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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毛泽东:文革和他的情欲妄想及潜意识

非理性毛泽东:文革和他的情欲妄想及潜意识(图)
   文章来源: 书摘 于2015-02-06 11:09:58-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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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心理学认为: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种精神属性,它主要是指人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则和逻辑程序而进行的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等自觉的意识和思 维活动。在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理性起着极大的作用:客观规律的发现,政策和法律的制定,社会秩序的维持,社团生活的协调,都要依靠理性的力量。但是, 人作为主体,其精神生活绝非是纯理性的,在它的彼岸,存在着情感、欲望、意志、直觉、理想和幻想、灵感、潜意识、习惯等等的不自觉地、自发的、偶然的、非 逻辑的精神活动。这些便是人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的精神活动。〔1〕
   
   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晚年毛泽东,一直是文革研究的持续不断、卷帙浩繁的热点所在。然而,海内外的大多数的研究还主要是集中在研究毛泽东的理性的层面, 诸如他的思想、理论、政策等等。而对他一手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中存在的大量非条理化、非规范化、非逻辑化、非程序化的精神现象,至今还缺乏足够的研究。其 实,我们完全不必、也不应当把毛泽东的个人活动和他领导的混乱的文革看作是完全有理性和规律支配的必然发展过程,相反,我们应当肯定种种非理性因素对他的 决策、思想以及对文革进程的巨大影响。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历史进程的偶然性和复杂性,比较客观地解释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扑朔迷离、跌宕起伏的历程。如果 我们否认偶然性等非理性因素对文革的作用,那么历史进程就会变成一团永远无法解释和透视的神秘迷雾。
   
   人是唯一有理性的存在,但理性并非人的一切。就毛泽东和文革研究而言,他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更有其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因为他作为文革中中国唯一的伟大领 袖,他的非理性对历史进程起到了一般的人、甚至所有“中央首长”的总和都起不到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种种非理性因素――他的意志、情欲、幻想、猜疑等等 在晚年的毛身上表现极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欲、病态人格、潜意识情结更导致他本来就错误的决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推波助澜、层层加码,大大加重了文革 的灾难程度。最后,不研究毛泽东非理性的一面,甚至不符合他对自己的客观评价。毛泽东自己从不违言、更自傲于他自己的非理性行为。例如,在文革中他曾公开 自喻为“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2〕 作为二十世纪最大的独裁者之一,他的种种非理性行为导致了中华民族甚至是整个当代世界史上的最大的人道灾难。
   
   凡此种种,都凸现出了一个非理性的、至今缺乏系统研究的毛泽东。
   
   本文作者宋永毅,原题为《非理性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和他的情欲、妄想和潜意识》
   
   
   波普艺术代表人物安迪·沃霍尔所作的毛泽东画像。
   
   该画像是沃霍尔在1972年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之际所作,他将其用红色和黄色表现出来,以映衬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背景。2014年初,在伦敦某拍卖会上以76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7663万元)的高价成交
   
   一,私人情欲:在温柔乡的“塌上乱天下”
   
   人的情欲和性欲在社会关系所允许的时候、范围和程度内,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却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没有人的情欲和性欲,血亲关系和婚姻关系等重 要的社会关系是无法形成的。而这些社会关系一旦形成,对处于社会峰顶的政治领袖的影响便常常不可低估。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政治史中,君王因私人情欲的原 因、或因荒淫无道而直接导致国家衰亡、或因专宠后妃造成后宫干政,陷整个王朝于混乱中的例子都不胜枚举。前者有商纣王殷辛、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明世 宗朱厚骢等,后者也有唐高宗与武则天、清咸丰皇帝和叶赫那拉氏(慈禧)等故事。甚至在文明社会里,人的情欲和性欲也常常插足到重大的政治生活中去。如果不 提凯撒大帝和埃及女王的风流艳史,便不能全面地揭示罗马帝国兴盛和衰落。英国的新教改革尽管有更深远的根源,但亨利八世不断喜新厌旧的离婚案却是它的直接 原因。
   
   说起“后妃干政”,人们很可能会自然地想到文革中的江青,并认为她在文革扮演的不可一世的角色是她作为毛所宠爱的“夫人”的结果。其实,这里有很大的误 解,因为江青的“干政”实际上首先是她在毛的私人情欲中失宠的的结果。1949年中共建国时,江青不过35岁,尚是一个风韵犹存的年龄。但是她和毛在丰泽 园中已经分居两室,很少得到毛的眷顾了。显然,这和毛泽东的多次婚姻中一贯的有始无终、喜新厌旧的特点有关。但另一方面,江青在那时不幸得了严重的妇女病 ――子宫颈口糜烂,后来又被诊断为子宫癌去苏联治疗。对于性欲极为旺盛的毛泽东来说,疾病也使她自然在实质上失去了毛在性关系上对她的宠爱。但是,毛泽东 碍于他伟大领袖的名声,既不想离婚,又想满足他的婚外淫欲――“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这就必须要得到他的合法夫人江青的默认。当然,如同任何一桩 民间法庭外了结的这类“不离婚案”一样,这种默认也必然是丈夫对他名义上的妻子的补偿为必要前提的,只不过毛对江的补偿不是在金钱上而是在政治上。根据在 毛身边多年的工作人员在文革中的回忆:“毛和江谈了一次话,有了‘协议’,毛向江点明了自己的私生活问题,毛要江不要过问毛的私生活,代价是毛在政治上提 拔和保护江”。〔3〕
   
   根据专门研究毛泽东婚姻和私生活问题的中国大陆女学者陈小雅的考证,毛江之间的夫妻关系的战略调整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开始了:
   
   妻子疾病的发现,对于一个“不能再娶”的丈夫来说,自然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接踵而来的问题自然是,如何调整安排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安排妻子的角色?如 何过新生活?……为了适应这个调整,江青对外也大造舆论,宣称自己和毛泽东早已没有“夫妻生活”,他们的关系,只是“政治夫妻”。对此,毛泽东也不违言, 予以配合。〔4〕
   
   然而,江青毕竟是毛名义上的夫人,毛在外面不断升级的拈花惹草自然伤害了她原来就十分敏感的女性自尊,加剧了她对于随时可能失去的合法的“夫人”的地位的 心理恐惧。为了消除这种恐惧,她又渴望通过在政治上充当毛的得力打手,不断攫取权力,来和毛保持长期利益上的一致的政治夫妻关系。正是这种病态的恐惧和野 心,使得江青从延安时期一个性格温顺的女子在1949年后变为一个刻薄待人、歇斯底里的怨妇,从而在文革中更成为一个疯狂报复、暴戾恣睢的政治毒妇。举江 青在文革中对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报复为例,就有很大的文革前她对毛的情欲导致的防卫性的猜忌。根据最近出版的王光美的回忆录,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非常喜 欢请年轻漂亮的王光美一起游泳,还派秘书专车接送。据王光美回忆,有一次竟然发生了这样醋海生波的不快:
   
   游完泳上来已经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大家说:“请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 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他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 〔5〕
   
   虽然王光美当场陪笑、平复了江青的情绪,但江青的猜忌无疑导致了她在文革中对王光美的“两个女人的战争”。虽说历史不能假设,即便是杨开慧在世或贺子珍仍 然是毛的夫人,她们也完全可能在文革中充当毛的政治工具。但如果毛和江在中共建国以后的夫妻性关系和谐、江青没有因上述病态的恐惧和渴望所造成的阴暗心理 和疯狂个性,文革在某些领域内所造成的人道灾难至少会有所减轻。这里毋庸违言的是:江青文革中的不可一世和她文革后的可悲下场很大程度上皆根源于她身后那 位寻花问柳的风流老公的情欲。
   
   当然,也有学者从另一个方面来分析毛、江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对文革进程的积极影响。他们认为:如果江青在文革中仍然有向毛泽东吹“枕边风”的机会,会给国家造成根大的灾害。例如,香港学者寒山碧就持这一观点:
   
   江青虽然一直挂着“毛主席夫人”的招牌活动,但实际上毛、江已经分居。具体分居日期尚待考察,不过相信是张玉凤介入之后才分居的。一九七四年“四届人大” 时候,正因为毛、江已分居,江青见不到毛泽东,无法告枕头状,才不得不推选王洪文到长沙告密;正因毛、江已分居,江青才不得不委屈请托王海容、唐闻生向毛 告周、邓的状;正因毛、江已分居,毛对江的支持削弱,周、邓才可以在“四届人大”中掌握实权,抗拒江青的“抢班”。〔6〕
   
   这一分析当然也是有道理的。然而,它毕竟忽略了我们前面所作的分析:如果毛江琴瑟和谐、感情和性生活正常,江青或许就不会在政治上变态。
   
   对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预谋和发动,不少研究者常常追溯到1962年1月11日至 2月7日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因为刘少奇总结了大跃进失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被迫作了自我批评。这些研究者的结论常常引自毛泽东在文革中 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的一段谈话: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 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 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7〕
   
   然而,根据中国大陆学者最近对七千人大会的详细考证,发现毛泽东其实并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经过再查阅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的原始记录,结果并没有这样的内容,即使1962年4月下发的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稿,也仍然没有这段话。相反,毛泽东在 七千人大会上的通篇讲话给人感觉既幽默风趣,有谦虚诚恳,洋溢着比较浓烈的民主气氛,流露出他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和谐的亲密气氛!〔8〕
   
   显然,毛泽东给他和刘少奇等人的最初分歧杜撰了一个虚假的但是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一杜撰还很可能完全是下意识的掩盖行为。虽然我们没有必要排斥他们之间在 七千人大会上在如何纠正大跃进所造成的灾难上确有理论上的一些分歧,但是事实上还有着非理性的原因导致的冲突。换言之,毛泽东对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等中 央一线领导人的预谋,是他和刘邓等人一系列理性和非理性冲突的综合结果。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1961年春天震动中共上层的对毛的“窃听事件”。根据最近 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署名文章,这一“窃听事件”的梗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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