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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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布 :后极权社会的青年政见是主流民意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9/2015
   
   
   
   作者: 孔布

   
   世界民主运动的历史造就了“青年”的抗争政治品格。他们没有中年人的牢骚和现实,没有老年人的圆滑、冷漠和安于现状的衰朽,作为一种精神的象征,“青年精神”意味着敢做敢当,意味着能够从人类的视野观察社会,意味着用政治领域中的理想主义、社会领域中的理性主义和文化领域中的启蒙主义精神改造世界。中国的青年一度消失了,但中国的青年精神没有死,中国的青年已经回来了,正在推动着社会民主转型。青年回来的标志是,一场争取公民地位的青年运动正在深入开展,虽然有一大批走上街头的青年被关进监狱,但青年们从街头到互联网,用智能手机敲响了后极权社会的丧钟。青年重现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中国特色政治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结构,对于现代政治模式而言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是历史的耻辱。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民主转型的动力来自公民社会而不是顶层设计,公民社会是在公民的参与行动中形成的,天上不会掉下宪政来。
   
   
   
   
   香港“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通过朝鲜人权决议案后,朝鲜劳动党在平壤金日成广场组织了十万人参加的军民抗议大会和示威游行。联合国人权决议是为了改善朝鲜民众的人权,但却遭到朝鲜民众起来游行抗议。对此,著名实时评论员王德邦认为,虽然抗议游行是官方组织的,但它仍然代表了朝鲜人民的真实意愿,因为他们在“光辉思想”照耀下,已经丧失了基本的思考与辨别能力,真诚地相信自己是这个世界最幸福的人,自己的国家是这个世界人权最好的,已经“比美国要好五倍”。王德邦得出的结论是,一元化的极权社会是没有民意的,而只有官意,只有反映元首意志的官意,金正日100%赞成票当选就是证明。(王德邦《极权之下无民意》)
   
   
   
   笔者完全支持“极权社会无民意”的观点,但认为极权社会发展到后极权社会时,随着民主常识和官员腐败对一元化意识形态的瓦解,民众日益觉醒,就会出现真正的民意,而且这种真正的民意存在于少数人身上,即“青年政见”,他们的意见代表社会走向,代表国家未来,代表世界趋势,是不可替代的主流民意。
   
   
   
   一、极权社会、后极权社会及青年的定义
   
   
   
   “极权社会”一词源自“极权主义”,意旨某一人或政党、特定群体以独裁的方式垄断政权,一切决策、政治权力、经济政策皆由独裁者所掌控,没有第二人或是政党可以分享其权力。其特征是,一党的领导全面控制公共体系,包括警察、军队、通讯、媒体及教育等部门,社会不同声音受到政党意识形态的压制,而人民则生活在宣传机构和秘密警察的恐怖控制中。
   
   
   
   什么是后极权社会?笔者综合哈维尔、米奇尼克、陈子明、崔卫平等学者的论述,做如下定义:后极权社会是极权“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及政治资源已经衰竭。其主要特征是出现了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用人类常识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加上互联网和手机的传播作用,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觉醒,官方的意识形态开始瓦解和破产,已经不能真正统摄和控制年轻人的灵魂了,社会处在民主转型中。
   
   
   
   在极权社会,其统治赖于“恐惧与谎言”,但那只是“境外敌对势力”的理解与极权社会中极少数“异议人士”的痛感,生活在极权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麻木于对恐惧的感觉,也习惯于对谎言的认同,甚至都陶醉于这种“恐惧与谎言”中。而到了后极权社会,“恐惧与谎言”已经是以青年为主体的大多数人的痛感,人们已经普遍感到恐惧并能够识破谎言,但都在假装不恐惧和假装相信谎言,统治者也知道人们在假装,但仍然在制造“恐惧与谎言”。
   
   
   
   青年是谁?“青年”本就不是一个仅仅与年龄和心智相关的概念,而是牵连到知识分子精神、公民权力、自由信念、党团和阶层的概念。法国历史学家阿利耶斯发现,在18世纪以前,人们还没有对现代意义上的青春期进行划分,没有形成青春、青年的概念,青年人也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性群体参与历史。而恰恰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那个年代,“青年”才诞生了。简单地说,正是特殊的历史使命造就了“青年”这个概念,也正是在社会变革和转型的时代里面,青年才成为历史的主体。笔者想,独裁者都在读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可能就是研究如何用极权主义消灭“青年”。
   
   
   
   世界民主运动的历史造就了“青年”的抗争政治品格。他们没有中年人的牢骚和现实,没有老年人的圆滑、冷漠和安于现状的衰朽,作为一种精神的象征,“青年精神”意味着敢做敢当,意味着能够从人类的视野观察社会,意味着用政治领域中的理想主义、社会领域中的理性主义和文化领域中的启蒙主义精神改造世界。
   
   
   
   “青年”只是一种精神符号,青年不完全以年龄为标志,不论年龄多大,只要还保持着“青年精神”,仍然属于青年,这就是“六十岁的人三十岁的心脏”。2014年台湾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惨败,台湾著名民调专家洪耀南在分析原因时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失去了青年:“柯文哲是老人,但代表年轻人;连胜文是年轻人,但代表老人。”
   
   
   
   二、后极权社会青年的消失与重现
   
   
   
   在后极权社会,首先觉醒的是青年群体,他们在中国曾经消失过,现在他们已经回来了,正在推动着社会民主转型。回顾青年消失与重现的过程,更有利于理解青年政见是后极权社会的主流民意。
   
   
   
   周志强先生在《我们失去了“青年”》一文中指出,整个20世纪就是青年世纪,是青年主导了中国乃至全球现代性的发生和走势。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20年的时候,梁启超以“少年强则国强”的理论预测新的中国应该是少年中国。从此,“青年”则成为进步、革命的代名词。“五四”运动后,青年更是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进化论的出现、海归派知识分子对教育下一代的期望、人们对儒家文化自救能力的失望,种种驱力把“青年”这个符号制作成了富有召唤力的概念,年轻人被推到了中国历史变革的前台。1927年,处于激动中的鲁迅认为中国只有青年才是真实的,是可以与衰败腐朽的制度有所区别的进步力量:“青年们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
   
   
   
   20世纪,是“青年世界”时代,从苏联颜色革命到东欧剧变,从“阿拉伯之春”到独联体国家的“二次颜色革命”,世界上所有的颜色革命都是以青年为主力军,青年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正是这些“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推动了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正是这些被“境外敌对势力煽动、渗透和利用”的人使自己的祖国走进世界文明国家行列。
   
   
   
   20世纪,也是“青年中国”时代,各种各样的革命思潮和民主运动都被打上了青年的符号。20世纪初的启蒙主义文化和辛亥革命、20世纪20年代的理想主义思潮、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主义运动、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返潮、20世纪80年代末的民主运动,在这些现代中国的民运历史中,都充满了前赴后继追求宪政的青年政见和青年叙事。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民主运动,鼓舞了苏联和东欧的青年,他们成功地获得了选票,由虚拟的“人民”变成了实体的公民。而在中国,从“六四事件”后,曾经叱咤风云的中国青年却消失了!周志强先生在《我们失去了“青年”》一文中指出,这时的年轻人依旧年轻,但是“青年文化”独有的理想主义光辉、启蒙主义冲动和个性主义追求,却已经烟消云散。在“青年文化”被“青春文化”替代过程,呈现青春文化的低龄化趋势和青年文化的老年化趋势。换句话说,“青年”要么变小,要么迅速变老。这种代替,是用政治领域的屁民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用文化领域的傻乐主义代替了启蒙主义、用社会领域的反智主义代替了理性主义。“青年”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的幻觉,作为一个消费的符号存在。只存在青年的消费者,不存在青年的社会行为者。
   
   
   
   笔者认同周志强先生所分析的青年消失文化原因,但认为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共对所有的青年政见和青年社会行为都扣上“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的帽子。由于“亡我不死”的意识形态在中国人头脑里根深蒂固,只要被扣上“敌对势力”的帽子,青年的任何社会行为都是“汉奸”行为和“颠覆国家政权”行为。
   
   
   
   中国的青年一度消失了,但中国的青年精神没有死,中国的青年已经回来了,正在推动着社会民主转型。青年回来的标志是,一场争取公民地位的青年运动正在深入开展,虽然有一大批走上街头的青年被关进监狱,但青年们已经从街头转移到互联网,用智能手机敲响了后极权社会的丧钟。青年重现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中国特色政治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结构,对于现代政治模式而言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是历史的耻辱。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民主转型的动力来自公民社会而不是顶层设计,体制内的改革力量只有在社会力量倒逼下才会产生,公平正义的规则是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形成的,公民社会是在公民的参与行动中形成的,天上不会掉下宪政来。
   
   
   
   三、后极权社会的虚假主流民意
   
   
   
   在后极权社会,独裁者善于把民意作为政权合法性的依据,把“官意”的胜利标榜成“主流民意的胜利”,但他们所标榜的主流民意来自人民代表大会上的“亿元贿选,来自听证会上的“听证托儿”,来自“两会”上的美国孩子家长,来自“与中央保持一致”。独裁者操纵出来的主流民意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是猪八戒啃猪蹄自淫自乐,其虚假性体现在6个方面。
   
   
   
   1、独裁者标榜的主流民意是被过滤的民意。他们一边“开通网络民意直通车”,一边删帖清网,设立“敏感词”,真正的民意在他们的“直通车”上是通不过的。他们招募既得利益群体人员来充当“毛毛军”,这些网络评论员就像蝗虫一样“占领网络宣传思想阵地”,混淆民意,颠覆正义,使真实的声音被无情的隔离。
   
   
   
   2、独裁者标榜的主流民意是没有具体指向的民意
   
   
   
   他们在镇压街头运动时总是说:“求稳定,求发展,是中国的主流民意”,这个说法只讲共性,不讲个性。“求稳定,求发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说法,可以说是全世界的主流民意,没有一个地方不要稳定和发展。
   
   
   
   3、独裁者标榜的主流民意是弃重取轻的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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