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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评张维为的《中国震撼》

张千帆:评张维为的《中国震撼》
   
   夏雨提供 來源:電子郵件
   
   

   
   自1840年以来,中国之所以停滞落后、命途多舛,除了统治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极力抗拒良性改革之外,自大自负而其实并不自信的民族心态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这种心态让落后的根源成为中国视野中的盲点,使国人莫名沉醉于沾沾自喜之中,进而因循守旧、避重就轻,贻误实质改良的最佳时机。直到1894年甲午战败,中国朝野才普遍意识到,落后的真正原因在于制度而非器物。
   
   
   
   相比之下,日本遭遇列强挑战比中国晚二十年,但短短八年即发动明治维新,此后二十年又成功立宪,为亚洲第一部成文宪法。在此期间,日本几乎全盘照搬欧陆法制,奠定了国富民强的制度基础,而中国则先是夜郎自大、孤傲懈怠、拒绝借鉴,被动挨打后又不得不拜自己曾经的学生为师,也算亡羊补牢。
   
   
   
   但好景不长,1919年之后,激进民族主义情绪便一发不可收拾。这种情绪误将因受列强欺凌而产生的民族仇恨,发泄到列强之所以成为列强的宪政民主制度上,却不知宪政民主犹如先进科技,既然能使欧美日强大,必定也能使中国强大。不论是出于盲目无知还是别有用心,对宪政民主的排斥往往冒用“爱国”之名,实质上却是最大的卖国。
   
   不幸的是,这种不正常的国民心态不仅依然困惑当代中国,而且病症加重、危害更甚。官方为了维护统治合法性,自然要高扬“中国特色”的大旗,而御用学者纷纷跟进,为了分得体制内的“一杯羹”,到处为中国体制的“优越性”找“依据”。近年来,国内“左派”一直批评自由派拿中国的缺点比别人的优点,自己则反其道而行之,竭力突出中国成就、夸大别国缺陷。
   
   
   
   今年6月,国内“主流媒体”同时抛出两篇文章,一篇警告“西式民主陷阱”,一篇论证“中国民主模式”。[1]稍后,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发表“澄清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认知盲点”一文,宣称这些普世价值在西方长期是“少数人的特权”,只是近50年来才逐渐为不同种族和性别所共享。这些言论一面继续大唱“中国模式”赞歌,一面则想方设法渲染“民主危机”,竭力营造“风景这边独好”的氛围。其实,这些短篇评论自说自话、空泛无力、漏洞百出,只能算是舆论造势。
   
   
   
   迄今为止,在这个方面最系统的代表作仍然是张维为自己的《中国震撼》,[2]因而有必要作为一个标本加以剖析。
   
   《中国震撼》的中心论点是民主转型的国家全军覆没——从东亚到东欧,西方宪政模式没有复制出一个成功的例子,而“论证”工具则可以说展示了国内左派的“百宝箱”。在这本不时“用数字说话”却通篇没有一个注释的通俗读物中,西方法治国家显得老态龙钟、回天乏力,照搬西方模式的转型国家更是水土不服、哀鸿一片,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而生机盎然的中国正不可阻挡地“文明崛起”。
   
   
   
   据说作者走了一百多个国家,结论是“总体上说,发展最成功的就是中国”。[3]不仅华沙、布达佩斯比上海“至少落后十年”,连地铁又破又烂的纽约都不如上海,[4]最后甚至“论证”出“许多上海市民拥有的财富和生活水平高于瑞士”的惊世骇俗之语。[5]
   
   这些反常识结论是如何产生的?我浏览了这部大作,大致梳理出以下七种方法,是为“当代夜郎”遮人耳目的障眼法,仅供那些不想被忽悠的读者明鉴。
   
   
   
   一是在评价标准选择上避重就轻,死抱住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GDP,并以此概括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部。GDP无疑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但显然并非是唯一指标。
   
   且不说这个指标本身可能带有相当水分,在贪污腐败横行、环境破坏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今天,其积极意义早已受到质疑。然而,全书通篇拿中国的GDP总量说事,而即便官方也知道这个数字没有太大意义。不仅经济增长速度远不能涵盖文明程度乃至生活水准的各个方面,其实即便用迄今为止中国最拿得出手的人均收入或GDP增长,即便用作者力挺的人均购买力(PPP)来衡量,也得不出中国“风景独好”的结论。
   
   
   
   据世界银行2012年统计,中国在213个经济体中排位113,确实明显领先于印度和菲律宾,但是被作者描写得一团漆黑的匈牙利排名72,人均购买力是中国的一倍;更为“不堪”的保加利亚排名91,人均购买力超出中国一半。[6]
   
   二是在对象选择上以偏概全,专门“捡软柿子捏”。印度免不了是一个靶子,因为这个1950年立宪独立的国家几乎和当代中国同龄,却一直未能摆脱贫困。不仅印度,其它东南亚国家似乎也难逃西方民主的“厄运”。菲律宾是另一个经济发展速度不如中国的“软柿子”:“美式民主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繁荣与富裕,而是动荡与贫瘠,国运也迅速由盛变衰。”[7]最后得出结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多数民众认为“民主转型未能改善他们的生活”。[8]
   
   作者避而不提的是,英国、美国、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起飞恰和政治民主化同步,韩国、台湾地区的民主化并未阻碍其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更多取决于民主化的质量和社会稳定度。专制固然可以一时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但是长远而言危机四伏;民主化可能会产生社会动荡,但是只要民主成果得以巩固,那么由此营造的长治久安必然有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在因果归责上简单片面,把经济落后的过错统统归咎于民主制度。书中列数了印度民主的种种问题,譬如低效率——印度政府五年才改造了6000户贫民窟;譬如民主政体下的选民和政客受制于短期利益,不能从印度社会的全局长远利益出发,孟买的基础设施就因为局部利益牵制而长期滞后。再譬如民主政府心慈手软,为了赢得选举取悦选民,不敢控制人口增长,不能铁腕打破“既得利益”。[9]
   
   种姓制度无疑制约了印度社会发展,而作者认为民主政治不如铁腕政治,无法消除罪恶的种姓制度,[10]断言西方政治制度但求个性、不求共性,导致民粹主义盛行,印度社会分裂和严重失序,印度教派和穆斯林教派“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大规模冲突”。[11]
   
   
   
   民主政治确实容易受制于短期利益的掣肘,但是并不能对社会发展滞后承担全部责任。同样的体制,在不同文化的国家完全可能产生不同的经济实绩。种姓制度和宗教文化造就了印度的国民性,人民习惯于安贫乐道的生活,而这是民主改变不了的。事实上,如秦晖教授指出,印度经济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长期推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政策,[12]而和民主政治没有直接关系。作者自己也承认,种姓制度与族群割裂并非民主政治本身的罪恶。
   
   从印度、美国等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宪政民主往往只能防止政府自身歧视,却无力杜绝社会自发的歧视。不妨换个角度,即便民主无力矫正传统之恶,威权专制的结果会更好吗?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彻底颠覆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而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本身即已回答这个问题。对于印度这样的多族群、多信仰、多语言国家,维护了六十多年的和平统一已是极了不起的成就,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大饥荒”、“大革命”及各种折腾人民的政治运动;如果在印度实行威权政治,只怕早已内战频仍、分崩离析。
   
   
   
   四是用个人观感代替客观判断,用一两个事件、一两次聊天、一两组不靠谱的数据,就给民主转型整体打不及格。作者断言印度教育落后,许多选民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很好骗,只要小恩小惠就可以搞定,因而民主不适合印度这样的落后国家,但是支持这一结论的似乎只有自己的主观想象。如果看到最近的印度大选,一个人口接近中国的大国、1000多个政党,却平稳淡定地选出自己的总理和550多人的“人民院”,作者是否会改变结论呢?[13]
   
   
   
   在《中国震撼》里,不仅泰国、印尼等转型国家是“劣质民主”,甚至韩国、台湾地区也缺乏“司法独立”和“公民文化”,“民主品质实在无法令人恭维”,[14]而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无非是台湾大选的“枪击案”等个别突发事件。对于没有去过台湾或只是去旅游几天的国人来说,台湾民主似乎就只剩下枪击、黑金政治、立法院打架……
   
   在这种涂鸦式描写下,东欧的情景也好不到哪里。作者引用一位不知名不知姓的“匈牙利资深政治学者”,表达了对东欧转型的极度失望。据说民调显示,“60%的人认为卡达尔时期是最幸福的时期”,[15]但是我没有找到这样的调查结果。转型让这些倒霉的国家大部分财产都被西方财团攫取,“一大批自私自利的政客在那儿争权夺利,导致百姓对政府的普遍失望。”[16]但是说来说去,这里的“百姓”似乎就是那位匈牙利“政治学者”。
   
   
   
   匈牙利还算幸运,基础比较好。加入欧盟的东欧十国中最差的保加利亚更是不堪,“警察、司法体系都与黑社会勾结,使之成为欧盟新成员中最腐败的国家”;据说各级选举的选票街上就能买到,从基层到总统选举都有明码标价,[17]也不知这种说法的依据何在。假如保加利亚真这么滥,欧盟居然还能要,真是匪夷所思。
   
   其实,民主的腐败再严重,也不及专制的腐败严重,而之所以民主政治看上去腐败,专制政治却看上去“清廉”,往往是因为后者没有前者的新闻自由,挖掘腐败很难、风险很大。即便如此,公开发表的数据也不支持民主一定导致腐败的结论,尤其是在对照我们自己的情况之后。
   
   
   
   根据“透明国际”2013年统计,在参与排名的175个国家中,中国排名80,处于中间位置,印度和菲律宾则并列94名。说印度和菲律宾政治“腐败”,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照《中国震撼》的说法,东欧民主政治黑得暗无天日,但是数据显示并非如此:匈牙利排名47、保加利亚排名77,所有东欧转型国家都比中国领先。[18]
   
   作者说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腐败”,那么对中国的非民主政治该如何评价呢?更何况腐败调查难度很高,腐败“指数”主观随意性较大。如果被调查者知道中国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就能挪用上亿资金,一个能源部副司长就家藏数亿现金,中纪委现场核查竟烧坏好几部点钞机,[19]恐怕中国腐败指数还会大幅滑坡。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再糟糕也比专制好”并不未过。[20]
   
   
   
   五是单边抹黑、拒绝对照,在大肆抨击别人的时候,闭口不谈自己的问题。譬如书中说到印度的“绿色指数”很差,却对中国自己的大规模生态环境破坏轻描淡写。我查了耶鲁大学公布的“环境表现指数”(EPI)。[21]在2014年调查的178个国家中,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是瑞士、澳大利亚、卢森堡、新加坡、捷克。印度排名155,确实很落后,但是中国排名118,也好不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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