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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1959年河南商城“死绝村”

饿乡纪程:探寻1959年河南商城“死绝村”
   
   
    作者:李素立
    在查阅1959年河南商城饥荒的资料时,笔者注意到了以下一些记载:“1959年冬、1960年春,信阳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死人事件。据统计,全区、、、、、、死绝5万多户,村庄毁灭1万多个”[[i]];“仅息县就有639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400多个’”[[ii]]。而商城县,“死绝村庄453个”[[iii]]。

   
    这些村子“死绝”的原因是什么?分布在哪里?范围有多广?现在是否还能找到当年的一些蛛丝马迹?带着这些问题,今年7月29日,笔者来到商城县北部的上石桥镇,在一家自行车修理摊上买了一辆旧自行车,以此为代步工具,由此开始了20余天的探寻商城“死绝村”之旅。
   
    一、“人都死了,再说这些有啥用啊?”
   
    这是一年内我第三次来商城采访。根据前两次众多受访者的介绍,我把探寻重点放在饥荒相对严重的上石桥、鄢岗、双椿铺和观庙四个镇[[iv]]。
   
    在55年后的今天,亲历者绝大多数已离世,健在者也已风烛残年,相当一部分耳背、记忆衰退,甚至神智不清,一个村子能找到三五个可以交流的亲历者已相当不易。除了要打消受访者因骗子猖獗而产生的戒备心理,还要帮助他们克服长期以来因政治高压形成的恐惧心理。很多人还问:人都死了,再说这些有啥用啊?
   
    尽管耐心说服,在笔者找到的见证者中,仍有三到四成的人以“记不清了”、“糊涂了”婉拒。7月31日下午在上石桥镇街头,三个干部模样的老汉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不说共产党的坏话”。8月4日下午,当年任西李集支书的叶孝友多次对我说,历史不能搞,败坏党的名誉,不能把饿死人的历史往下传[[v]]。
   
    从7月30日,至8月21日离开商城,共23天[[vi]],走访自然村约69个,受访者仅有姓名或叙述可查的就有174人,其中当时担任公社、大队或生产队干部的29人(加上前两次的,以上三个数字分别为近80、不下200以及31人)。
   
    二、我一度对能找到“死绝村”产生怀疑
   
    在上石桥的两天半时间里,先后去过金刚、杨寨以及河凤桥的新桥等七、八个行政村,得到了一些令人惊骇的饥荒事实,如:
   
    杨寨王门楼80多人,最后剩下20多人[[vii]]。
   
    新桥霍围子,本有六七十人,剩下不到20人[[viii]]。
   
    令我意外的是,当问到“附近是否有生产队全部饿死或跑光,因而村子荒废”了时,所有的受访者众口一词:没有。因有人说,鄢岗以前是商城的北大荒,灾情最严重,我便寄希望于能在鄢岗找到一些“死绝村”。
   
    前两次来商城时,我就听到一些当事人谈到鄢岗一带的惨状。“商城县最大的右派”陈庆喜,文革中曾定居鄢岗高台下郭楼。他在笔记中逐户记下了下郭楼“过粮食关”的情况(如图一):该村1958年时65人,“过粮食关”非正常死亡46人,加上改嫁、投亲靠友的6人,1960年仅余13人[[ix]]。
   
    饿乡纪程:探寻1959年河南商城“死绝村”
   探寻1959年河南商城“死绝村”

   
    (图一:陈庆喜老人记录下郭楼死人情况的笔记)
   
    在鄢岗,随着采访的深入,一幅幅悲惨的景象随着受访者的叙述复现出来。
   
    徐寨黄楼,原有七八十人,最后剩下十来个人。绝户的4家中,闰天民家一个宅子,5口人死绝。
   
    王胜铎家原来住在工(音)寨,当时这个生产队有210人,最后只剩下18人。王说:“我家原来有7口人,我父母,3个弟弟,1个妹妹。我是老大,当时16了。我父亲饿死了以后,、、、、、、我妈说,顾大的,不顾小的,生活无法维持,都顾,都是死。、、、、、、最后我们家就落了我一个”[[x]]。
   
    西李集朱小店原有100多人,剩下十来个人[[xi]]。
   
    西李集陈破宅,“过粮食关”前168人,过后就剩57人了。仅受访者提到的死绝户就有9户。村民刘光寿说:“有一天一早上,两三个小时,我们就埋了六七个人”[[xii]]。
   
    祈楼敖楼原有136人,剩下49人[[xiii]]。
   
    刘双楼合昌房原有一百四五十人,剩下60人。绝户12家[[xiv]]。
   
    以上所列,均为多位亲历者现场讨论提供的信息,且大多经笔者逐户计算核实,内容翔实,可靠程度高。以下是单个当事人的叙述:
   
    祈楼后双塘剩下几个人[[xv]]。
   
    鲇鱼山炭木桥周后湾,200多人,剩下一二十人[[xvi]]。
   
    西李集任楼,70多人,剩下10人[[xvii]]。
   
    西李集李老营,六七十人,剩下20人[[xviii]]。
   
    徐寨上岗,一百四五十人,活下来的有10多人[[xix]]。
   
    鄢岗东下畈老葛家的宅子,几家就剩下1个瞎子[[xx]]。
   
    刘双楼柳林岗,130多人,剩下30多人[[xxi]]。
   
    徐寨下楼原有47人,剩下叙述者朱逢雨一家5人,后来又搬来两户6人,村里才11人。他们生产队本来有四个宅子,后来并成了一个宅子[[xxii]]。
   
    以上所列,说明鄢岗为商城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大体名实相符。
   
    但我本来对在鄢岗,尤其是西李集一带找到“死绝村”抱有很大希望的,然而来商城十天过去了,却没有找到一个经得起质疑的“死绝村”——一如在上石桥,这里的被访者也都说,没有听说一个村都死光、跑净的。这真是令人困惑:如果在鄢岗这样的地方都找不到一个“死绝村”,又能指望到哪里去找呢?
   
    8月3日以后三四天里,我一度对能否找到“死绝村”产生怀疑,进而对此行的价值感到悲观。
   
    4日中午和6日晚上,先后打电话给此前来商城认识的朋友、当地史志工作者柯大全和杨琼。两人都告诉我,商城“死绝”的453个村庄应该是自然村,不是行政村或生产队。商城的自然村不像北方平原那么大,三五户,甚至一户聚在一起就是一个村子,这样的村子商城叫“宅子”、“塆子”等。一个生产队往往包括几个宅子或塆子。这种说法后来也为多个当事人,以及《商城县志》有关记载证实[[xxiii]]。
   
    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我来自黄淮平原的周口,由于从小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把生产队等同于村子,所以常提的问题是:附近是否有生产队全部饿死或跑光,因而村子荒废?而如果把“死绝村”理解为自然村,即本地人所谓的“宅子”,那么,当事人实际上已经提到几个“死绝村”了:如前文东下畈老葛家的宅子,就可以认定为一个“死绝村”;朱逢雨提到的下楼四个宅子,只剩下他们一户,那么他们宅子之外的另3个宅子就是“死绝村”。进一步推想,假设一个生产队有几处宅子,因为人们往往是成户地居住在某个宅子,那么剩下30人以下的生产队,如祈楼后双塘、炭木桥周后湾等,就有较大的可能存在着“死绝村”。可惜我不知商城这一特殊“县情”,没有进一步追问和实地调查,挖掘出这些“死绝村”的位置和更具体的情况。
   
    基于此,关于“死绝村”,我以后的提问变为:你们生产队有几个宅子?是否有宅子人死完或跑光,因而没有人了?这才在观念上与当地人接上头。于是,一个又一个“死绝村”纷纷从历史的烟尘深处浮现、、、、、、
   
    我找到的第一个确切可靠的“死绝村”,是位于鄢岗镇曹寨破楼村后的一片荒地。曾当过中学校长的朱时民说,这里有他们村1959年荒废的三处宅子。第一个大宅子住有蔡大后、蔡大楼等弟兄四家以及祁大海等几家,大约有五六十人,除了蔡大后和祁大海两家搬走外,其他户大都饿死了。其中蔡大楼夫妇一共生了25个孩子,24个饿死了。黄传、黄钊兄弟住着第二个宅子,人死光了。第三个是朱邦忠家的宅子,他们家3口死完了。朱带着我走了一里多路,专程去看了这三个已灭绝的庄子,并拍了照(如图二)。
   
    朱还说,他们附近的曹小洼也有三处宅子没有人了,每户五六个人不等[[xxiv]]。
   
    饿乡纪程:探寻1959年河南商城“死绝村”
   探寻1959年河南商城“死绝村”

   
    [图二:朱时民先生现场指认当年灭绝的“蔡大后家的宅子”(后面坟冢处)]
   
    三、“死绝村”纷纷浮现
   
    8月9日上午,我来到双椿铺镇。
   
    临近中午的时候,在街头采访双椿铺庙堂80岁的村民陈道本。陈说,他们生产队原有170人,最后剩下二三十人。有六七户绝户。陈本人一大家子30多人,只剩下六七个人。
   
    陈还说:他们队死亡情况只能算第二,最严重的是栗树林。
   
    在陈的指点下,当天下午,我在栗树林找到了78岁的王春发。王说,栗树林过粮食关以前的老门老户已经没有了,现在在这儿的,都是以后搬过来的。村子原来140多人,剩下8个人:
   
    队长严传江和他妻子。严老家是潢川江家集的,61年又搬走了。
   
    黄得富两口子,黄是队长严传江的妻弟。
   
    陈云秀是炊事员。
   
    会计陈英和她爹、妈。
   
    很明显,这8人都是村里的“特权阶层”。王说,正是因为这些“特权阶层”的多吃多占,栗树林在上级拨了粮食,其他生产队开了伙之后,又第二次砍了大锅。栗树林那时有四五个宅子,基本上都空了。
   
    1959年,现在双椿铺村所有的生产队,都属于镇西边的张畈大队。
   
    张畈潘井130多人,剩下29人,村里绝户的有十三四户。叙述者潘传金一家8口,饿死5口。但潘说,潘井三个宅子里都还有人[[xxv]]。
   
    张畈下畈120-130人,最后剩下23人,圆满的只有四户。其中后寨老张家的宅子,有3户,20多人,一口都没有了。他们的成份高一点[[xxvi]]。
   
    当时在张畈农业中学上学的白学人说,张畈三个大宅子没有一个人了[[xxvii]]。
   
   
   
   1959年秋,商城粮食总产1.45亿斤,县委却浮夸为3.5亿斤,实际征购7300万斤。11月中下旬,各公社食堂就纷纷开始砍大锅,农民濒于绝境,以王汉卿为首的商城县委不仅不思救灾,反而在省、地委指示下,大搞“反瞒产”。26日,县委第一副书记张念仲集中了包括副县长何善普、公安局长王志刚等在内的104名干部[[xxviii]],组成工作队,到张畈、龙堂搞反瞒产。据统计,这两个大队原有1060户、4695人,从工作队入村到出村,先后死绝107户,死亡1071人,占总人数的23.7%,其中打死、逼死、扣饭饿死69人,致伤致残39人[[xxix]]。而在另一份统计中,张畈和龙堂1959年9月分别有2419和2276人,到第二年4月,则有1425和1367人,分别减少994和909人,减少比例达41.1%和40%,其中被打死饿死837和849人[[]]。
   
    张念仲等反瞒产的,也是我在双椿铺考察的另一个重点——龙堂,也不出意外地找到了“死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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