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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教会圣爱团契25周年19——走百姓路线


   
   
   
   

   
   (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徐永海
   
   2015年2月
   
   (现将25年来,我们教会曾经历过的一些见证,曾写过的一些文章,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走百姓路线
   
   1999年8月6日
   
   (发表在《北京之春》第78期99年11月)
   
   就我的想法致朋友们的信
   
   1、1999年8月2日星期一,高洪明、查建国开庭,高洪明被判八年,查建国被判九年。8月1日下午警察将我带到我家附近的某市驻京联络处招待所,目的是不让我去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参加旁听。从8月1日下午4点左右到8月2日下午3点左右,在这里关了我近24小时。8月2日这天我班上还有事,有几个病人的病情需要处理,结果影响了我的工作。
   
   8月1日马强家门外就有警察监视,8月2日早上6点他被警察带到一个饭馆,直到中午1点左右。8月1日早上杨靖被警察带到派出所直到中午。8月2日上午何德普去了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要求参加旁听,被带到派出所,下午5点左右才被放回。还有一些朋友受到监视。
   
   这使我想起了今年“六四”十周年时,从6月2日到6月7日我被警察带到我家附近的另一个旅馆,住了5天,在这5天里,不许离开旅馆,不许给别人打电话,有人呼我,也不许回电话。何德普、杨靖也是如此,从6月2日到6月7日,被警察带到旅馆住了5天,只是旅馆条件他俩比我的好。在那几天,北京其他朋友也是如此,高洪明、查建国、王志新白天被警察带走,晚上回家,马强被警察带走了三天。刘凤钢被警察带到旅馆里十几个小时,不许参加“六四”这一天的基督教家庭聚会。严正学被警察带着在延庆县玩了三天,任畹町不许进北京市区,还有一些朋友受到监视等。江棋生在5月份就被抓了起来关到北京公安局看守所。
   
   2、高洪明、查建国被判刑主要是因为组建“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原来公开的党员有徐文立、查建国、高洪明、何德普、王志新、沙裕光、马强,徐文立是主席,查建国、高洪明是副主席,何德普是监委主任,王志新、沙裕光是监委副主任,马强是新闻中心负责人。徐文立被判十三年,高洪明被判八年,查建国被判九年,现在是一个主席,两个副主席被判刑,外边公开还有何德普、马强、沙裕光。当然还有很多朋友是没有公开的,还有一些朋友没有参加民主党但表示可以为之做事情。
   
   在北京还有很多朋友没有参加民主党,杨靖、高峰、刘凤钢、周国强等就没有参加,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任畹町参加民主党,组建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但任畹町与徐文立之间有过继,一直没有与京津党部联合在一起。任畹町、徐文立之间的那段故事成为民主党历史中的一段插曲。
   
   在徐文立没有被抓还在外边时,任畹町、江棋生等对徐文立有意见。任畹町说杨靖、沙裕光是密探。那时北京朋友有不团结的现象,可是目前北京的朋友还是团结的。2月底在王志新家的生日聚会后,任畹町、沙裕光已经和解,偶有电话联系。在王美如的基督教家庭聚会,任畹町、杨靖均多次参加,彼此已经说话。
   
   3、在今年的6月22日,北京的朋友曾经联合起来办了一件事,就是为刘凤钢岳父母的住房问题联名致公开信给全国人大。参加联名的有:任畹町、高洪明、查建国、王志新、马 强、李 杨、王美如、徐永海、何德普、沙裕光、杨 靖、高 峰、周国强、严正学,共14人,这显示了北京朋友的团结,同时也显示了北京的朋友们正在把自己的注意力从组党转向关心百姓。
   
   此公开信发出后,得到了北京的侯杰、深圳的王瑞泽的响应,而且还得到了海外洪哲胜先生的响应,将此文发表在7月14日的《民主论坛》上。侯杰说:“我一般不参与政治活动,但对百姓问题另当别论。”几天前,杨靖、李杨、高峰、侯杰和我,我们一起去游泳,大家还谈到了此事。大家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应该多侧重在百姓问题上。
   
   外界这样介绍民主党:“一年来,中国民主党人在中国大陆各地公开打出鲜明的旗帜,要求进行彻底的民主化政治改革,开放党禁报禁,保障言论自由,实行各级权力机构直接选举,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为方式,为实现中国民主化的变革而努力奋斗。”外界把民主党完全政治化。我们认为应该旗帜鲜明地告诉外界,中国民运除了关心政治事情外,更关心百姓的事情。
   
   4、在“六四”运动之后,在中国、在北京,先后出现了几件民运方面的事情,一是1991年的胡石根、康玉春的“中国民主自由党”;二是1993年秦永敏(武汉)、刘念春、沙裕光、周国强等朋友的“和平宪章”;三是1994年袁红冰、刘念春等的“劳盟”;四是1995年2月王丹的“保障基本人权”。当然还有一些事情,例如“宽容年”呼吁书等。
   
   通过这四件事,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随着时间的发展,发生的事情越来越从“精英”方面走向“百姓”方面,1991年是组党,1993年仅仅是一个“宪章”;组党、宪章是纯政治性的,1994年的劳盟就是非单纯政治性的,而面向了百姓;1995年,“保障基本人权”不再有多少政治色彩,也没有提出建立一个组织,而只是谈三件百姓受欺负的具体事情。
   
   在民运范围内,存在着“精英”和“百姓”两个路线、道路、方针,或者说是两种思路、方法、办法,(这两条路线是不存在斗争的)。精英路线注重的是“组党”、“新闻自由”、“选举自由”、“参政议政”等“自由民主”方面;百姓路线注重“百姓住房”、“百姓就业”“百姓利益受侵害的某个具体案例”等“百姓民生”方面。不论是精英路线还是百姓路线,他们都是温和的,都是反暴力的,都是和平的。
   
   5、今年2月底在王志新的生日聚会上,李杨对大家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所做的一切,到底是为什么,是不是为老百姓,为老百姓是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是的,明摆者,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老百姓。如果说,共产党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掌权的一种宣传手段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何况共产党也不是把这句话当作宣传手段,只是他们说得到、做不到。
   
   把为百姓说话、做事,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作为自己的行为方式,在北京还是有很多的朋友是这样的。侯杰就曾写到:“毛泽东把复杂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为“打土豪,分田地”,立刻就有“红旗卷起农奴戟”;抗战之后,毛泽东略施小计,把中国革命解释为“土地改革”,立时又有百万民工上前线。这是利益带来感召力。今天谁能解决下岗职工的问题谁就能一呼百应。撇下中国的民生问题不谈,只在那里搞组织,派名位,争领袖。难怪民运十年,每况逾下,至今已彻底游离于中国百姓生活之外。”侯杰说的话可能一些人听着不顺耳,但是是有道理的。
   
   刘凤钢、高峰和我几年来曾写过《为贫困的百姓说句话》、《再为贫困的百姓说句话》、《为百姓说话最光荣》,多年来我们是把为百姓说话、做事作为我们自己做事的最终目的。今年6月20日我在我写的《不忘“六•四”死难者,多为百姓说话做事》中提出了建立“集体工资谈判制度”和“居住权益保障网络”两个倡议。
   
   6、徐文立的基本观点是精英路线,注意点在国家大事上,在政治问题上,但是徐文立是温和而务实的,在1997年,徐文立与秦永敏发表关于建立工会的声明,徐文立在很长一段时间提出的是“多读书,广交友,不结社。”但是在王有才第一波组党、秦永敏第二波组党后,在海外朋友、北京朋友和任畹町另类作用下,徐文立带动第三波组党。徐文立由“不结社到急结社”,徐文立受了“左”的影响,可见不论在“共产党”还是“民运”,“左”都比“右”来的理直气壮,来得有影响力。
   
   彭明可以说是典型的精英人物,不论是从他的观点,还是从他的运作方式,他都是站在中产阶级立场上,他的组织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可是在我和他接触后,发现他的思想里有为百姓做事的成分。在彭明组织的最后一次中发联执委会后,我把我们写的《为贫困的百姓说句话》、《再为贫困的百姓说句话》、《为百姓说话最光荣》交给彭明,彭明对我说:“中发联的口号是‘中发联掌权,百姓得幸福’”。
   
   高洪明在今年以来就提出了“三多三少”,“多用其他的名义,少用民主党的名义;多以其他的身份,少以民主党的身份;多做其他的事情,少做民主党的事情。”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高洪明组建“宗教自由观察”,组建“自由劳动者工会”,组建“六四受难者要求国家赔偿对话团”,不以民主党的名义,而以其他的名义发表各种观点。
   
   7、近一段时间,许多“民主党”朋友被判刑,浙江、上海的“民主党”朋友知难而上,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这种行为很是令人佩服。北京的“民主党”朋友没有这样做,北京“民主党”朋友人数不少,只是他们决定要按照高洪明的“三多三少”去做事,并且决定调整方向,由偏向“精英”路线转到“百姓”路线上。北京“民主党”朋友是稳健的,心态是平和的。
   
   作为中发联的执委,我和中发联的其他朋友接触过,大家的观点是,中发联暂时受到挫折,但是我们应该守土有责。大家表示一要关心彭明,二要学习好《第四座丰碑》,三要结合《第四座丰碑》的观点关心百姓的疾苦。
   
   作为北京基督徒,作为圣爱团契的弟兄,我和北京的弟兄姊妹,和我们圣爱团契的弟兄经常交谈,我们认为,我们的主从来都是受苦人的主,他最关心受苦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关心百姓的疾苦,我们要在人前做光做盐。我们要传福音给贫苦的人,传福音给民运的朋友。
   
   8、北京的朋友杨靖、侯杰、李杨等,我们曾经多次交谈过。大家曾说过,我们是北京的“百姓派”,我们对政治,对民运内部争斗不感兴趣,多年来我们一直注重在百姓问题上,我们曾为刘凤钢岳父母的住房问题奔走,我们还会为类似的事情尽力。
   
   北京的朋友还有任畹町、周国强、钱玉民等,他们比较注重在精英方面,注重在国家大事上,注重在政治事件上,但是他们很慎重很务实,自然不会多做政治性很浓厚的事情,这也是周国强不参加“民主党”的原因之一。北京还有丁子霖、许良英等老前辈,我接触不多,不了解,但是据说他们一直提倡“公民运动”。
   
   总之,北京的大多数朋友是把注意力关注在“百姓问题”上,我们不会因为政治上的“紧”与“松”来决定自己是在“地上”还是“地下”,我们感到为百姓说话、做事永远有自己的空间。我认为我们应该多关心百姓问题,多关注住房问题、集体工资谈判问题和社会救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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