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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转折关头的赵紫阳清白,但是无功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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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转折关头的赵紫阳清白,但是无功有过
   
     本月是赵紫阳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月。作为中共高层中政改派的领军人物,赵紫阳为何落得光绪般的结局?当年在朝的政改派为何会全军覆灭?究竟如何评价“六四”时期的赵紫阳?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从未被厘清过,而只有搞清这些问题,才能够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关于“六四”期间的赵紫阳,现在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评价:


     其一以胡平为代表,认为赵紫阳有功无过,胡平等人认为:赵紫阳宁可舍弃总书记的政治前途,也不愿助纣为虐屠杀学生,其功德足以彪炳千秋;
     其二以徐水良为代表,认为赵紫阳“无功有罪”,徐水良等人认为:赵紫阳没承担历史和职务责任,渎职有罪;错过千载难逢的机会,道义上又是千古罪人。
     我以为,胡平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以徐水良为代表的观点,相对更接近真理一些,但是太刻薄、太绝对,“绝则错”。
     
     争议的焦点在于:赵紫阳当时是否除了消极逃避外(个人辞职退出)以外,别无选择?胡平认为是的:胡平拼命强调赵紫阳“没有实权”,以证明在“六四”转折关头赵紫阳所作的消极逃避选择,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赵紫阳有功无过。。。。。。
     胡平的说法完全有违事实。
   
     首先请注意,赵紫阳的“没有实权”,只是相对于邓小平的影响力(即权威)而言:由于邓小平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首长、是中共中央的老资格常委、又是建国后第一任总书记,凭借老红军首长的权威,在一般情况下,邓小平对党政军人脉的影响力当然比赵紫阳来得大——听命于邓小平的人更多,这就是邓小平“实权”比赵紫阳更大的地方。
     赵紫阳的“没有实权”,并不是绝对的,在影响力上他弱于邓小平,或许弱于陈云,但他的“合法权力”——职权(职务赐予的权力)不在邓小平之下,而远超过陈云、李鹏暨其他元老。邓小平当时连常委都不是、只是军委主席,而赵紫阳是总书记和军委第一副主席。作为军委主席,邓小平固然有调动军队的权力,但根据中共组织原则:没有总书记的联署,军委主席的命令,是无效的命令。身为“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陈云,职权很小,由于一贯颟顸僵硬、对抗改革,他当时在党内形象很差,可以说,若非邓小平刻意玩平衡的默许和纵容,陈云根本发挥不了作用。作为总理,李鹏固然可以主导国务院和公安系统,但他管不了文宣系统、染指不了军队、掌控不了武警。
   
     胡平强调,赵紫阳是总书记也没有用,因为他没有实权。但请注意:邓小平大过赵紫阳的权力,是影响力,并非职务权力,此种“实权”有“名不正、言不顺”的短板;而且邓小平的影响力压倒赵紫阳,是在一般的情况下,而非所有的情况下。试问,邓小平的权威(影响力)来自何处?一来自开国元勋的老资历;更来自“改革开放”最高开创者的名号(如陈云等元老也是老红军开国元勋,为什么没有“邓改开”的影响力?)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和热情都很高,它甚至在党政军系统都是主流的诉求。因此,一旦邓小平转变为“改革开放”的反对者,他的影响力就必然会大打折扣;而邓小平恰恰因为抛出“四二六社论”、发布戒严令,形象滑落至“改革开放”的反面,因此,在“六四”时期,邓小平的影响力实际上已大幅衰减,赵紫阳的权威正在大幅上升当中,这个如果赵紫阳处理得当、奋勇拼搏的话,他颠覆邓小平的权威、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开创民主化新局面是完全可能的。
     当时赵紫阳要颠覆邓小平主导的局面,至少有三方面的优势:
   
     其一,赵紫阳手握全国的党宣媒体。当时主管宣传舆论胡启立与芮杏文,是坚定的政改派、是赵紫阳的铁杆追随者,当时新闻界的主流,从上到下都热烈地支持示威民众,强烈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甚至连赵宗祥这种后来腐朽堕落不堪的人,都上街加入了游行大军。。。而且,1989年的中国大陆,广播的覆盖面很大,电视机也相当普及。实际上,赵紫阳阵营的新闻主导权,直到戒严部队进驻了首都各大新闻媒体,才被最终扭转。
     赵紫阳只要让胡启立等人动员宣传系统,往全国播送反戒严内容:坚持民主与法制、反对镇压学生、国防军不向老百姓开枪、坚持党指挥枪原则——军队必须坚决服从总书记的领导等等,本来就已经动摇的戒严部队士气必然瓦解,而本来就在观望的地方诸侯必然分化。。。邓小平和李鹏发起的“戒严”必然被粉碎。
     胡平强调:有媒体支持也没有用,邓小平有枪杆子支持,笔杆子抗不过枪杆子。问题是枪杆子也得有人来掌握,军队也是人组成的,军人也有一颗头脑,尤其是文化素养较高的军官,军人要是不执行屠杀令,邓小平等八个老杆子又奈何?
     这种情况可能吗?不仅可能,它实实在在地已经发生了!试问:1989年五月中旬三十八军动摇、军长徐勤先抗命被捕,难道不是事实?
     (可惜赵紫阳始终没有通过他手中的文宣系统主动出击、始终没有作军队的工作,从而造成政改派群龙无首、动摇军人群龙无首的局面,从而错过了挫败邓小平“六四”杀人、夺权上台开创新天新地的大好机遇!)
   
     其二,赵紫阳掌握着国家合法权力机构的主导权。作为总书记,赵紫阳有权指挥国家权力机构的党员领导人。而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常务副委员长习仲勋都是政改派,他们都听赵紫阳的。当时身在国外的万里,已明确表示支持民主化诉求,随时准备回国。赵紫阳如果第一时间请万里回国,与习仲勋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国内局势,与街头民主运动内外配合,李鹏一伙将腹背受敌,其阴谋将难以得逞。
     (但在此方面赵紫阳亦无所作为。)
   
     其三,赵紫阳掌握着解决学潮的主动权。众所周知,学潮扩大是李鹏激起的,赵紫阳本来可以就此向李鹏发难,并把主动权夺到自己手中,借处理学潮之名,行保护民众、延缓戒严之实;赵紫阳早应该到广场上与学生多次对话,甚至同吃同住都可以,这样做完全有可能感动学生、软化民众抗争、达成妥协,这样一来,邓小平、李鹏、陈云就失去了戒严、顺带肃清政改派的口实,而事后被抛出来替罪的,只可能是李鹏等人。
     但这个优势,赵紫阳始终没有利用。
   
     胡平等人强调:要赵紫阳象叶利钦那样跳上坦克,是不切实际的高要求。实际上赵紫阳只要动用了他对邓小平的以上三项优势,即是不跳上坦克,也完全能够扭转乾坤。当然,象叶利钦那样跳上坦克号召军队,是最后的选项,即是那样,赵紫阳仍然有反败为胜的机会,因为当时在党政军中人心所向的是赵紫阳,而不是邓小平。据陈一咨的调查评估:
     “在这次八九民运中,党政部门司局以下干部中,百分之八十都是同情和支持民运的。在正、副部长中,百分之七十都是同情和支持民运的。最明显的是在5月15日到18日这几天,各界名人都出来表示态度,希望政府承认学生是爱国的,不希望政府用强硬办法。首先提出不赞成动用军队的,是人大常委会三个军队副委员长。离休的八百多名将军都明确表示反对动用军队镇压。”(见阮铭著《六四天安门屠杀历史教训》)
     也就是说,只要赵紫阳勇敢地站出来号召党政军,邓小平的影响力必然瓦解而大局必然翻转!
   
     综上可见,“六四”期间的赵紫阳所处的局面,比“戊戍变法”时期的光绪帝、比“819”时期的叶利钦都更有利:光绪帝没几个人支持,朝政几乎都由慈禧的人把持;叶利钦手中没有笔杆子,背后只有几万示威民众拥戴;赵紫阳手握笔杆子,身后有上百万示威民众,在党政军中有优势的影响力。。。。。。
     至此太清楚也不过了:“六四”期间的赵紫阳,并非只有辞职逃避这唯一的选项,关键时刻是他自己主动走出了这一步错棋。这个选择误了他自己,也误中国的民主化大业:导致在朝政改派全军覆灭,中国民主化进程被耽误至今。
     胡平等人竭力宣扬在“六四”问题上,赵紫阳拒绝与邓小平同流合污的精神。诚然,紫阳先生保持名节拒绝犯罪的精神,是高尚的精神,但此种高尚只局限于个人,它并无博大之处、更无伟大之处;因为赵紫阳在“六四”期间的所作所为,只是保存了个人清白,而没有阻止那怕是减轻邓小平一伙的反人类犯罪,而本来赵紫阳是有条件、有能力、有机会阻止、至少是减轻这种犯罪的。
     由此应该看到:赵紫阳的善是小善,在“六四”的转折关头,他抓取了个人的清名,而葬送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大业——相比之下,叶利钦在“819”的善是大善,尽管叶利钦在倾覆苏共政权、建立新政权期间玩了厚黑(就是徐水良全盘否定的“搞民运用“奇””)、出了人命(“十月”事件),但叶利钦好歹帮俄罗斯民族翻过了共产党专制一页,避免了斯大林模式在俄国的复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赵紫阳殉的是个人的清名,而不是中国民主化的大业;赵紫阳是一个好人,但不是一个伟人,更算不得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胡平对赵紫阳的尊捧,失之于拔高。
   
     另一方面,徐水良等人指控赵紫阳“有罪”,又太过绝对,此种指控,客观上甚至了起了帮助顽固派打击赵紫阳形象的作用。
   
     为什么说赵紫阳“有罪”,徐水良说:因为赵紫阳没有制止邓小平杀人,是“渎职”;错过千载难逢的机会,道义上又是千古罪人。
     的确,中国“八九”民运的失败,赵紫阳负有主要责任,但此种责任够得上罪行吗?除非徐水良能够证明赵紫阳是故意不去制止邓小平杀人,否则他对赵紫阳“有罪”的指控,就是诬蔑。
     身为总书记的赵紫阳,是否故意不去制止邓小平杀人呢?宗凤鸣所著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佐证:赵紫阳不是不想阻止邓小平一伙的杀人,而是他认为自己无力阻止。赵紫阳甚至认为,如果他当年他站出来召集军队反对邓小平,就会导致全国内战的后果,而他不愿看到流血(记述到这里,连宗凤鸣都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赵紫阳“宅心仁厚”的想当然,不知胡平何感?)。
   
     可见,赵紫阳没有制止“六四”屠杀,不是他不愿意制止,而是他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他高估了邓小平的影响力,而低估了自己的影响力;而且,他当时也没有敏锐地察觉到“八九”时期的中国,是千载难逢的民主化机遇。因此,赵紫阳的“错过”,是无意中的“错过”,完全有别于邓、江、胡可以阻挠民主化的故意犯罪,完全与道义无关,不知徐水良又怎么能控之以“道义上千古罪人”呢?  因此,赵紫阳在“六四”中的责任,最多是误判形势造成的失职,而绝非是故意不作为的“渎职”;赵紫阳的责任,最多算过错,决不能算罪行。徐水良斥赵紫阳“渎职”、“有罪”,不仅刻薄不近人情,也不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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