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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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趋于任性,绝对权力绝对任性

   
   
    江棋生
   
   


    1887年4月5日,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写下了一句至理名言:权力趋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100多年来,这句名言脍炙人口,颠扑不破。1995年夏天,许良英先生在起草《宽容呼吁书》时,更是把它赞为“千古不易”之名句。
    上述事实表明了什么?它表明:阿克顿的理性洞见了权力的本性。
    然而,除了点赞之外,基于对权力本性的进一步认知,128年后的今天站在前人肩上的人们,能不能引出新的论断来呢?
    我想,答案应当肯定的。在这里,我试着给出自己得到的一种断言:如果把权力的扩张或妄为称作权力的任性,则一切权力,不论其有多么动听的称谓或披上多么华丽的外衣,统统趋于任性;而不受制衡、不受约束、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则绝对任性。质言之,权力趋于任性,绝对权力绝对任性。
    不难明白,权力的任性可以被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同社会制度下均会出现的权力任性;另一类是民主宪政国家中几乎绝迹、但在其它社会制度下却依然大行其道的权力任性。
    第一类权力任性的典型表现,首推权力寻租导致的腐败行为。权力寻租是有权者谋取不正当私利的权力妄为,是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存在的“违纪违法”的“趋于腐败”行为。其次,当数权力滥用的任性扩张行为。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就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者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会休止。”第三,是权力不作为所导致的懒政怠政甚至失职渎职。
    有必要加以指出的是,对这类权力任性,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国家所施加的约束和监督,在总体上要比其它社会制度下远为到位和得力,例如,他们全都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锻造了防腐遏腐的杀手锏,即颁布了官员必须公布家庭財产的阳光法案;对敢于“违纪违法”的作奸犯科者,民主宪政国家则以法治之方式,施以严肃的非选择性追究和惩处。而在其它社会制度下,对贪腐者、滥权者和渎职者,至多只是在统治者反复权衡利弊后,以本质上的人治方式和洗牌技巧,进行选择性追究和惩处。
    第二类权力任性的典型表现,若以中国为例,则首先是官有、官享的等级特权制度。权力以合纪合法的方式来自肥,它确保行政开支的超高速增长,规定有权者基于级别高低的不同优渥待遇和远高于平均水准的社会保障,以至于“30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100倍”,中国“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见胡星斗:《触目惊心的特权政治》,中华网论坛)。与上述等级特权制度相配套的,是上司操控的官员遴选制度、官商垄断的企业制度等。
    其次是官治权力任性地踞于人权之上,公然藐视宪法第35条,实行网禁、言禁、报禁、党禁和游禁(禁止集会游行示威),对公民的信息获取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游行示威自由进行堂而皇之的侵犯和践踏。而自1998年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17年来一直任性地拒不批准加入该公约。更有甚者,官治权力还仿行中国皇权专制时代权力任性和权力傲慢的癫狂表现:上上禁其心,立下政治规矩,狂妄地要在21世纪的中国实行心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此外,歧视性的户籍制度,不经纳税人同意的任意征税,将国民财富缩水和瘦身的随意印钞等,也属这种权力任性的傲慢体现。
   再次是拍脑袋任性决策,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和毁损。在对决策失误进行追责和问责基本缺失的大环境下,专权、擅权的党政官员和国企老板凭个人意志随意拍板,导致面子工程、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产能严重过剩等弊端屡见不鲜、层出不穷。可以有把握地说,相比于塌方式官场腐败所造成的危害,这种权力任性所造成的对国人福祉的侵害,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后必须提到,有权者为求所谓“政绩”,竟能任性到胡作非为、不择手段。这种权力任性所导致的最为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当数发生在河南的造成艾滋病疯狂蔓延的中原血祸。这种权力任性所导致的举世皆知的严重后果,则是穹顶之下,蓝天久违。还应该强调指出,不像贪官污吏有可能受到选择性追究,中原血祸的制造者,俨然像铁帽子王似的,居然不受纪律和法律之追究;霾锁中国的责任者,也照例不受纪律和法律之追究。
    同样不难明白,与第二类权力任性相比,第一类权力任性乃是小巫见大巫;不过毫无疑问,对这两类权力任性,都不能听之任之、无为而治,而是要调动和运用人类的政治智慧,去认真应对、寻求能够治本的化解之道。
    值得庆幸的是,作为大巫的第二类权力任性,民主宪政国家已经大体上将其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在民有、民治、民享之下,这些国家独尊人权、取缔特权;国人赋权、公民问责;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这样,趋于任性的权力被关进了扎扎实实的铁笼子,权力再不能由着性子,任意胡来。据说,美国总统小布什曾于2002年特别强调:“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致害人,才不会以强凌弱,才会给无助的老人和流离失所的乞丐以温暖的家。现在的我,就是在笼子里为大家演讲。”
    什么叫“驯服统治者”?就是动真格上手段,使他们任性不起来。至此,我的短文可用两句话加以概括:
    大道至简之一,(应当看到)权力趋于任性。
    大道至简之二,(可以做到)权力无法任性。
    2015年3月16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3月17日播出)
   
(2015/03/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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