾文选,1956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历史系学生沈元,1955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化学系学生张锡锟,1954年入学,1976年被处死;物理系研究生吴思慧,1953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黄宗奇(哲学系学生)因与看押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突,在“反右”期间被处死;黄立众( 又名黄美琦 ),哲学系一年级,于1970年 7月被军管会下令处决。
   
    除了刘奇弟,还有历史系陈洪生,1961年饿死于清河农场于家岭分场;某系?朱祖勋,1961年 3月15日饿死于清河585分场。 物理系气象专业二年级黄思孝“困难时期”饿死于清河农场,法语系肖其中病死於劳教所,生物系袁植芬,54届,58年先劳教改判死缓后饿死於狱中。共六人。
   
    其他还有因不堪凌辱而自杀者十人,死因不明者一人。
   
    现在已知北大非正常死亡共二十六人。
   
   
   
    四、据说北大1957到1958年共划了右派716人,据现在已经知道名字的 460人当中,有九人被判徒刑去劳动改造,有二十五人被送去劳动教养;有七十五人被逐出校门劳动考察;留在学校的学生也受到无理的处分和无情地批判。
   
    他们不仅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他们还作为“黑五类”而饱受欺凌,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他们没有青春,他们没有任何可能以自己的才干为国效力的机会。
   
   
   
    五、我们所有这些右派的家属也无一例外地受到株连,物理系右派朱志英本是烈士遗孤,她的母亲因为她被划为右派而自杀;其他人的父母兄弟姐妹无一幸免,重则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轻则家庭失和,爱情破裂,他们受到的歧视是各种各样的。我们这些右派受到的压力两个方面都有:中共和政府迫害我们;家属则怨恨我们,因为我们的爱国,而使他(她)们受到虐待。“洒向人间都是怨”!
   
   
   
    六、我们这些侥幸活下来的右派,不仅有权利为自己争得尊严,也有义务为死难者和所有右派家属恢复名誉。但是,恢复名誉是一回事,经济索赔则又是一回事。
   
   
   
    七、我个人获罪的大字报的题目是“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这个警告及时而正确,1980年,中共领袖邓小平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中,无情地批判了高度集权现象,指出它的危害,它是我在1957年大字报的强烈回声,我受到劳动教养处分极不公平,就是邓小平重复我的论点之后,北大也没有向我道歉,当然也没有赔偿,因此我提出抗议,我有权利得到相应的赔偿和道歉。
   
    因此,我们提出自己的索赔方案。
   
   
   
   (二)经济索赔的原则
   
    我们在二十几年的时期内,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还是经济上,都受到了虐待,并且严重地株连了所有的家属和亲朋,与女朋友分道扬镳,陷于失恋,不论是“与国际接轨”,还是根据国内的“国家赔偿法”的精神,我们都有理由获得经济赔偿。
   
    经济赔偿方案的设计遵循两项原则:一项是合情合理;一项是留有余地。
   
    所谓合情合理是指,我们的要求既不过高,也不过低,赔偿的金额与我们所受的苦难相当,同时又不要求过高,以免“赢了官司,输了人情”。留有余地是说,时至今日,中共并没有给我们赔偿的任何表示,即使有朝一日他们表示要给予赔偿了,也必然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因此,我们的方案还要保有余地,保留下降空间,不会是“一口价”。我们不“漫天要价”,他们也就不能“就地还钱”了。
   
    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愿望。
   
   
   
   (三)索赔的计算公式
   
    索赔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补发工资;一部分是精神赔偿,但是我把它合在一起计算。
   
    对右派的处分分为五个级别,我们的索赔方案也就大体分为五个级别。
   
    分五个级别,就是对精神赔偿的区别:受处分重的,赔偿的就多些;受处分轻的,赔偿就少些。
   
    五个处分级别从低到高分别是:一级是留校、只戴帽子不给其他处分;二级是留校,但是给考察处分;三级是保留学籍,到校外工厂、农村劳动考察,简称劳察;四级是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简称劳教;五级是开除学籍,以“反革命分子“的名义劳动改造,简称劳改。
   
    对应这五级的处分,我的索赔也要分成五级。
   
   
   
    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一级处分的,给一倍工资赔偿;二级处分的给二倍工资赔偿;三级处分的,给三倍工资赔偿;对四级处分的,给四倍工资赔偿;对五级处分的,给五倍工资赔偿。
   
    这个“工资”,有两种:一种是全额应得工资;一种是扣除后应得工资。
   
    所谓全额应得工资是指:按同届同学在右派改正前之21年所得工资的全额;扣除后应得工资,是指,全额应得工资减去在此期间已经得到的工资。
   
    以我为例计算如下:
   
    1、 全额应得工资。
   
    我在1955年入学,正常情况下将于1960年毕业,开始领工资。但是,我在1958年 2月就被送去劳动教养,所以工资应从1958年开始计算。
   
    (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会不能正常毕业,所以,以我同级的同学的工资来计算我应该得到的工资是合理的。)
   
    我在1979年获得“改正”,共计时间是21年,1958年计入,1979年不计入。
   
    当时大学生的工资是每月56元,假定从1958年到1978年工资没有增加,每年的工资是 672元,21年的工资总数就是 14112元。
   
    我的21年的全额应得工资就是 14112元。
   
    2、 扣除后应得工资。
   
    我在1962年 2月解除劳教,劳教四年,劳教期间没有工资,所以补偿工资应该全额计算,即:672 元×4 = 2688元。
   
    1962年解除劳教后留场就业,工资是36.5元,以后一直到1979年改正,都是36.5元,56元扣除这36.5元,56 - 36.5 = 19.5 元,每年是 234元,从1962到1978年共17年,应该补发的工资是:3978元。
   
    总计,加上 4年劳教的赔偿2688元,我应该得到的补偿金额是2688 + 3978 = 6666 元。
   
    物价指数与经济增长。
   
    上面这个钱数,放在1958年或者1976年,都是一个很大的数值,但是,现在是2010年,这个数值,只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收入,所以,在今天给我的赔偿,用当时的币值来计算,那是一个大讽刺,一个大笑话。
   
    把物价指数和经济增长加起来计算,应该有一个物价与经济增长系数。这个系数我以为应该是 100。
   
    以目前北大毕业生的工资收入看,把各种各样的奖金、补助、基金、“三险”以及所有福利计算在内,这个 100的系数恐怕还是嫌少。他们的所得应该超过5600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系数是包括物价和经济增长两部分,并非全是物价指数,我们的赔偿有权利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而且,我在2010年提出索赔,今年是2015年,物价与经济都在增长工,也许到2030年共产党也不一定会接受索赔,到那时,这个系数就很难说了,究竟多少合适。
   
    如此一来,按全额应得工资计算,我应该得到 1411200元的赔偿;按扣除后工资计算,我应该得到666600 元的赔偿。两者相差一倍多。
   
    因为我受的是第四级处分,所以还应该乘以 4,才是我应该得到的全部补发工资和赔偿金额,以扣除后工资计算:666600 × 4 = 2666400 ,也就是二百六十六万六千四百元整。
   
    我以为,以扣除后工资为基数计算赔偿金额比较合理。
   
    这个数值既不高,也不低,它与我遭受的苦难、个人尊严的践踏、青春的丧失、对家庭株连,个人创造力的损害,是相当的。
   
   
   
    3、给出一个公式:
   
    (56元 – 已得工资)× 12个月 × 年限 × 所受处分级别 ×物价与经济增长系数,就是一个人应该得到的经济赔偿。
   
    难友沈志庸委托我用这个公式计算他的赔偿所得,他结果是总数是2428800元,就是二百四十二万八千八百元整。
   
   
   
    4、对其他四种情形的讨论。
   
    1)、 劳改。劳改同劳教的情形差不多,大致释放后也都是“就业”,工资也是36.5元,处分系数是 5。
   
    2)、 劳察。一般情形他们最初只给生活费15元到18元,数年后是32元,以后的情形就不一样了,他们的扣除后工资可能比劳教者还要多些,但是,处分系数是 3。
   
    3)、留校者。留校者分为有处分和无处分两种情形,如果他们也能拿到每月56元的工资,则扣除后工资为零,得不到经济赔偿,这是个问题。好像应该赔偿一倍的工资。我对他们的情形不大了解,最好由他们自己提出。
   
    4)、 这个以“扣除后工资”为索赔基数,可以解决劳改和劳教刑期不同的公平问题,刑期长的“全额工资”就高,刑期短的,“全额工资”就少。但是不能体现戴帽时间长短问题。
   
   
   
    5、戴帽时间长短的问题。
   
    我同张景中在1962年同时解除劳教,我摘了帽子,张景中则没有摘帽,但是工资是一样的,都是二级力工的36.5元,在平时看不出差别。
   
    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要对“地富反坏右”进行专政,于是,张就要在“早请示、晚汇报”之外,每天还要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半小时,同时,连队里的一切公益劳动也都由他们这些“黑五类”承担,在一些学校、机关,还要经常遭受批斗,我的同班好友林国策是留校的,毕业后也分配了工作,在文革中,因为不堪批斗,自杀身亡。
   
    在我的这个赔偿方案中,以我的智慧,对戴帽时间长短不一的问题,不知道如何体现公正,如何对他们因此而遭受的凌辱给予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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