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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人权不保,国无宁日

   胥志义:人权不保,国无宁日
   
   中国一年近二十万起的“群体性事件”,存在数以千万计的上访大军。而且数量在扩展,手段方法趋向暴力化。这些抗争和上访,绝大部分是民众在维权。原以为“十八大”之后或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但似乎领导们还在装睡,对这些视而不见。我们说,不务虚,而要务实,但“正路”“邪路”,“复兴”“崛起”,以至于“梦”,难道不是虚幻飘渺?相反,“宪政”姓资不姓社的逆流甚嚣尘上。“依法治国”渐行渐远,而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被抓,则预示着公民维权更加艰难。
   
   有人说,中国就象一个火药桶,一点就燃,而且燃点越来越低。主要根源有三。首先是大量的个人权利受到侵害,表现为大量的抗争和大量的诉求;其次是腐败遍地,官员耀武杨威,公然腐败,已经激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再次是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使社会分裂为官民对立的两个阶层。这三个问题都与政府权力有关。或者说,都是由权力带来的。中国要走向进步,走向文明,走向稳定,这三个问题不解决,就不是什么共产党失去政权的问题,而是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对历史的责任问题。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政党,都不能置人民的苦难于不顾,纵容官员犯罪,制造社会不公。


   
   那么,这三个问题,那个更紧迫?有人说,解决腐败第一(如实行官员财产公开),有人说,调整收入分配第一(如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这些都没错。但最紧迫的莫过于那些权利受到侵害的人,他们或面临强拆,或身负冤屈,却求告无门。想想那些上访,却被抓,被打,被精神病,被劳教的人,想想那些不愿土地被征收,却被武警包围起来的人,想想那些下岗工人,不得已上街摆摊,摊位却被城管推倒的人,那一个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正在受苦,他们正在绝望。所谓“解民于倒悬”,正是解那些压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人的倒悬。
   
   人权为什么具有普世价值,因为人权蕴涵人不受压迫掠夺的不容质疑的共识。压迫掠夺的本质是侵害人权,有人权则无压迫掠夺,有压迫掠夺则无人权。土地为农民所有(虽然是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就是集体私有),却被强迫低价征收,这是不是强买强卖?是不是压迫掠夺?当然是,因为政府侵害了农民的财产权,此为掠夺,农民在交易中受到胁迫,失去讨价还价的权利,此为压迫。上访是不是人的权利?当然是,对上访人围追堵截,设黑监狱,甚至于暴力欧打,既是侵害人的权利,难道不是一种压迫和迫害?思想言论要有自由,这是人的权利,用一种思想,一种言论,并通过暴力去消灭多样化的思想和言论,则侵犯了人的这一自由权利,而非自由即压迫。
   
   毛泽东曾说过,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中国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抗争和上访,正是压迫掠夺日趋扩大,反抗日趋激烈的表现。这个时候谈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如何在2049超过美国等等,是不是回避最现实最主要的矛盾?是不是对压迫掠夺视而不见,是不是没有把人民苦难挂在心上?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是不容许任何人那怕是一个人受到压迫掠夺的。台湾一个受迫害致死的军士引起二十五万人的抗议,足以说明人权获得保障,是人类进步的共同诉求。政治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通过其行为,其理论,其制度的构建来达到保障人权,这是政治家的良心。而关心每一个权利受到侵害的人,并为其呼喊,正是政治家良心的表现,也是他成为政治家而不是政客的基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位因言语上对毛主席有所不敬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找到李洪林请求帮助,李洪林通过个人关系叫地方领导为他平了反。结果有一百多同样遭遇的人写信给他,李洪林感到个人能力有限,于是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请求为这些人平反,并附上这一百多人的材料。结果邓小平批示给胡耀帮办,并全部得到解决。最终还导致“公安六条”的废止。有一次胡耀帮见到李洪林,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一百多人啦”。李洪林同情苦难,胡耀帮纯朴善良,其人性,其品质,跃然而出。这样的人才配得上理论家政治家的称号。
   
   我们当然要发展经济,我们当然要发展民主,我们当然要构建高效的行政体制,我们当然要使中华民族发达富强,但如果一个国家有几千万人上访,每天有数百起的抗争事件,这个国家还是个正常的国家吗?还能有效的进行经济建设,有效的进行体制改革,有效的建设和谐社会吗?什么是“为人民服务”?什么是“走群众路线”?如果不使其虚而实,那就是为人权服务。因为人权关系到个人尊严,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个人的不受压迫掠夺,从根本上说,关系到个人幸福。政府不保障人权,反而侵害人权,是那门子的“为人民服务”?
   
   其实,民众抗议和上访,都是利益权利受到侵害,他们希望获得政府的公平处理。当这种侵害来自地方政府时,鉴于中国的体制,只能向中央政府求救。他们并未要求推翻你这个政权。当中央政府的对策是回避,要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时,中央政府并不主持正义,地方官员的无法无天得不到遏制。矛盾由民众与地方官员的矛盾正在逐渐转变为民众与中央的矛盾,与政权的矛盾,与体制的矛盾。上访民众举出打倒贪官的牌子,抗议人群拉出民主选举的横幅,越来越使我们感觉到革命的临近。利益矛盾正在转变为政治矛盾。党不是要保住政权吗,如果你不主持正义,如果任由一些官员无法无天,如果纵容地方政府用暴力去“化解”矛盾,你能长久的保住政权吗?
   
   维稳警察越来越多,经费开支越来越大,安保级别越来越高。奥运会,运动会,人代会,党代会,那一个会不需成千上万,乃至上百万人来“保卫”?一次法庭开审,如临大敌,还要控制前往该法庭所在地的人流,何其荒谬;一个律师被非法抓捕,竞然需律师组团去营救,去抗议,社会底线何在?敏感日子越来越多,人代会的3月,历史记忆的5月6月,建国的十月,还有各种国际事项的日期,名人的生日和冥寿,何时不是高度警惕,疲于奔命。一开会就要清场,一出事就要封路,一敏感日就要控制上访人员,异议人士,一年三百六十天,人民还有几天的安稳日子可过?
   
   只是发展经济有用吗?近二十来年,中国经济确实发展很快,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远低于经济发展速度。除了贪官巧取豪夺,侵吞了发展成果之外,经济发展成果很大一部分用于维稳。我们的维稳费超军费,其实这只是体制外的费用。体制内就存在一个庞大的为维稳而存在的队伍,比如那些政工干部,那些控制社会,控制人员的机构,那些搞宣传,对人民进行洗脑的人等。我估计这些人员占到公务员人数的一半以上。那要多少工资和费用?还好,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给了官员特权利益增加,维稳经费增加,却不用人民收入下降为代价,人民收入虽然增长缓慢,但还是在增长。所以百姓虽怨言颇多,终能忍受。但近几年,维稳形势趋紧,人员费用大增,而经济增长却在放缓,资源土地也卖得差不多了。地方政府还背上天量债务,有的收入还不够还利息,政府面临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特权利益不能少,而且要求获得特权利益的人越来越多,政权要靠这些人来维持,正在步步退让。维稳费用更不能少,甚至还要大大增加,这关系政权的生死存亡。当经济发展放缓,政府的征收需老百姓减少收入,即降低生活水平为代价时,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大家想想就会明白。
(2015/02/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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