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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民运既要用“正”,也要用“奇”

    搞民运既要用“正”,也要用“奇”
       ——兼谈赵紫阳在“六四”期间的重大失策
   
     前民主墙人士徐水良一贯大力鼓吹“搞民运用正不用奇”,凭此论徐某人似乎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显得他自己无比光明磊落;但这个包裹着光鲜道德外衣的主张,却是完全错误的。
     什么是“用正”?就是正大光明,不搞阴谋诡计;说白了,所谓“搞民运用正不用奇”,就是搞民运要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履约守信、象美国大选一样一切按程序来。。。而不能对民运的敌人共产党运用“兵法”,如坑、蒙、诱、诓、骗等诈术。

   
     怎么,徐水良鼓吹“用正”有什么问题呢?反对搞阴谋诡计难道不正当吗?在已经实现宪政民主政治的国家,从事政治活动“用正不用奇”当然很好、很必要;在已经结束共产党专制,建立了旨在宪政民主的新政府的情况下,从事政治活动“用正不用奇”当然很好,而且非常重要;但在中共专制政权依然存在、拒绝改弦更张、而且继续对反对派施以镇压、无孔不入地渗透和破坏的情况下,搞民运“用正不用奇”,就是以对魔鬼开诚布公送死换取“清名”的迂腐方式,任由共产党专制当局将自己搞垮!
   
     众所周知,一贯以来,中共搞阴谋诡计(所谓“用奇”)无所不用极其,对这样一个以“用奇”为生的狡诈魔鬼,如果只用“正”、不用“奇”,无异于以卵击石地送死。共产党因为以:用奇“为生,平生最头痛别人对它“用奇”,最喜欢别人“只用正不用奇”,所以在蒋介石对中共“用奇”为主的三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共命途多,几乎被剿灭;而“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中共履约守信转而以“用正”为主,中共迅速坐大,把国民政府渗透得千疮百孔,最终夺得了天下。
     可见,徐水良所一贯鼓吹的“搞民运用正不用奇”,就是鼓吹以绅士之道对付流氓,就是鼓吹民运不要胜利、不要成功,拱手去让中共得逞,其本质就是失败主义、取消主义,它的客观作用,就是为中共专制维稳。
   
     为什么民运就不能用奇,就只能让共产党用奇?徐水良说:搞宪政民主不能不讲道德。诚然,搞民运决不能象共产党夺权和“维稳”那样没有底线,否则就违背了民运的初衷。但是,讲道德不等于作茧自缚,决不能为了追求道德清名,而自取败局让中共得逞。
     孟子曰:“徒善无以为政”,就是这个道理。政治事业不是道德事业,不能够以要求道德家的标准来要求政治家,为了战胜象共产党大恶的对手,一定的阴谋诡计和厚黑是必要的。
     民运人士应该区分大善和小善、大恶和小恶,以民运失败换取个人道德清名,这是舍大善而取小善,而以为了避讳“用奇”的小恶,让中共得逞并继续维持其专制邪恶统治,仍是舍小恶换大恶。
   
     “六四”时期赵紫阳为求取清名,而放弃“用奇”、放弃拼搏、辞职逃避的态度,就是典型的舍大善而取小善的做法,当然,赵紫阳的过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不是故意不去争取成功的,他之所以舍大善而取小善,是因为他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高估了邓小平的实力,而低估了自己在党政军人心所向的影响力。
     与赵紫阳经典对照的是“819”事件中、事件后的叶利钦,叶利钦面对更加凶险的危境,抓住苏联红军经戈尔巴乔夫“新思维”运动洗礼,倾向革新,执行戒严令军心动摇的特点,登高振臂一呼,号召枪杆子不要为保守派所用,顿时令形势逆转;叶利钦随即乘热打铁,抓住顽固派政变失败溃不成军之机,抛却一切“程序”、“规矩”,以雷霆万钧的“用奇”手段,一举解散了共产党的政治局、埋葬了苏联共产党、架空了戈尔巴乔夫。。。从而以釜底抽薪之势,断绝了苏共顽固派死灰复燃的任何机会;搞垮苏共后,时为苏联俄罗斯联邦首脑的叶利钦,背着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联邦的首脑在别洛维日密林中连日密谋,达成了解体苏联、成立“独联体”的“别洛维日协定”,这,难道不是典型的“用奇”——耍阴谋诡计?
   
     叶利钦是追求民主化变天的反共领导人,叶利钦就是自上而下的民运人士。按照徐水良的主张,叶利钦搞民运应该“只用正,不用奇”——难道叶利钦应该放弃密谋,向苏共开诚布公,全盘托出自己的计划和诉求,让苏共保守派做好对付自己的准备?那样一来还会有苏共垮台吗?还会有苏联解体吗?
   
     赵紫阳曾大力推动党政分开、推进新闻自由,他还曾对来访的戈尔巴乔夫表示:中国应该搞多党制,因此,赵紫阳也是追求民主化变天的领导人,他也是自上而下的民运人士。作为民运人士,赵紫阳在“六四”期间的所作所为,基本上符合徐水良的主张,“只用正,不用奇”;而李鹏、陈希同一伙以及邓小平、陈云等元老则基本上“只用奇,不用正”,结果基本上“只用正,不用奇”的赵紫阳,在大好形势下,在与李鹏、陈希同的博弈中一败涂地。
   
     在“六四”期间和“六四”之后,赵紫阳在策略上至少犯下如下重大失误:
     大错之一,赵紫阳赶在1989年四月二十四日,即学潮初起的时候,如期出访朝鲜,结果把局势的主导权拱手让给以李鹏为首的前台顽固派,赵紫阳一离京,李鹏一伙立即刺激邓小平、抛出“四二六”社论,使得本已退潮的学生悼念胡耀邦活动,大幅升级,演变成大规模游行示威,并向全国蔓延。。。而政改派被推到“纵容自由化”的替罪位置上。
     赵紫阳本来大可以以国内局势为由,推迟访朝,坐镇京师,严密监视和防范李鹏一伙,稳住邓小平,抓牢文宣大权,抛出降温社论,化解学生的激情昏热。。。这样,大局就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了。“四二六”社论是顽固派的毒计,目的是刺激学生大闹特闹,没有“四二六”社论的刺激,学潮就不会起来,如是一来,陈云、李鹏、邓力群就算祸心再大,也不可能狙击得了政改派。
     或许赵紫阳有意模仿“文革”初期的毛泽东,把烫手的山芋抛给李鹏,想坐等李鹏“搞砸”之后,再回来收拾局面。若赵紫阳真有这种盘算,那实在是太失策了,简直是昏了头!因为:
     一则,毛泽东当年有兵权,而他没有;二则,顽固派要得就是学生大闹特闹,怕的就是学潮降温,把学潮的主导权交到顽固派手中,正中其下怀!
   
     大错之二,从朝鲜回来之后,赵紫阳把主要精力放在救火降温上,而没有与李鹏一伙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四二六”社论已经抛出,从朝鲜回来以后再行劝解学潮,已经吃力不讨好了,这时候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与李鹏的内斗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既然李鹏不断搞小动作,赵紫阳也应该对李鹏大搞小动作,派人把李鹏指使去刺激学生的人抓起来,对李鹏、陈希同一伙搞监控、掺沙子。由于当时邓小平对赵紫阳还是信任的,而总书记的职权大于总理的职权,如果赵紫阳以下三滥的手段对付李鹏、陈希同,李鹏一伙施展其反民主化阴谋,将困难重重,气焰决不会有那样嚣张。可惜赵紫阳对小人李鹏,实在是太君子了,以君子之道对付小人,安得不败?
     赵紫阳应该一回国,就去邓小平家里去告李鹏的黑状,大可以揭发李鹏勾结陈云等其他元老,企图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这是邓小平的心腹大忌),这次学潮的大幅升级,就是李鹏和陈云搞的阴谋,目标是否定“改革开放”,并取邓小平而代之。。。这样必然能够打动邓小平;而一旦打动了邓小平,就可以攻击李鹏从邓小平那里搞到的“四二六”社论,是歪曲了邓的本意,是包藏祸心、制造动乱,有必要重新抛出一篇反映邓小平本意的社论,以正视听,对此,邓小平必做顺水人情,而李鹏一伙必成替罪羊,因为“小平同志是不可能犯错误的”。
     只要新的社论一出,学潮必然退潮,而顽固派必功亏一篑。而李鹏一伙被推出来顶缸后,政改派万里刚好可以接掌总理一职,赵紫阳的嫡系人马进一步填补进来,民主力量就大获全胜了。
   
     大错之三,“戒严令”下后,面对背水一战但胜机仍存的形势,赵紫阳不敢登高号召军队,而采取了辞职逃避的最下策;彼时的赵紫阳,只看到邓小平的老资格和兵权,看不到军人、尤其是军官都是有头脑的人——当时的许多军人都倾向政改、都暗暗动摇,而邓小平的镇压令并不得军心。。。关于赵紫阳最后关头不敢登高号召军队的大错,拙文《“六四”转折关头的赵紫阳清白,但是无功有过》有详述,在此不赘。
   
     大错之四,“六四”之后的1992年,在复出时机大好的情况下,赵紫阳拒绝向邓小平认错和检讨,结果白白地错失了翻盘的最后的机遇!
     江泽民于“六四”期间当上总书记后,一度误判形势,一边倒地投机陈云、李先念等左派元老,于1990至1991年两年间,在全国掀起否定邓式“改开”之左倾风,这就触犯了邓小平的大忌,邓小平深忧自己路线遭到否定,遂在1992年上半年作了撤换江泽民、让赵紫阳复出的决心。
   
     据宗凤鸣记载,当时邓小平派人到赵家与赵紫阳沟通说:江泽民不改革,你是真改革派,你可以再出来干;赵紫阳说:我要是干,干总理比较适合;邓小平说:不要说总理,就是当总书记也可以,但你必须要先认错。
     但赵紫阳却拒绝认错,使得邓小平最终断了这个念头。
     表面上看,赵紫阳拒绝认错是保存了个人的名节,但为了个人的这点清名,而浪费中国民主化好局卷土重来的机会,是非常得不偿失的。赵紫阳再一次在关键时刻,选取了小善而放弃了大善(这就是徐水良所鼓吹的“用正不用奇”!)。
   
     俗话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赵紫阳拒绝对邓小平(假意的)屈服,从政治家的角度看是极端愚蠢的,因为此种拒绝妥协不仅于事无补,还断送了挽回事业的最后机遇。
     如果赵紫阳认错复出,重新当回总书记的话,完全可以凭借年龄的优势,在陈云、邓小平死后的中共“十五大”上,把胡启立、田纪云、芮杏文、李锐等一批政改派拉进常委会,并指定胡启立为接班人,随即重开新闻自由、党政分开式改革。。。如果那样的话,今天的中国早已和平演变了。
     赵紫阳拒绝认错,等于是拒绝复出,客观上是在帮反政改顽固派的大忙。
   
     政治家着眼的是推行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切忌恋慕清名:如果当年赫鲁晓夫不对斯大林唯唯诺诺的话,能有后来的“解冻运动”吗?恐怕赫秃子早就死在斯大林手中了!如果邓小平不多次向毛泽东检讨认错的话,能有复出和“邓改开”的一天吗?恐怕邓矮子早就见刘少奇去了!
     由此可知: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赵紫阳为一己清名,而放弃施展抱负的最后机会,是多么的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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