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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時代》--重寫我城故事



作者:鄺健銘

   
   2015年2月15日
   


【編按:立場博客鄺健銘,出版新書《港英時代 — 英國殖民管治術》,本文為該書導論。】

   
   
   港英治理香港,比特區政府優勝嗎?在此刻的香港,這是個政治敏感的問題。
   
   本書透過比較港英與特區政府的管治,以香港本土角度、區域與世界視野,重塑香港的管治史,然後分析港英政府治理表現較特區政府出色之處,嘗試為目前香港的管治問題、城市定位、潛在優勢與未來發展方向尋找啟示。
   

從英屬香港到中國香港

   
   1984年9月26日,中英兩國政府在北京草簽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和三個附件,雙方同意香港於1997年7月1日回歸中國。
   
   1997年7月1日凌晨,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特區成立大典莊嚴地說:「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將竭盡全 力,保持香港一貫的生活方式,維持香港的自由經濟體系,堅守法治精神,發展民主,建立富於愛心的社會,確保國際大都會的活力。」
   
   諷刺的是,中英聯合聲明草簽三十周年後的2014年9月26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及學民思潮發動的爭取真普選罷課運動,卻意外地發展成令香港變天的「雨傘運動」。
   
   學生要求「重奪原來屬於我們的空間」,衝入原屬公共空間、初建時沒有欄柵的金鐘政府總部「公民廣場」。警察對應手段強硬,很多人不忿警方所為出來支援, 「佔中」隨後順勢提早啟動。9月28日警方使用催淚彈驅散示威者,卻激發數以十萬計的抗爭者佔領金鐘、銅鑼灣及旺角部分街道。縱然10月3日「藍絲帶」暴 徒在旺角街道追打示威學生,抗爭者仍然未卻步,繼續留守佔領區的街道,直至12月15日警方完成銅鑼灣的「清場」為止。這場持續了79天的佔領運動,不禁 令人驀然想起,學民思潮在2013年6月提出政改方案時,喊出了「重奪政府」的口號。
   

「香港是一本深奧的書」

   
   我們該如何理解回歸十七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實驗走過的路呢?主權移交後,中聯辦首任主任姜恩柱曾說:「香港問題好比一本深奧的書。」如果誠如董建華所 說,香港回歸的意義,在於港人可以重新當上這塊土地的主人、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為甚麼香港「回到祖國懷抱」的十七年後,學聯的罷課宣言還要打出「抗殖反 篩選,自主港人路」的口號,高喊「命運自主」呢?
   
   為甚麼在港英政府百多年來也沒有賦予港人多少民主、刻下政改寸步難行之際,卻有愈來愈多人緬懷英治時期?難道真如中國大陸某些官方媒體所稱,香港人當慣了 「英國奴才」?既然香港「自古以來屬於中國領土」,香港與大陸有「血濃於水」的關係,且祖國大陸「給予香港那麼多經濟支持」,為何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 心仍然急速下滑,類似「中港區隔」的主張愈來愈有市場?為甚麼在十七年後,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不滿有增無減,而前港督麥理浩、彭定康在香港的人氣則一直不跌反升?
   
   這本書嘗試做的,是重新審視過去香港處於複雜地緣政治下的管治歷史,以及英人治下的香港社會面貌,並比照今昔,以更廣闊的時空與地域視野,回顧香港走過的路。
   

以世界視野重寫香港歷史

   
   具體地說,本書透過比較港英與特區政府的管治,以香港本土角度、區域與世界視野,重塑香港的管治史,然後分析港英政府治理表現出色之處、特區從中可以得到 甚麼啟示,目的是令大家更了解在回歸前後,香港處於何種地緣政治脈絡、進而明白香港從過去到現在的管治,受到甚麼因素影響、產生了甚麼治理效果,嘗試為目 前香港的管治問題、城市定位、潛在優勢與未來發展方向尋找啟示。
   
   以世界視野重寫香港歷史的切入點包括:
   
   一、回顧大英帝國環球殖民地的治理方針、模式與原理;
   
   二、 比較英屬香港和其他舊日英國殖民地的管治情況,例如新加坡、錫蘭(斯里蘭卡的舊稱)、馬來亞、肯亞、緬甸、尼日利亞,以至今天仍是英國殖民地的直布羅陀等;
   
   三、 比較中英兩國政府的施政風格、政治文化,以及國際形勢下的國家利益;
   
   四、 從世界不同中央-地方關係的案例,例如英國-北愛爾蘭、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美國-波多黎各、芬蘭-奧蘭群島,以至最先試驗「一國兩制」的中國-西藏,分析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表現。
   
   我城故事值得重寫的原因,是港人以往對香港故事的理解,視角大都困於本地的框框,而較少意識到在「中國香港」以外,有着「世界香港」的一面 ── 不論在經貿活動、人流、文化思潮、區域甚至是全球政治方面,香港在全球網絡實際上都有相當的角色。要多了解甚麼是香港的「本土性格」,及其對今後管治有何 啟示,那絕對不應忽略自十九世紀以來、在波譎雲詭的近代史中,中國、廣東、英國、美國、日本、共產國際與蘇俄,以至南亞商人和東南亞政商力量等各種外圍勢 力,在香港互動的過程與影響。
   

如何閱讀歷史

   
   不過閱讀歷史,卻要很小心,因為「何謂歷史」,並非如1+1=2般那樣簡單直接。劍橋大學歷史學家卡耳(Edward Hallett Carr)在經典歷史學入門書《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 ?)中說:「歷史是一系列獲得接受的評斷。」這與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名言:「沒有真相,只有詮釋」(There are no facts, only interpretations.),頗有暗合之處。關於歷史的解讀、詮釋,更是一個不間斷的過程,每個時代的人都有自己時代的問題,對相同的史料、歷史 事件、人物,都因問題意識的不同,而產生不一樣的看法。[1]
   
   更重要的是,歷史的書寫,其實更涉及政治、不同身分認同的角力。台灣社會學者蕭阿勤曾作以下結論:「人們爭奪歷史的敍事,就在於它對集體記憶的形成、維繫 與重塑,至關重要。一種特殊的集體認同,部分取決於集體記憶的特定建構方式 ── 包括詮釋『我們是誰』、『我們經歷過甚麼』,以及因此『甚麼是我們所共享』的。」[2]
   
   引申而言,歷史雖然着眼往事,卻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因為它形塑了我們對現狀的理解 ── 套在香港,那就是我們如何理解香港在世界上的位置、香港過去的成功條件、香港應該如何治理、甚麼是「香港人」、甚麼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進而思考香港未來應該如何走下去。
   
   正如英國作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小說《一九八四》寫道:「誰能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能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He 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h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這正解釋了為何有些國家熱衷於篡改歷史。
   

如何審視香港歷史

   
   香港主權移交前夕,中國大陸在短短幾年間出現了很多有關香港歷史的論述,其中一個目標,就是為了「確立回歸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為「人心回歸」鋪路。[3]然而,這類香港史論述都以「愛國史觀」建構,至少有以下四個值得商榷之處:
   
   一、香港的英殖歷史是恥辱?
   二、香港在英治下受盡剝削?
   三、英人同化港人?
   四、英治高壓獨裁?
   
   如果我們以民族主義先行的「愛國史觀」有色眼鏡回望香港歷史,便會很容易過分強調或誇大英治時期的「恥辱」,而忽略當年英國人管治值得學習的地方。全國政 協前主席李瑞環在香港回歸前,曾提出「紫砂茶壺論」,提醒相關人士治港不要妄洗「茶垢」,令香港失去特色。香港若然胡亂「去殖」,便會很容易流於重新「自 我殖民」(見第一章)。
   
   正如前特首特別顧問葉國華一本著作的副題所指:「忘記了歷史明天不會更好。」[4]要重新閱讀香港的過去,方法之一是以英帝國的環球管理角度看香港,當中涉及英帝國怎樣運作、管治目標、怎樣管治殖民地,以及管治香港與其他殖民地有何異同。
   

英國和中國管治的不同

   
   作為商業帝國,英帝國管治的目標之一,是以最少的資源做最多的事,這樣才符合經濟效益。因此英國人相當在意維持殖民地原來的狀態,在管治上盡量貼近當地文化,以減低要出動軍警鎮壓的機會與成本,具體操作包括:
   
   一、 給予在地殖民地總督最終權定權(The man on the spot should be left with the last word.);
   二、不傾向主動開展大刀闊斧的改革(prefer reaction to action);
   三、重視建立「軟實力」,相對而言對主權沒有那麼執着。
   
   英帝國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她沒有港人耳熟能詳的那種「中央政府」。英國是海洋國家,比大陸國家更少講中央集權。也因此,19世紀英帝國如日方中時, 英國本土湧現了各種思潮,影響了英帝國的政策,社會力量例如傳教士也參與了構建帝國的過程,增加了英帝國「人性」的一面。例如由英國聖公會派遣到香港傳 教、曾出任聖公會港澳教區會督的何明華(Ronald Owen Hall,1895-1975),不但對香港社會福利有相當大的貢獻,也是積極參與香港管治 的代表人物。
   
   反觀作為大陸國家的中國,傳統上更看重主權與大一統,更強調中央集權,對地方多元較不寬容。這與從蘇俄傳入、崇尚集中權力的共產政權也有關係。雖然 1920年代,曾有國人嘗試大一統以外的立國道路 ── 從下而上、以地方為主體和起點、聯合成為國家的「聯省自治」(見章太炎的《聯省自治虚虛置政府議》),但未竟全功。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最先試行 「一國兩制」的地方是西藏,當年政策的主事人,也是以同樣方法收回香港的鄧小平。然而,隨着1959年藏區爆發騷亂和達賴嘛喇出逃,標誌着這次實驗的失 敗。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分水嶺。此後,官方加強愛國教育,強調「勿忘國恥」,以對外之仇恨來團結國民、維持政權,並強調以鴉片戰爭之恥為綱的香港史。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後,更全面收緊言論和意識形態,對內中共有所謂的「七不講」[5],在港澳事務上則經常指摘有「外國勢力」介入香港。這些變化都對原意為保留地方多元的「一國兩制」非常不利。
   
   
   《信報》創辦人林行止,對英治下香港主體性(即獨立鮮明的地方性格與意識),曾作出極到位的觀察:
   「(在主權移交前)英國管治遠離大不列顛十萬八千里的香港,即使沒有作出任何高度自治的承諾,香港還是可以按照向有的風俗習慣、歷史文化,繼往開來了一百 多年,期間香港從小漁港發展成為輕工業重鎮,曾執塑膠、假髮、製衣等業世界牛耳,又成了東南亞的運輸樞紐和世界有數的金融中心。英國人管治得法,可是,港 人的思想文化卻以華人為主流,從無被殖民者同化的迹象,更沒有可能約束言行的思想回歸問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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