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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饥荒三个惊人新发现

   耶子: “中国大饥荒” 三个惊人新发现
   
   
   
   前不久,香港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学家冯客以他的历史著作《毛的大饥荒》一书赢得英国撒母耳‧詹森文学奖。日前冯客教授在美西世界著名学府斯坦福大学,就这段中国历史进行专题演讲。他说,在查阅研究当年的历史档案中,他有三个惊人的发现。


   
   冯客教授目前任教于香港大学,他利用驻港期间的便利条件,对当年的这段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四年前中国大陆开始对部份三十年以上的档案解密,对公众开放,作为历史学家的他趁此时机开始了档案调查,使他对此段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并撰写了《毛时代的大饥荒》一书。
   
   冯客先从广东省档案局开始调查,在阅读过程中,他看到有大量关于此期间的史料,包括公安部报告、屠杀调查、省级领导的坦白,如甘肃省长张中良、及普通老百姓给领导人的信函。他在研究中他对此段历史有三个新的发现。
   
   1、大跃进时频繁滥用酷刑其中包括儿童与孕妇
   
   使他吃惊的第一个发现是,大跃进时频繁滥用酷刑,而受刑对像不光有成年人,也有儿童、妇女、更有孕妇。他说:“档案局有非常详细的报告,谁为什么原因被打死,使用哪些酷刑。例如,在广东,孩子们被捆绑后推下水塘,一个12岁的小男孩被关进一个吊起的笼子。开始时我以为这只是一个个例,但当我在其它档案馆(调查时),暴力(的记载)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异常程度的酷刑和政治高压。”
   
   这个意外的发现促使他在之后的4年,走遍全中国,查询了广东、甘肃、山东等数十个市、县和北京的档案局。他说,档案史料中记载的大饥荒,许多地方更像波尔布特的柬埔寨死亡营,而不是张艺谋的电影《活着》。
   
   冯客表示,他至今还在用饥荒一词来描述这段历史,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程度的灾难?当人们提起波尔布特时,会想起群体灭绝?柬埔寨有8百万人,估计有170万~250万人,在赤棉时期死亡,少数被杀,而多数是被劳动至死或饿死。在研究中,他发现安徽阜阳有8百万人,与柬埔寨人口相同,当地的历史学家,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大饥荒时的情况,资料显示有240万人死于非命。而中国在1958至1962年期间,死亡人数是赤棉的20倍以上。
   
   档案馆有很多具体资料,多数来自于公安部,也有来自于统计局与省、县62~64年的调查报告,通过这些资料,冯客估计“大饥荒”时代,中国至少有4,500万人死于非命。其中6~8%死于暴力,超过比波尔布特统治时的死亡总数。
   
   在四年的研究中,冯客花了6个月在档案局阅读史料。对于大跃进中滥用酷刑,冯客表示:“一开始,我很难看到缘由,但慢慢明朗化”。因为人民公社建立后,人们失去了一切,房子、生活、耕牛、工具、包括几年前刚刚分到的土地,所以耕农没有任何动力劳动。大饥荒开始后,种植的粮食,也不属于耕者所有,要全部上交。为了生存,在甘肃和广东等地,出现了袭击和抢烧粮库的事件。他举例,1961年1月底在广东的一次粮库袭击后,农民将粮食烧掉并留下了愤怒的字迹:粮食不是我们的,所以不如烧掉它。因此执行党的政策,就需要使用更多的暴力强迫饥饿的农夫劳动。
   
   2、很多在饥荒中死去的人不是饿死而是因被禁止给予食物
   
   他的第二个意外发现,是在大饥荒中死去的人,很多是因被禁止给予食物,而非无食被饿死。
   
   冯客表示,因为人们的住房被拆,财产被没收、不能自己烧饭,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喂养”,不能劳动的病、弱者被视为负担,而为了满足党组织不断下达的更高上交指标,许多地方对病者、弱者、反对者、开会睡觉着、所谓的坏因素和右派,采取了禁食的惩罚,这样的例子在档案中并不少见。例如,四川许多县,80%的人死于无食惩罚。
   
   但大饥荒所造成的后果远远超过了死人,冯客表示,强硬的公社化手段导致了房屋、交通、土地和环境的破坏,也导致了人性的恶化与人们在道德上的妥协。
   
   他举例说:“在湖南省的一个村庄里,一个人被迫活埋自己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偷了一把粮食,这个父亲三周后伤感而死。”从档案史料中他发现,活埋在全国一次、一次地出现。
   
   在大搞工农业的政策下,从1958年开始许多农村土房被拆后用于肥料,被误导的农民认为大跃进一定能实现,不久就会重造高楼大厦甚至是飞机场,也将土房拆毁,建造人民公社所用的砖头也来自于个人房屋,而农民为了生存私自藏粮被发现后,地方官员也用拆房的办法使农民不能藏粮,最终导致大量房屋被毁。
   
   3、一切灾难是由一个可怕的执政系统发动并导致人民的道德堕落
   
   此外,1961年9月胡耀邦与一队人同行,在淮河与黄河流域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期间发现裸体死去的妇女和孩子,经调查发现她们为了要口饭吃,把身上的衣服变卖了。胡耀邦的调查结果是,大跃进的水力工程破坏了当地环境,使土地丧失承水能力,最终导致了这场恶果。
   
   在冯客的书中,不仅记载了大饥荒时的灾难,也记载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在对民众的采访档案中,冯客发现,“偷”是一个最决定性的生活策略,能否偷成为了能否存活的问题?“销售员在店里偷东西、协助人员开假发票、在帐本上做花样……”
   
   “一个名为王字尤(音)的男子,此人被报到最高领导人,他的双腿被铁丝捆,有人用一块十公斤的石头砸他的背,他的一只耳朵被剁,最后一个人用滚烫的工具烙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偷了一个土豆”他说。
   
   但为了生活,偷窃一时成了社会风气,工人偷工厂、农民偷吃未成熟的生粮食,有时在农村,农民用两本帐本,一本给党的官员看,一本给自己看。收粮后先给自己分一点,在运送过程中人们用竹子偷粮,再把沙子搀进粮食中弥补重量,在厨房里,厨师做饭也尽量偷一点,当饭摆在桌上时,有时一半已经没有了。
   
   他还说,据档案记载,1961年1月甘肃省发生了500起农民成群抢劫货车的事例,在1月底的一次劫车中,4,000农民把货车抢劫一光。有一次农民们从货车上抢劫了军服后,穿着军服再抢劫了当地的粮库。在湖南的一个县,两个月中30个粮库被抢或被烧。
   
   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人们失去了一切后开始堕落,社会也开始崩溃。冯客表示,为了生存,人们被迫只好被迫互相摧残。邻居之间互相盗窃,家庭中的弱者成为了被欺负的对象。有的为了孩子的未来,将孩子卖掉。被丈夫抛弃的女子,不知如何面对孩子的哭泣,在保全自己还是孩子的生命选择中痛苦挣扎,被逼将孩子邦在背上跳河自杀。此时中国的自杀率急剧升高。
   
   冯客表示:“真正的不幸是普通的人民、尤其是农村的贫民,为了生存必须在道德上做出多种妥协,所以大破坏与堕落同步进行”。而这一切都是一个可怕的执政系统中执行着。
   
   (网络转载)
   
   来源:独立评论
(2015/02/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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