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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恩教授:中国研究往事)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很多遭到”劳教”的是那些1957到1958年期间在臭名昭著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人。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政府诱使这些人公开发表对共产党政府的批评意见。他们向我述说了因为共产党和公安的劳教,他们的生活与职业生涯具毁的悲惨经历,而且在整个过程中政府完全无视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也没有公正的程序让他们在面对不公正的指控时有机会自我辩护,这让我直观地感受到现实的冷酷和严峻。
   
    刑事司法体制里的执法者更难找到。但只要找到一个,对我而言就着实像找到宝藏一样。我的第一个宝贵的线人是美国总领事馆工作人员们介绍给我的。他们的任务便是去采访难民,了解当时中国国内的状况,因为中国对美国人和美国政府依然封锁信息。尽管英国政府通过在北京的大使馆享有有限的外交信息渠道,但他们在香港也组织实施了一个重要的政府访谈项目,因为在香港跟当地居民的联络比在内地相对来讲容易多了。
   
    英国和美国官员经常共享具有特别价值的难民信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Eddie Chan (他的名字用广东话读作Chan Chungman)应该是第一个被英国人发现的消息提供者。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极好的信息来源。他不仅曾在五十年代初作为一名年轻的警官在广州市公安局任职,而且后来在五十年代中期成为打击对象,并被送往劳改营接受短期惩罚,这种惩罚措施自1957年起被正式命名为”劳教”。
   
    Eddie 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他的母亲是共产党员,而当时大陆还处于蒋介石统治之下。他的父母离异,父亲在蒋介石的军队中效力。当共产党在1949年成功”解放”中国之时,他的父亲离开了中国大陆,17岁的Eddie和母亲搬迁到广州。尽管他年纪很轻,还是还是找到了一份当警察的工作。最后,他被分派到一个调查和监管宗教组织的部门。但是他逐渐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性质产生一些怀疑。1955年时,他的言行引起了他的上级对他的怀疑,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们发现了Eddie写的一部小说,内容关于一个中国士兵在1950-53年抗美援朝期间娶了一名韩国妻子。Eddie在1962年大迁移前从广东突破重险,泅水逃港。
   
    尽管Eddie从未接受过大学教育,但我非常喜欢和他交谈。他很聪明、客观,能够全面地阐述自己对问题的看法,而且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还有着非常好的幽默感,带一点讽刺。他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早期的中国公安体系以及那些身处体制之中的人的想法。我非常欣赏Eddie,还跟Ezra Vogel谈起他,并且把他介绍给了Ezra,结果Ezra发现Eddie对他更有帮助,因为他恰好在进行一项针对广州市的广泛研究,最终出版了一本名为《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东》的书。在Ezra的帮助下,Eddie最终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并在美国当老师,走上长长的教职生涯,直至2014年11月逝世。多么神奇的故事!
   
    我采访Eddie时碰到的唯一的问题是,当时访谈必须在我的住处进行。那是1963年9月初,由于卡耐基基金会的办公室还未落成,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为我所用。在家作访谈并不方便,尤其是下午,因为孩子们放学后回家后,有时会干扰到访谈。而且,那时香港正流行肺结核病,每次我的访谈对象一咳嗽,我就很担心孩子们的健康!
   
    Eddie不是我采访过的唯一一个公安警官。后来,一名英国官员给我介绍了一个来自福建省省会福州的警官。我叫他Zhou。尽管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才30出头,比Eddie还要年轻几岁,但是比起Eddie,他在处理刑事案件方面具有更新近的经验,为我研究刑事司法过程给予了极其重要的帮助。他能够告诉我最近的一些新发展,近到1962年为止,当时他决定离开公安岗位赴港。我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1点与他交谈,每周5天,共计120个小时,是我进行过的时间最长的访谈。
   
    Zhou很有耐心,不厌其烦地解释中国刑事程序中常见的每种类型案件的每一阶段的细节问题。他不像Eddie那么聪明有趣,富有洞察力,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努力适应他口音很重的普通话。他把每一个”fu”发成”hu”,而每一个”hu”发成”wu”。但Zhou很冷静、专业,相当能干。他不会主动给出很长的回答或者主动讲故事,但是他的回答总是干脆利落,而且有问必答,偶尔也会流露出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见解。
   
    1963年的时候,因为中国还没有颁布正式的刑法典,我一直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如何认定哪些行为构成犯罪行为,应予以起诉,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或者非正式的手段处理。显然,像谋杀、强奸、纵火这类行为,像在其它社会一样,都会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同时犯罪行为还包括最严重的政治罪,这些罪名通常被模糊而笼统称为”反革命罪”。但是,在缺乏立法指引的情况下,很多社会对于罪与非罪,在法律上和在实务操作中其实有所不同,那么在中国,刑事犯罪行为和非刑事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又是如何划分的?
   
    比如,我很想知道,通奸是否在中国构成犯罪,如果是的话,起诉指控的比率有多大?在什么情况下会起诉指控?在很多国家,包括很多美国的州,通奸虽然被认定为犯罪行为,但却很少会被起诉。Zhou在第一次被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回答有些模糊,但是在考虑之后,他说,至少在那时的福州,通奸在原则上被视为犯罪行为。然后我又问起警察和检察官对这种案件会追究到什么程度。这下他非常清楚地回答道,”这么说吧,如果我们追究每一个通奸案,那我们就没有时间去对付反革命分子了。”
   
    透过他的回答,我观察到他的幽默和对于社会现象的洞察力,而且我也完全理解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每个司法辖区的司法部门都面临着资源有限的难题,作为一名前任检察官,我对这个问题太熟悉了。
   
    Zhou令我印象深刻也有其他一些原因,尤其是因为,他是唯一让我意识到我对线人负有义务的访谈对象。他们对我的研究工作必不可少,帮助我了解中国刑事司法制度是如何运作的。事实上,为期一年的香港之行结束之后,我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难民访谈录——中国法律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的文章。但是,我对我的访谈对象又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这对我和Zhou来说,都不仅仅是道德或是学术上的问题。
   
    在我们的合作结束后,我的线人们都需要找一份工作,而我感到自己有一定的义务来帮助那些和我合作时间最长的人。他们逐渐成为了我的朋友,我不能一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抛弃他们。我不用担心Eddie,他在Ezra Vogel那边找到了很好的机会,但是Zhou不一样,要帮他也有些困难,因为他既不会说粤语也不会说英语,而我是他在香港唯一有点分量的关系。
   
    幸好他的愿望也很实际。他想找一份在工厂的工作。我在商界的资源有限,但是我确实尽了全力帮助他,给他介绍了一些潜在的雇主。当然,一开始出师不利,而Zhou会以他的大陆经验来解读。比如有一次,我跟他解释,雇主聘用了其他人是因为那个人比Zhou更胜任这份工作,他明显对此表示十分怀疑。之后一次,我仍未成功,跟他解释说,被录用的那个人的推荐人和雇主的关系比我和雇主的关系更好,他就甘心接受了,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在他的世界观里,”关系”永远大于真正的能力。我在商界的朋友为数不多,当其中一人同意给他一份工作的时候,我真是松了一口气。
   
    我对自己有机会和足够的时间采访到两位来自中国的前公安干警感到十分满意。但是,即使中国的法院不像公安局那么重要,我也需要至少找到一名有价值的前法官和一名能干的律师,填补法律专业人士这个稀缺的访谈对象类别。我从未想过我可能找到一个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的访谈对象,而且前几个月的徒劳搜索令人沮丧。
   
    我遇到过几个难民,当他们听说,我向能够跟我讨论司法问题的人提供一些”茶钱”后,都试图说服我相信他们来香港之前,在中国法院里工作过。但他们的故事很快就被我识破了。有一个人仅仅是在当地政府工作过而已,他试图给我描述当地法院的组织结构和编制,以及法院是如何运作的,可是演技拙劣。另一个人则试图说服我他曾在法学院学习,但我问起他曾上过什么法学课程时,他的谎言就立刻露馅了。但Peter Wang可不是这类人!
   
    我因机缘巧合偶然发现了Peter(中文名字Wang Youjin, 广东话读作Ong Yew-kim)。到1963年11月的时候,我基本放弃了在香港找到一个有经验的大陆法官或律师的希望。有几个朋友出于同情,建议我去葡属殖民地澳门试试。当时从香港去澳门需要乘坐4小时渡轮。当时的中国难民觉得逃往澳门比香港容易得多,因为距离更近,泅水危险更小。
   
    1963年11月的澳门迷人、静谧,是欧洲大陆在亚洲的前哨小镇。当地的建筑同时体现了中国和葡萄牙的传统风味。我和Joan都没有去过葡萄牙,但在我们搭渡轮前往澳门的时候,我们在轮船上的酒吧找到了Ferreinha Lacrima Cristy(一种葡萄牙酒),比起我们之前喝过的其他波多葡萄酒,都更顺滑好喝。它很快就治愈了Joan的喉炎,并且让我们在到达之前就已经喜欢上了这个特别的新环境。
   
    我的朋友建议我通过跟接收新难民的知名的天主教会合作,来开始我在澳门的研究。当地的牧师很友好,善解人意,但是他们最近接收的这一批难民中,并无明显的理想人选。难民中有一个男人,极力试图说服我他很了解中国法院的运作情况。见我面露疑色,他倒也大胆直率,说,如果我怀疑他,我可以在回到香港之后,向殖民地当时众多中文报社中的一家叫《天天日报》的主编求证。他给了我这位主编的名字和电话,并向我保证那个主编一定愿意做他的证明人。
   
    我并没有抱太大希望,但也没有其他选择,回去后便给那位主编打了电话。令我惊喜的是,虽然主编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澳门的男人,但如果我想认识一位真正来自中国的法律专业人士的话,他愿意介绍我认识他手下一个名叫Wang的员工。这是我研究工作过程中的黄金一刻!
   
    Peter Wang立刻让我感到十分可信。他很安静,周到缜密,对他的判断和表述很谨慎,而且他也很乐意帮忙。他告诉我,和很多东南亚的中国人一样,1950年,年方18岁的他离开老家新加坡,只是为了去成立仅一年的新中国获得免费大学教育。到达北京的时候,他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学习法律,后来这所大学成为了今天著名的中国政法大学,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法大堪称是无数政府法律干部的培训基地。当我问到他在大学的时候上了什么课程,他想都没想,就滔滔不绝地讲出了所有的课程。那一瞬间,我知道我找到了不可多得的访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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