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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陈伯达现象”与智力异化

胥志义:“陈伯达现象”与智力异化
   
   叶永烈先生介绍陈伯达,说他前半生理论上有所建树,也有某些独立的观点和思想,而后半生则和权力缠夹不清。他后半生的工作,用陈伯达自已的话,就是把主席的一句话变成一篇社论,独立的思想荡然无存。更有甚者,为了官位,他煞费心机去打听主席说了什么话,看的是什么书,窥测揣摸主席用意以迎合。这就不但丢失独立的思想,也丢失独立的人格。所以他或许在自已的专业领域具有创新的知识与能力,却由于陷入专制体制的官场之中,很难有创新的成果。这类文人有很多,如张春桥,姚文元等。他们都具有较高的知识与能力,或许都能做一些于社会进步有意义的事,却把知识和智力用于媚权,并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叶永烈把这类人的这类行为,统称为“陈伯达现象”。
   
   岂止文人,专制体制下的官员,鲜有不去揣摸君王或上级的。揣摸什么?思想用意性格爱好等等,无不包括其中。揣摸是为了迎合,这里有自保的恐惧,也有利益的谋求,所以殚精竭力。除了揣摸,只要是在专制体制官场上混,还需其它种种技巧。要说假话空话以修饰形象;要恩威并用以驾驭下级;要费尽心力去排除异已,还要防备异已对自已的暗算。一本“厚黑学”写尽官场上官员的智力所向。这种智力有时还需特别高超。以陈伯达如此高智商,在庐山会议上也未能洞察主席用意,以致翻了船。所以,能够在专制体制官场上如鱼得水之人,无不是智力高超之人,如果把这种智力用于创新,用于做一件或若干件有意义的事,成功的概率很高。遗憾的是,这种权力争斗和倾轧,于社会进步亳无意义。在权力争斗和倾轧中的智力运用,显然是一种智力的异化与浪费。

   
   一般官员如此,专制体制下的最高统治者,或想成为最高统治者的人,他们的精力和智力,更是用在争夺权力与维护权力之上。所不同的是,他们除了自已需要智力,更多的在于用人,所谓“招贤纳士”是也。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开明。实际上,这些“贤士”的智慧大多是为他争夺或巩固权力服务。是他争权保权智力的延伸。描写清朝皇帝的历史小说中,说雍正在登基之前,与其它皇子争位,请了一位谋士,谋士教他:“争是不争,不争是争”,意思是说不要张扬,不要造势,不要显露出争的思想和行为,而不争正是在争。这一计策确属高招,非一般人所能想出,也帮雍正登上帝位。我突发奇想,以此人之智力,如果他脑子里有较多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不是观形察势的官场知识,正在苦思东西为何会从高度往下掉的古怪问题,而非是行为进退趋避的谋略,坐在树下被苹果砸了头,是有可能想到万有引力定律的。中国历史上的智人,学的是争权保权之术,做的是争权保权之事,关注的是争权保权过程中的谋略。鲜有人真正去涉及并专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学好文武艺,只为帝王家,实际上是只为权力。他们(包括帝王)在历史上叱咤风云,改朝换代,建国立国,常常自称功绩伟大辉煌,可他们的这种功绩,能有益于人民?能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瓦特发明蒸汽机,华盛顿建立民主制度,斯密写《国富论》的功绩相提并论?
   
   中国是世界上统治文化最发达的国家。简单地讲,是维护统治权力方法最多的国家。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产生大量的统治权术。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如“封建制”与“郡县制”对权力得失的争议等等。一部中国专制体制下的思想文化史,就是一部统治权术的完善史。中国的人文学相较于自然科学,不知要发达多少倍,却没有伸张人权的思想洞见,没有对权力丑恶的精辟分析。没有对制度与社会进步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人文领域充斥争权保权的方法研究与愚民的思想教化。所谓“以史为鉴知兴替”的兴替,本质就是权力得失,所谓“水可载舟,亦可复舟”讲的是人民力量对权力得失的影响,立足点还是权力,如何能从中生发出人权理念和民主思想?毛泽东年轻时,研究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利益,寻找造反的理由和依靠力量,后半生掌权之后,则“二十四史”不离床头,沉醉于权力得失的历史经验教训之中。直到现在,我们不是还在研究苏联共产党失去政权(权力)的原因吗?诸如舆论失控等等。研究还深入到用何种制度何种方法应对,体现出精细化,深层化,系统化的趋势,而立足点却仍是权力得失。问题是,权力得失的经验教训或保住权力的制度方法应对,对当权者或当权集团很重要,但对社会进步有意义吗?这是一个只有在专制体制下才会产生的问题,也只有在专制体制下统治者才会有的研究需求。而且这种研究需投入不少资金和人力,研究的人都是精英,智商都很高,这何尝不是一种智力的异化和浪费?中国几千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想想历史上有多少智能之士在为争夺巩固所谓的“政权”绞尽脑汁,耗费着他们的精力与智力,中国能不落后?那个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现代科学在西方出现,而没有在东方(中国)产生,或许从中可以找到答案。
   
   专制体制一定会异化和大量浪费人的智力,这是因为专制体制存在两大致命缺陷。一是政权私有化或集团化,所以有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之说与行为,有如何夺取与巩固政权的方法研究与智力运用。而在民主体制下,政权非私有化或集团化。以美国为例,政权非总统或政党所有,他们的总统,议员,法官都是职业。政客竞争总统,不是争夺政权,而是竞争这一比较特殊的工作岗位;总统受弹劾下台,不是政权跨台,而是他行为工作有误而失去这一工作;总统到期下台,另一位总统或另一党派的总统上台,也不是下台总统或他所在的党派失去政权。政权本不是他或他们的,何来失去之说?所以不会有争权夺权的研究和智力浪费。而且民选的机制,使政客只有洞察民意才能上台,解决民众需求正是一种社会进步,政客洞察民意的智力运用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二是权力并不创造财富,却可以获得利益。权力具有强制性,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当权力可以利用强制力量去获取利益时,争权就不可避免。在真正的民主与市场体制中,劳动者要获得财富,要勤劳和提高劳动技能;资本家要获得利润,要加强经营管理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科技人员要发大财,必须创新推动技术进步产品出新;即便是律师,他的收入,也取决于他保护公民权利的智慧与能力。正是这些人的劳动和智力运用,推动社会进步。而在专制体制下,通过权力强制来获得利益,是获得利益的捷径,引诱着人们去争权,实际上争的就是这种获得利益的权力强制力。权力强制力并不能创造社会财富或推动社会进步,所以争夺权力的智力运用当然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智力异化和浪费,
   
   智力浪费是所有浪费中最大的浪费,它“挤出”(经济学概念)或窒息人于社会进步有意义的创造力。精英都把智力用于争夺权力,何来创新和社会进步?所以,民主体制不仅比专制体制更符合政治伦理,而且比专制体制更有效率,而不是相反。
   
   
   附:胥志义:科举制对中国创新的影响
   
   
   “科举制”是中国专制体制发展到顶峰的表征。也是对中国人智力异化和浪费影响最大的制度。“科举制”是“招贤纳士”的制度化,与“招贤纳士”相比,它具有更强大更广泛的制度效应。
   
   第一,“科举制”是统治者把天下优秀人才纳入专制体制中,并为其所用的方法。愈是制度化,愈是公正,愈能网罗真正优秀人才。虽然历史上有不少办事官员为私利常常破坏这种公正,但聪明的最高统治者总是要维护这种公正,因为只有把最优秀人才网罗进体制之中,不但能为其所用,为其所控制,还能减少民间对抗统治者或统治集团的力量。专制的政权当然也有管理国家的功能,这些优秀人才进入体制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高管理效率,推动管理进步。但专制政权最重要的任务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和政权永固,所以这些优秀人才进入体制之后,必然产生智力异化。正如前面所说,官场上的权力倾轧与利益争夺,统治者对巩固政权的要求,使他们的智力运用,大部分失去促进社会进步的意义,只是一种智力浪费。
   
   第二,“科举制”给人提供了一条发展的通道。而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包括我国建国后的计划经济,都有意无意堵塞个人发展的另外通道。如历史上的抑商抑工,计划经济时代的抑私,都属于堵塞个人的发展通道。统治者通过利益的诱使和其它发展通道的堵塞,诱导迫使人走上追求当官这样一条唯一发展通道。这会产生什么效应?它使智力最优的人走上官道,与此相对应的是减少社会其它领域的优秀人才。一个社会的进步,不唯是国家管理的进步(何况在专制体制下,最优人才进入管理岗位也很难推进管理进步),更重要的是经济文化科技的进步,这些进步都发生在社会领域,不是官员能够推动的。智力最优的人都去当官,社会领域人才则减少,社会进步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便毫不奇怪。
   
   第三,“科举制”不但诱使人去争官,而且还使人学习的方向,知识的结构,精力与注意力的集中点,都向争官与当官靠拢,这会僵化人的智力。人的智力天生具有向各个方面探索知识的功能,正是这种不受约束和误导的智力向各个方向的探索,失败,再探索,使现在世界上的知识丰富多采。而中国,在官本位文化与科举制的指挥棒下,甚至在科举制中考试内容的指挥棒下,人的智力,学习和思想集中于某一方向,某一领域(如四书五经),实际上失去思想自由,何谈向各个方向的探索与发展?中国除诞生丰富的统治文化,对世界知识库贡献甚少,也毫不奇怪。中国人并非不聪明,统治文化的发达便可证明,而这种聪明不但被专制体制所利用,所异化,无法为社会进步作贡献,而且被专制体制所误导。比起进入体制中的官员智力异化,那种没有进入体制之中却把追求当官当作人生发展路径,因而在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智力偏向,无形中阻碍他们智力向各个方向发展,这是一种更大的智力浪费。“范进中举”形象地描述了“科举制”对人思想的禁锢和毒害。
   
   “科举制”具有程序公正的特征,甚至曾引起外国的羡慕与学习。在民主体制下,考试作为一种公正的选择方法,是社会平等运动中的一部分。但在专制体制下,作为官员选拔的方法,它所具有的行为导向功能,异化着人的智力,窒息中国的创造力。愈是程序公正,其欺骗诱导功能越强。那个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现代科学在西方出现,而没有在东方(中国)产生,与中国的专制体制和“科举制”有莫大的关联。即便到了现在,“科举制”已是历史旧事,而专制体制还在,官本位文化还在,它就象一个幽灵,深深的腐蚀着中国人的灵魂,扭曲他们的智力,影响他们智慧和创造力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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