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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外篇第七章“天子万年”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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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佛在文明史上意味“吸收”

谢选骏:灭佛在文明史上意味“吸收”
   
   (一)
   
   

   “三武一宗”为什么要灭佛?
   
   这是因为,灭佛在文明史上意味一种“中国文明吸收佛教”的过程。
   
   中国历史上数次灭佛,表面上是为了政治需要,动用王权,强令僧尼还俗,拆毁寺院,焚毁经像,没收寺产,甚至对僧人大开杀戒,都对佛教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结果最终均未实现“灭佛”的目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我看来,“灭佛”在文明史上具有“中国文明吸收佛教”的含义,甚至具有某种“积极的文化功能”。要了解这一点,需要先看一看几次灭佛的过程。
   
   1、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438年)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他还听信宰相崔浩的谗言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趁机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废佛后六年,太武帝驾崩,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2、北周武帝灭佛
   
   宇文邕(543—578年),字祢罗突,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他当了十八年皇帝,死时仅三十五岁,史称北周武帝。北周武帝灭佛,同时也灭了道。这也是和当时北周武帝后来推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北魏末年,社会动荡。公元515年爆发过冀州沙门法庆聚众造反之事,其众多达五万以上,法庆自称“大乘”,鼓吹“新佛出世”,所至即毁寺、杀僧、焚经、烧像,故此对当时的僧俗地主统治阶级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北魏镇压了“大乘起义”后不久,在公元523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六镇起义”,接着各处纷纷出现反魏起事,群雄并出。当时北方地区的僧、道阶层过于庞大。根据《魏书》称,正光(公元520-525年)以后,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此外,其时社会政治动乱的加剧,亦令普通百姓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以致全国的佛寺竟有3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200万之巨,这在当时北中国的人口比例上,达到了极高的程度,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6分之1。士这促使封建国家政权采取极端手段,以扩大经济来源来充实国力。
   
   
   3、唐武宗灭佛
   
   唐武宗灭佛,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早在会昌二年(842年),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同时还“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以使“不杂中华之风”。
   
   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打击。据日僧圆仁目击记述,山东、河北一带的寺院,到处是“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不多净吃;圣迹陵迟,无人修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的景象。在江南地区,也是“刹宇颓废,积有年所”(《修龙宫寺碑》,《金石萃编》卷一○八)的状况。其后不久,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对佛教又是一次冲击。由于寺院经济被削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遭毁,经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繁荣的客观条件。因此,佛教需要新的权势者的倡导,采取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
   
   
   4、后周世宗灭佛
   
   在“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中,后周世宗灭佛是最有影响的一次。其实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政权都前后采取过一些禁佛的措施,但其中周世宗灭佛则是比较大的一次。从现有的资料上记载,周世宗此次灭佛,并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带有一种整顿佛教的性质,还保留着很多寺院与僧尼。但由于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了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这一个打击之后,就更显得萧条衰落了。在这一背景之下,三教之争,就更趋于缓和,从这之后,儒佛道三教之争,已不像过去那么尖锐,也不像过去那样明显,虽然还是有,但相对而言,规模都比较小。最后才出现了两宋的三教趋同、三教合流的文明成熟。
   
   (二)
   
   灭佛的文化功能这这样的:
   
   佛教自汉明帝传入中土以来,曾几度辉煌。佛教最兴盛的时候是在南北朝时期和中唐、晚唐时期。当时人们对佛教的狂热毫不亚于一场全国范围内对某些人的极端崇拜。如有人当着大众面前割取自己身上的肉去喂鸟,遍体流血却颜色不变,又有僧人自以铁钩挂体,燃点千灯,一日一夜,端坐不动。在这样的狂热下,那时的僧尼道众、庙宇寺院也是远多于现在,而且那时的僧尼还享有很多的特权。这结果不仅是所谓盛极而衰,而且走向反面,激起了历史的反哺,触发多次反佛运动,其中三次规模较大的,其时代的皇帝谥号或庙号里都被后人加上一个武字,是为“三武灭佛”。
   
   由此看来,“三武灭佛”(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唐武宗李炎灭佛,以及后周世宗柴荣灭佛)表面上是佛教与国家发生经济上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争夺宗教上的地位的斗争的结果,其实则是中国文明在寻求自身平衡的一种努力。
   
   例如在各种对于会昌灭佛原因的分析中,矛头纷纷指向了皇帝身边的几个道士。佛道冲突被视为永昌灭佛的主要原因之一。道教在唐朝的地方达到了无比尊崇的地步,原因是李唐王朝把老子李耳视为自己的祖先,而老子又是道教观音像三清之一。道教与皇权的结合是自然不过的事情,有唐一代,道风盛行,从皇室成员、王公大臣乃至平民百姓都和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宗教意义上的道教始于张道陵首创“五斗米”道,这是天师道的前身,以龙虎山为基地,天师道逐渐奠定了道教正宗的地位。因其尊崇老子为道教始祖,因此,天师道最受到皇室的青睐,历代天师都享尽尊荣。同样受到重视的还有道教的另一个派别茅山道教又称道教上清派,有唐一代茅山人才辈出,王远知、潘师正、白云道士司马承桢、李含光、吴钧等都和受到皇家的封赏。
   
   唐朝大部分时期是佛道并重的,两派宗教势力为了赢得官方的支持,明争暗斗由来已久。到唐朝中期,双方势力争执不下。道教虽然在皇帝面前多次占了上风,让佛教势力吃了几个小亏,但是在民间信徒和拥有的资产来看,佛教明显是处于优势地位。唐武宗笃信道教,早在藩王时代就和道士赵归真交好。赵归真(?——846年)为唐代道士。曾在敬宗朝(825——826年)充两街道门都教授博士,出入宫掖,人呼赵炼师。向敬宗“说以神仙之术,宜访求异人以师其道。”武宗好道术修摄之事,对赵归真更为宠信。据《旧唐书·武宗本纪》载:开成五年(840)九月,武宗初即位,便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修金箓道场,武宗到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箓”。
   
   ()
   
   回顾一下,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它的传播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魏晋以前为输入时期;东晋南北朝为传播时期,隋唐为兴盛时期。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土以后,经过五、六百年时间的传经播道,剃度僧尼的惨淡经营,发展到唐代,其义理居然成为当世三大意识形态之一,以“儒道佛”或“儒佛道”的次第并称于世。这种格局的形成与从南北朝至隋的某些统治者,笃信佛教义理,提倡佛事活动,大量剃度僧尼,兴建寺庙“兰若”大有关系。
   
   经过两晋南北朝数百年时间,佛教势力大肆扩张,到初唐时期,不事生产的僧尼竟有十多万人,他们吃、穿、住、用全由社会供给,成为社会一大负担。经过唐太宗、武则天直至唐代宗数代皇帝,支持佛教的发展,使得佛教的势力进一步发展。
   
   唐武宗灭佛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武宗本人崇信道教,他尚未即位之时就迷信道术,修炼长生之法。即位之后,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特权,服药炼丹,崇道之风,甚嚣尘上。武宗于开成五年(公元840年)2月即位,九月即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殿设立金策道场,武宗本人“于九天坛亲受法篆”,成为一名正式的道教信徒。此后他又将衡山道士刘玄静召入皇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文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又召罗浮(广东增城、博罗等地)道士邓元起入宫炼丹,传授长生之术。佛道之争,由来已久。
   
   唐武宗在《废佛教书》中这样评介:“劳人力于出木之功,夺人力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愈此道!”
   
   另外,政治上儒家重臣,比如武宗的主要政治助手李德裕,鼓吹道统的韩愈、杜牧等以巩固皇权道统的为号召,坚决攘佛,再加上中唐以来,国力大为衰落,往那种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完全开放的勇气和信心丧失殆尽,这也是社会走向衰落期,社会思潮必然的一种反映,不论灭佛兴道,还是重佛抑道,其中都包含着浓重的宗教偏执与迷狂的成分,而积极的文化心理因素是大为淡化了。
   
   灭佛运动如同暴风骤雨,灾难一个接一个的降临到佛教徒的头上:会昌二年(公元842)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会昌三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仅因为谣传有藩镇的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京兆府在长安城中打杀而死的裹头僧就有三百余人。会昌四年,敕令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会昌五年,唐武宗又对灭佛的成果进行了巩固,勒令全国东西二都可以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从5人-30人不等。其它寺庙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此次灭佛的成果是,为唐王室收缴了良田数千万顷,强迫还俗的僧尼26万人,拆寺4600所,可谓“战绩辉煌”,但对僧尼们来说无异于一场少有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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