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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革命有何意义? ——读《柴山保往事》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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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革命有何意义?
   
   ——读《柴山保往事》有感
   
   作者:望江楼主 转自北京和讯网
   
   夏雨提供 來源:電子郵件
   
   
   
   
   
   我的朋友王智仁先生以其父王建华老人口述,整理出一篇回忆录,反映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鄂豫皖土地革命时期发生在柴山保这个地方的一段往事。这篇文章以一个跨世纪的老人亲身经历,叙说了当年一段不堪回首的悲痛的回忆,足以颠覆当局50多年来对所谓土地革命历史的正面宣传,揭示了在光鲜的表面下,其血腥的另一幕。王建华老先生虽98岁高龄,然精神矍铄、头脑清醒,老人不仅笔迹雄健,还能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足见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及可信度。文章被国内知名刊物《炎黄春秋》2014年第九期刊登,该文发表之后,反响巨大。著名学者秦晖先生给王智仁来电称:“先生为令尊整理的回忆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功德无量!”
   
     
   
   地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柴山保在土地革命时期属于河南光山县,今属河南新县陈店乡王湾村。1928年,戴季英在此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土地革命,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
   
     
   
   从1931年起,中共叛将张国焘在此坐镇指挥。戴季英、张国焘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在当时肃反大清洗中,以肃清AB团、改组派的名义,将红军百分之九十的干部杀害,军长邝继勋、许继慎甚至徐向前夫人程训宣也难逃此劫,普通老百姓更不能幸免。
   
     
   
   王氏家谱痛陈,一个近千人口的王家湾,从1927年到1934年所幸存者不足300人,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死于张国焘的屠刀之下。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其血腥之杀戮及暴力之恐怖可想而知。
   
     
   
   1929年夏天,一个叫吴光浩的人写了一张纸条,要王建华家拿300块银元支援革命,王家本不属于富户,300块大洋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好不容易东拼西凑,凑了100块银元,然母亲和四弟还是被惨遭杀害,并且是用大石头活活残忍砸死的。
   
     
   
   吴光浩这个人我到红安参观时见过这个名字,只是可惜成了烈士,要不然,后来官也不会小。《柴山保往事》
   
   一看,才明白当年红军筹款是这样筹的。
   
     
   
   嗟乎!朋友智仁的奶奶及叔叔死去已经八十多年了,青冢何方,尚难寻觅。今天将此往事重提,不仅仅是哀悼那无辜死去千千万万的亡灵,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反思一下这场革命到底有何意义?
   
   
   
   一,这是一场苏俄革命输出的结果。
   
     
   
   可以这样说,中共建党以及后来领导的工农革命都是苏俄掌控下的共产国际输入的结果。在这里要说一下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它实际上是在列宁指导下的革命输出机关,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是十分孤立的,他输出革命的目的是想壮大自身的力量,免于陷入孤军奋战之境地,所以它的职能既是国际的也是民族的。各国共产党作为它的支部并直接受其领导,它拿出大量的银子援助各国共产党,中共成立之初,活动经费严重不足,几年时间,受俄共资助达100万美元之多。这些共产党支部不仅要全力拥护苏维埃政府,并且共产国际还有权决定各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当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是叫苏区,当时的政府就叫“苏维埃政府”,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明明是中国,为何叫“苏维埃”呢?提出来的口号就是“武装保卫苏维埃!”历史已经证明,这种革命,只要染指哪里,哪里就血流成河。它不是输血,是叫别人流血。
   
   
   
   1927年,国共分裂,中共五大召开,当年《五大》会址就在武昌都府堤,与敝舍仅一墙之隔。笔者漫步时也进去看了看。这次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等出席了,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报告:陈独秀认为上海三次工人起义是错误的,工人只能搞经济斗争,不能搞武装斗争。陈独秀认为,“革命运动中的潜在危险大为减少”。主张对小资产阶级让步,对小地主让步,并同小地主联盟,中共对革命领导权问题应采取退让的政策,陈独秀说:“我们尚无很大的决心参加政府。”
   
     
   
   陈独秀报告后,中共内部激进派如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毛泽东等对陈独秀报告中进行了批评。瞿秋白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作了对中国问题现阶段的任务报告,他认为当前“最根本的,是进行土地革命”。维经斯基在大会上发言,他说,共产国际代表团明确主张:“没收土地是指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而不是小地主的土地。”
   
     
   
   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虽然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并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作出了新的基本正确的议决案,但是没有根本上认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根源及其危害,因而没有采取坚决的组织措施。大会虽然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有所认识,但是,对于存在于统一战线内部的汪精卫反革命集团没有认识,完全丧失了革命警惕,也不可能提出挽救时局的有力措施。结果,这次大会没有能担负起在危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任务。
   
     
   
   二,中共革命方向发生逆转是从“五大”开始的。
   
     
   
   从中共五大会议可以看出,这次会议自始自终没有达成统一思想,对于中共今后革命的方向是存在严重分岐的。特别是在土地革命的问题上,有人同意搞,也有人不同意。然而,虽说分岐存在,在共产国际掌控下,中共的激分子还是占了上风,一场土地革命流血斗争开始了。
   
     
   
   历史就是那么吊诡,中共夺取政权后,毛泽东想充当国际共运老大,重蹈覆辙,向东南亚国家输出革命,先输印尼,造成印尼和华人血染爪哇国,死亡近百万;接着再输红高棉,血洗柬埔寨,100万柬埔寨人民死于疯狂的大屠杀,对于当时人口只有八百万的柬埔寨来说,这可说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有苏联老大哥的革命输出,就有小老弟仿效。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发生在湘鄂赣、鄂豫皖苏区土地革命的一场滥杀就是苏俄革命输出的结果。
   
     
   
   由于中共的激进分子这样一搞,国共两党走向分裂,造成十年内战。1927年毛在湘赣边建立苏区,张国焘在鄂豫皖建立苏区,这两个地方人民遭受的苦难就大了。首先是中共内部的自相残杀,这个暂且不谈。
   
     
   
   接踵而来打土豪分田地,说起来也真可怜,中国哪来的地主土豪?一些小地主都是靠勤扒苦做积累一点财富,了不起也只是先富起来的人。你要搞革命,就得要钱,而有钱的人就只那么多,抢完了就没地方可抢了,就只好盯住那些小地主,而小地主抢光了,就只好盯住一些农民了。
   
     
   
   前几天我看了一部电视剧《红高粱》,里面说高密县有两股土匪,一股是余占鳌,一股叫花脖子。余那一股还算有良心,只抢有钱人;而花脖子连穷人也抢。后来有人问花脖子为什抢穷人?他说,富人都抢光了,不抡穷人我吃啥?所以说,王智仁的奶奶和叔叔为何被杀,其原因可想而知也。
   
     
   
   今年《炎黄春秋》第四期刊登了张鸣一篇文章《我看红军长征的原因》,提出来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逃跑似的战略转移,也就是所谓的“长征”,它标志着中华苏维埃的失败,其原因就是经济无法支撑了,这就是革命模式选择的错误。过度地打土豪,乱杀乱抢、富人被抢光了,竭泽而渔,“因土豪打光了,军队和政府的开支又必须解决,于是,大量的抢掠和绑票行动出现了。而在中共的文件里,称绑票为“越界吊羊”,而且抢掠绑票的对象,并不一定限于有钱人,有的时候,甚至连穷人也捉来罚款,向穷人强借米物,以致被白区人民呼为“游击贼”。
   
     
   
   据曾志回忆,他的丈夫陶铸,就曾绑过一个地主的孩子,得到赎金3000元。”
   
   抢到最后连红米南瓜汤都吃不到口了,不跑又能往哪里飞?用湖北话说,荷叶包鳝鱼——开溜。张国焘后来为何跑到川西,也是由于把鄂豫皖人民杀得差不多了,抢得也差不多了,就跑到别的地方抢去了。事实也是如此,四川老百姓又遭了殃。
   
     
   
   三,文革时期的大屠杀就是这股匪气的沿袭。
   
     
   
   当一个人以一种邪恶的手段取得成功之后,他是不会反思这种手段是否正当,非但不会,他还会以这种手段继续干坏事。就好比绑票者搞到了钱,你要他收手是不可能的。毛一旦大权在握,就开始更加疯狂杀人。并且把杀人当儿戏。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严格地说从1947年解放区的土改复查运动就开始滥杀无辜了(可参考毕官写的《威海土改复查运动的记忆》。
   
     
   
   接着是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制造了无数冤魂!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杀人不是依所犯罪事实,而以百分比来搞,这在世界上可以说是亘古未有的事。毛曾说:革命队伍中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反革命分子一般控制的百分之五左右。100个人的单位,如果不杀5个反革命就完不成任务。特别是在上海镇反时,毛曾对上海主政者杀人太少极为不满,就他一句话,上万人头又落了地。
   
     
   
   被称为中国“贝利亚”的康生和红色屠夫谢富治是毛最信赖的人,谢富治就是湖北红安人,1926年就在家乡参加农民协会,后参加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就是从那个杀人的窝子走出来的。1960年被毛委任公安部长,一上台就杀人。据安徽省公安厅党务副厅长尹曙生发表文章称:1960年正当全国人民在饥饿中苦苦挣扎时,谢富治把持的公安部不是救人而是去抓人,全国逮捕、拘留人数是1959年的四倍。竟有五十多万被拘押人员死在监狱、劳教所,被害的人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
   
     
   
   这些可怜的人儿只是因为对大跃进不满发点牢骚,为了活命偷点粮食吃就被捆绑吊打悲惨地死去。文革时期,为祸惨烈的“公安六条”出笼了。据王力《反思录》披露,“公安六条”是毛泽东提出来“要搞几条”、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的。
   
     
   
   “公安六条”发布后,全国人民陷入恐怖之中。这一时期实行所谓“群众专政”,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对无辜群众可随意逮捕、审讯。在农村,有些群众组织擅自设立“贫下中农法庭”,对抓来的人非法审讯、滥杀,仅湖南道县9093人非正常死亡,其中被杀7696人、自杀害1397人、伤残2146人,最大78岁,最小才10天。湖南资江下游,每天上百具尸体顺流漂下,有老有少,死状奇特。两岸站满了黑压压人群,等着观看从上游漂下的尸体。(见谭合成,《血的神话》)。
   
   “公安六条”发布后,仅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就有3000万人被批斗,50万人死亡。
   
   
   
   四,中共土地革命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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