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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藏学史导论》序言


   曾建元:藏诸名山
   
    ——序安乐业《国际藏学史导论——兼论藏台文化交流以及全球藏学动态》
   

    曾建元
   
   
    华人民主书院董事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
   
   
    在西藏流亡社会中,笔名东赛的安乐业,是独立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生于一九七零年,是西藏安多即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人,毕业于青海民族师范专科学院藏文系,勤于藏汉双语写作。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刑法中之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下狱,一九九九年流亡印度达兰萨拉,因经常投稿在台湾独立运动前辈洪哲胜主持的美国民主亚洲基金会《民主论坛》网,开始受到中国民主运动界的瞩目,也因此逐渐为台湾知识界和文化界所认识。二零零七年移民澳大利亚雪梨。由于知识的养成过程在国内,安乐业对于西藏政治和西藏知识分子的处境有不一样的观察、交往和体会,从而形成他突出而鲜明的思想和政治风格。安乐业和流亡澳洲的中国学者袁红冰合着《杀佛──十世班禅大师蒙难始末》一书,竟导致中共施压于台北诚品书店,要求不得上架公开售卖。
   曾建元
   华人民主书院董事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
   
   在西藏流亡社会中,笔名东赛的安乐业,是独立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生于一九七零年,是西藏安多即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人,毕业于青海民族师范专科学院藏文系,勤于藏汉双语写作,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刑法中之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下狱,一九九九年流亡印度达兰萨拉,因经常投稿在台湾独立运动前辈洪哲胜主持的美国民主亚洲基金会《民主论坛》网,开始受到中国民主运动界的瞩目,也因此逐渐为台湾知识界和文化界所认识。二零零七年移民澳大利亚雪梨(Sydney)。
   
   由于知识的养成过程在国内,安乐业对于西藏政治和西藏知识分子的处境有不一样的观察、交往和体会,从而形成他突出而鲜明的思想和政治风格。他高度推崇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国内精神领导西藏复国运动上的贡献,强烈质疑其于一九八九年元月于西藏讲法过程中的猝逝,乃出于中国共产党的毒杀,为的是消灭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政治影响力,避免其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里应外合。安乐业和流亡澳洲的中国学者袁红冰合着《杀佛──十世班禅大师蒙难始末》一书,竟导致中共施压于台北诚品书店,要求不得上架公开贩卖。
   
   安乐业更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以一九六二年《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七万言书)为中心编辑文选《十世班禅大师七万言书》,并撰写长序〈七万言书问世始末〉,勾稽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坚定而幽微的复国意志。在此之外,他也对外引介了国内的进步反抗言论,如扎加(加扎)的新学派,这一位一向被视为亲中共的西藏学者,关怀西藏文化的命运,对于藏传佛教神权主义及其对西藏民族文化性格保守封建一面的影响,有着强烈的批判,扎加最终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狱。刚炯•德东朗杰写于一九八九年西藏起义的《西藏主义──纪念拉萨起义三十周年》,这一份具有代表性的国内政治反抗文献,也是经由安乐业的介绍,而在近年出土而广为人知。安乐业认为西藏的历史正由佛教时代走向佛教文化和自由精神并存的时代,或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党国专制主义这一近代国家的占领,是这一过渡时期,诸佛对于西藏实现现代化与回归佛的纯净这一民族集体心志的试炼。
   
   流亡海外的安乐业对于国际藏学动态相当关心,他期许西藏文化能在流亡的历程中,接受现代化的洗礼而获得提炼,同时也能丰富人类文明。他有志于西藏文化史的写作,既有的国际藏学研究成果,自是他重要的知识养分,也是他就个人所关怀的主题所欲超越的目标。各国藏学相关资料的搜集过程以及他亲自访谈研究的结果,也就成就了本书的出版。
   
   藏学(Tibetology)是关于西藏的一切学术总称,「藏学」一词最早为二十世纪中期匈牙利学者亚历山大.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őrös)所使用,乔玛是带著作为匈牙利人到东方寻根的强烈意图而来到内陆亚洲,却被西藏文化深深吸引,在印度拉达克(Ladakh)学会藏文,而能兼采藏文文献和田野调查方法进行西藏主题的研究和写作。不过西方对西藏的研究,则仍以俄国、英国和法国三个殖民强权国家为先驱,特别是俄国和英国,这些国家藏学研究开展的起点,都是国家基于经略东方的强烈动机对于探险活动的支持。英国即系以印度为前进基地,而印度却也是西藏文化的重要源头。乔玛是在英属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的资助下完成《藏英词典》(Essay Towards a Dictionary, Tibetan and English)和《藏文文法》(A 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in English),解开了西藏之于欧洲的语文密码,俄国则因收服了信奉藏传佛教的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而取得藏学研究以及外交往来的重要支点,在乔玛《藏英辞典》的基础上,又有德裔俄国藏学的重要开创者施密特(Яков Иванович Шмидт; Isaak Jakob Schmidt)编着了《藏德字典》(Tibetisch-deutsches Warterbuch),再以之进一步完成了《藏俄字典》(Tibetsko-Russkij Slovar, s Prisovokupleniem Alfavitnogo Spiska)。施密特即是在卡尔梅克经商而诱发出对于藏学的兴趣。近代藏学即由英国、俄国等国扩散到欧洲各国,并在印度得到发展的契机。
   
   另一个近代藏学的发展主流,则是佛教信仰鼎盛的东亚大国日本和中国。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学,受欧洲藏学启发,因而以佛教僧侣为主,由河口慧海带起前往雪域从事藏传佛教田野调查的学风,也就开启了日本藏学的道路;中国则清朝皇室崇拜藏传佛教,俨然以藏传佛教之护教者自居,加以中藏关系绵延一千五百年,因而搜藏和保留了众多的西藏史料文献和经典著作。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为了规抚西藏,设有蒙藏委员会承接前朝理藩院业务,前清宫廷的西藏档案史料和文物则移交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而受日本与欧洲藏学启发,中国亦有人前往西藏学佛和田野研究,乃形成近代的中国藏学。随着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迁台,中国藏学在台湾插枝栽培而新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和占领西藏后,基于民族关系和统治的需要,开始推动藏学研究,期间虽历经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但于改革开放后,因国力的提升以及资源的大量投入,尽管格于汉人党国的历史和政治框限,仍旧呈现出一片荣景。在此同时,随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率领西藏噶厦政府流亡印度以及藏人流亡欧美各国,藏学也渐次播散于五洲,特别是美国、澳洲等大国,更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力图争取国际社会对于其统治西藏正当性的认可,而使藏学在非预期的情况下,拥有了远远超出西藏本身国力的全球关注度。
   
   单以个人之力,要穷尽对全球藏学的了解,就以语种而论,就是难以跨越的障碍,何况是数据的全面搜罗和分析。安乐业主要藉助于中英文文献,而其媒介则主要为因特网。因特网缩短了人们沟通的距离,事实上,翻译软件和在线辞典的使用,也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语文的隔阂,而如果能够跨语种地运用各国的电子数据库,对于各国藏学发展的掌握也就比较不那么地受制于不同空间的旅行成本和纸本数据的取得与否。本书美中不足之处,就在于作者过于依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藏学研究文献,特别是《藏人文化网》上《藏学研究的世界版图》的系列专文,因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不规范的现象警觉不够,也使自身陷入同样的危险,往往对于所引用之外国专门术语或特定名词未附加原文、或对特定之事实陈述或独特观点未清楚交代出处,导致后学者在查证核实或还原上,陷入文字障而遭遇到极大的困扰,也可能因而降低了本书的参考价值,更使本书轻易地暴露在学术伦理的道德风险当中。关于这一点,笔者作为本书的校订者,乃断断续续地耗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进行比对本书外国名词,寻绎和确认重要文献来源,也试着为中文的读者,找出藏文经典的中文译本,以便其查考和延伸阅读。希望本书最后的呈现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登高望远,而不仅仅是既有资料拾人牙慧的总汇整。
   
   笔者幸运地在校订的过程中,领先于本书的读者们进入安乐业所勾画出来的国际藏学堂奥,然在历经这一知识的旅程后,笔者发现,所谓「藏学」的定义和范围,还带有相当浓厚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色彩,即从异域(xenophilic)的观点把西藏作为人类学、民族学或宗教社会学考察的对象,但西藏民族在近代化和被殖民化历史中的特殊命运及其解放之道,却显少进入到藏学的视野,也就是说,法政学者很少参与藏学的研究和对话,或者说藏学界还未意识到法学或政治学研究途径的重要性,就此而言,苏格兰英国学者黎吉生(Hugh Edward Richardson)、美国学者范沃尔特.范普拉赫(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葛然朗巴.平措汪杰、宋月红、中国民间学者王力雄、旅居加拿大西藏学者茨仁夏加、台湾学者陈又新、杨开煌、苏嘉宏、流亡西藏官员跋热.达瓦才仁、国际援助西藏组织(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所拥有的学者群体,以及学而优则仕的在任藏人行政中央首任民选司政洛桑森格,无论其立论观点或政治立场是否彼此间南辕北辙、针锋相对,他们的相关研究乃是不应在国际藏学的版图中受到忽视的。
   
   我与安乐业神交良久,几乎每天在网络上往来,他为写本书而来台湾开南大学短期研究,我特地开车到桃园县芦竹乡去探望他。原本,他是成长于云上的雪国,此刻也许该与蓝天、清风、绿草和髦牛为伴,而他却告别家园,跋山涉水、历经生死劫难,来到我住的岛,用我们的语言和文字,刻写他们民族的苦难,倾诉他们的委屈。他特地在本书中专论西藏和台湾的关系,可见,他们是如何地看重我们,而我们岂能看轻自己?我感叹着,是何等的愿力和智慧,让安乐业用尽一生,为了追求自由,敲开我们的心门,走进我们的世界。我感应到,安乐业本书写作的初衷,正是为了证实流亡西藏并未被世人遗弃,而要在全球的范围内寻找他们民族的知音,表彰他们的学术成就,向当中关怀西藏民族文化及其命运的人类良心,献上一瓣心香,合十感谢。我很荣幸能为安乐业的书题序,纪念和歌颂这一段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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