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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苦难文学开始,复兴中国文化

2008-04-20

   

   今年的4月9号,由著名的法学家、作家袁红冰教授发起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第三次年会在台湾的台北市举行了。十来个国家的四十余位代表应邀参加了会议。中华民国的政务院文化委员会主任王拓教授参加了第一天的会议,并致开幕词。台湾的国立台湾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的高雄大学等著名的大学,都派出了校长、系主任、研究所长和著名的教授参加了大会。全球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博士也参加了大会。

   

   四天的会议期间,台湾的各大媒体进行了全程的报导。与会代表们 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自由文化运动,对苦难文学的定义和其意义,发表了许多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和报告。同时呢,也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热烈的讨论。

   

   本届大会定名为《中国苦难文学研讨会》,由袁红冰教授致词。他在致词中说:“中国的文学曾以其绝世之美而辉煌千古。但是环顾当今之世纪,各种文化奖是令人眼花缭乱,却没有一个是属于中国自由文学的。这正是从一个角度表述出中国的文化精神濒临灭绝的悲剧。 ”中共暴政及其御用的文人和它的文化机构,设立了种种种类繁多的奖项。但那都是为了奖励文化奴隶而设的,与自由人无关。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有一位女思想犯被暴政处决。为了不让这位女思想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出自己的思想,临刑前狱吏用竹签穿透了她的舌头和下颚。正是这位思想犯留下了一句悲情千古的遗言。她说:‘哪怕我对着铁铸的墙磕一声,也可能得到回音。可是我对着活人千万遍的呼唤,却尤如面对死人。’她的遗言回荡着悲愁与绝望,同时也属于所有中国自由的心灵。为中国文化复兴背负如山的痛苦,行进在苦难命运间的精神圣徒们,值得历史的尊敬。

   

   《国际学者基金会》设立了《中国自由文化》奖。设这个奖的初衷呢,不是用于奖励渴望被奖励的人,而是要以中国自由文化奖的名义,向为了复兴中国文化事业历尽千辛万苦创造出精神价值的知识份子,表达无尚的敬意。同时,我们也祈愿,中国自由文化奖能为重建中国文化的尊敬,做出不可取代的贡献。中国自由文化奖追求的全部价值那就在于: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信与尊严。”

   

   袁红冰教授的致词结束后,就由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了2007年第一届中国自由文化奖获奖者的名单。共有十一位人士获奖:

   

   第一名是江婴。诗人,安徽人;着有《半叶诗选》、《江婴诗集》、《霜前拾叶》、《霜前横笛》等十几本诗集。

   

   第二名是马建。小说家,青岛人;作品曾经获得了2002年英国的汤姆斯•库克国际旅行文学奖。

   

   第三名是周钰樵。自由思想者、独立作家;2003年在大陆首倡成立了成都读书会。

   

   第四名谢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中文教授;著有《储安平与观察》、《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份子》、《血色闻一多》等书。

   

   胡佳。中国的著名环保志愿者,爱滋病防治志愿工作者,现在狱中。

   

   高志晟。中国著名人权律师,现在软禁中。

   

   黄琦。中国著名人权活动家,中国最早因为互联网问题而遭受关押迫害的人之一。

   

   张清溪。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经济研究所所长。

   

   王维洛。南京大学地理系学士,德国的多蒙大学空间规划系博士。

   

   周京。作家,史学家。著有《暗流:文革手抄本文存》、《中国大陆食品污染》等著作;

   

   贝岭。诗人,《倾向》出版社与《倾向》文学杂志创办人,纽约公共图书馆驻馆作家。

   

   在这次隆重的授奖仪式上,由于共党的阻挠和破坏,有四位大陆的获奖者未能出席大会领奖。同时还有二十二位受到邀请的大陆的学者、作家未能出境参加这次的盛会。

   

   但是自由民主的大潮和大陆中国人民的觉醒绝非共党可以阻挡得住的。仅仅成立了刚三年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由2006年成立之初的三百四十三名成员,已经发展到了今天的一千四百多名成员,而且其中的78%的成员是在中国大陆。

   

   这次的会议整整用了两天半的时间,进行了苦难文学的研讨活动。与会的专家、学者、作家、诗人们一致的认为:当代中国在马克思主义和共党极权构成的精神地狱中,所承受的苦难超越了人类万年的苦难。当代中国的苦难,是人类苦难之王。

   

   袁红冰教授把这种苦难精辟地概括为心灵的苦难。也就是心灵被灭绝过程中的悲愤,自由被囚禁过程中的悲怆,人性被迫兽性化过程中的悲痛,良知被迫泯灭过程中的悲苦,真实的情感被迫虚假化的过程中的悲愁。而中国苦难文学的价值目地就在于,让当代共党管辖范围内心灵的苦难升华为自由的哲学,生命的史诗和人性的悲歌,并且以此拉开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的序幕。大陆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已经到来了。

   

   五十八年共党专制下的苦难,民间广泛的反思运动,已经使得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的人性复苏。而人性的复苏必将带来一个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这就是共党及其专制主义的掘墓者。民众的觉醒之时,那就是共党的灭亡之日。人间的正义,永远是战胜一切邪恶的利剑,这也正是中华文化的精神所在。对于这一点,我本人是坚信不移的。

   

   由国际学者基金会赞助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在短短的三年的时间里,共出版了二十二部小说、诗歌和政论文集。这二十二部著作不仅仅是在中国大陆不能发表,甚至在海外的中文媒体和部份的西方媒体上也是不能发表的。共党使用拉拢和收买的政策,黑手伸到了几乎所有的地方。在利益的驱使之下,许许多多的媒体和舆论界,放弃了道义与良知的原则立场,拒绝出版揭露共党暴政内幕和残忍本质的著作。使得一大批面对现实、揭露现实丑陋的著作得不到出版的机会,大量罪恶的事实不能与公众见面。共党用谎言欺骗的宣传,使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华人们,仍然继续喝着共党的狼奶。

   

   扼杀自由、钳制舆论,已经成为了共党维持政权的唯一的法宝。而国际学者基金会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有独立思想的人的观念,鼓励人们大胆思考,大胆写作。所出的作品,凡是遭到拒绝,或是没人敢出版的,基金会和自由文化运动出版社都会给予支持和出版发行。

   

   在今年的2月份,我本人的一部书稿取名为《血色中国》,在基金会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支持和多方奔走的艰苦情形下,也终于出版发行了。并且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已经销售出了三千多本。而且就在此次的中国苦难文学研讨会期间,日本的出版商与国际学者基金会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主动联系,准备把此书翻译成日文,在日本销售。目前两个组织在征得我的同意后,正在与日本出版商签订合同。

   

   说起我的这部书,在整个的联系出版过程中的苦难,是远远大于我书中所叙述的苦难。记的那还是1997年的初春,有一天我患了感冒,由于不想请假去看医生,于是在下了班以后直接去了药房,买了些治感冒的药。当时那位药剂师是个极负责任的人,坚持要记录下我的姓名、电话号码和地址。可是在告诉他我的住址的时候,突然我的大脑里是一片的空白,说什么也想不起我的地址了。药剂师马上对我说,不要急,什么也不要想,马上出去到街上走一走转一转。我听了他的话,在街边的便道上站了大约一分多钟,突然又想起了我的地址,回来告诉了药剂师。在我付了钱要离开之前,药剂师对我说:“我敢说你的生活太规律了:就是工作、吃饭和睡觉三件事。对于你这个年龄的人来讲,刚才发生的事那就是个警告。千万记住,大脑也需要锻炼,回忆就是使用,而使用就是锻炼。”

   

   说实话,那天大脑突然失去记忆的一霎那,确实把我吓坏了。自从我逃离了自己的祖国,来到了加拿大定居以后,我心心念念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想在我退休以后写出一部回忆录,去记录我所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的1989年六•四北京的大屠杀。

   

   我的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们中有七个人死于那场大屠杀。我要把他们的家庭、身世、姓名、个人经历详细的写下来,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他们是死于共党暴政之下的、有血有肉、有灵魂、有追求的活生生的人。我本人在六•四大屠杀之前、之中和之后的种种情节和遭遇,尤其在六•四之后的逃亡中也曾被捕,进过共党的监狱,以及监狱中的种种酷刑折磨,和逃亡中的种种磨难。

   

   首先我要承认,我不是作家,更不是文学家。我学的是历史,干的是学术研究工作。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写书、写诗、写散文,我都是外行。但是作为史学家所受到的训练和所承担的责任,就是有义务去实事求是的还原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然后公布于众。

   

   例如,1989年的六•四事件,究竟是不是大屠杀?对于一个史学家来讲,首要的工作那就是去发现和寻找证据,然后让一个个发现出来的证据去说话,。得出来的结论是:那么多的人死于枪伤,那么这不是屠杀又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事实,是不受任何主义的限制和钳制的。也就是说,共党敢于干出来的事,我就有责任实事求是地把它讲出来,写出来。

   

   那次大脑的突然失去记忆,使我不敢再等了。加上那位专业药剂师的忠告,我于是就在那个星期的周末便开始了我的回忆录。在以后的几乎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充份的利用了每一个周末,每一个节假日,每一次的休假,终于在2000年的秋天,完成了这部回忆录。共计大约是五十五万字。

   

   在整个的写作过程中呢,我已经充份的体会到了苦难文学的全部含义。在我叙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上,经常出现我是在不知不觉中流着眼泪在写。更有一些个情节,竟然使我写不下去,甚至停下了笔,几个星期不敢再去写它。共党无人性、残忍、下流的暴行,竟然可以使身受其害的当事人不知道该如何去叙述。当一旦叙述完了以后,又往往使我的心情沉重得几个星期不能回复。

   

   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在我写这部《血色中国》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我究竟是怎么过来的?好象我是在重温一场恶梦,又好象在与一群恶魔搏斗,更好象我陷入了血腥的酷难的炼狱中,在与毒蛇、猛兽较量着。在我终于写完了这部书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胆量和勇气去翻看这部我亲手写的书了。

   

   经历过了写书的痛苦,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下一步的出版这部书过程中的痛苦,竟然比写作时的痛苦还要大的多。

   

   从2000年的年底开始到2003年夏季,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我在北美的范围内总共联系了六十一家的出版社,收到了四十九家出版社的回信。他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我解释他们不能出版我的书的原因。其中有六家英文的出版社约我去面谈,又要我将书中的一些章节翻译成英文然后交给他们看。五家出版社回信说,我的书的内容与他们出版社的业务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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