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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毛远甚彭德怀 庐山会议另一封万言书

批毛远甚彭德怀 庐山会议另一封万言书 图
   【阿波罗新闻网 2015-01-22 讯】
   作者:马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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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起庐山会议的“万言书”,一般人都以为是彭德怀给毛泽东写的那封信。其实,彭德怀的那封信只有3500字,称其为“万言书”,有拔高、加重或尊奉之意。而在庐山会议真正写给毛泽东、又遭到毛批判的万言书,是普通干部李云仲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这封信恰好1万多字。将两封“意见书”予以比较,李云仲的“意见”比彭德怀的“意见”厉害得多,严重得多,刺激得多!李云仲的后事如何呢?据李锐先生说,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时,他曾长期在黑龙江一个煤矿井下劳动。1993年离休

   
   庐山会议
   李云仲,原名卢锦章,1925年出生于黑龙江,高级经济师,曾任东北局财委科长,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秘书,国家计委主任秘书,国家计委基本建设投资局副局长,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后又任黑龙江财委秘书长,汽车工业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电子工业厅厅长,《东北经济报》报社社长,《中国东北经济》杂志主编。1993年离休。
   1959年6月,原国家计委干部、时任东北协作区综合组组长的李云仲,就大跃进的种种乱象和弊端,给最高领袖毛泽东写了一封信,6月9日就直接寄给毛泽东。毛将这封信带到了庐山。7月26日,也就是毛泽东发表痛批彭德怀的“7•23讲话”3天以后,批发了《李云仲的意见书》,附上自己写的近3000字的批示,题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实际上是7月23日讲话的继续,目的是为了推动批判“右倾思潮”,强化和突出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重要性。毛泽东批示说:
   “李云仲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和机会主义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
   毛泽东引用李云仲的一些尖刻犀利的语言,是为了让会议批判和否定李云仲的“右倾”观点,给人们树起一个批判的“靶子”。然而现在看来,李云仲批评党在1957年反右整风时没有反左,导致在大跃进中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完全正确,非常恰当,一针见血指出了大跃进问题的根源。这种率直而大胆的批评,令所有的中高级干部、甚至是那些勇敢纠左的领导干部也望尘莫及,自叹不如。李锐先生就说,李云仲这种一般中级干部,敢于上书毛泽东,直言不讳指责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恐怕是独一无二的;连他们这些一贯反左的干部,在会外闲谈也不敢这样露骨地直说。
   李云仲在信中说:“问题可能是从大搞水利建设开始的。这里提出两年水利化,那里就提出一年,甚至几个月水利化。其实当时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但许多地方大量的水利工程,既无勘察设计,又无设备资料的情况下,就大规模施工了,结果有许多工程建成后毫无效果,或成为半成品;但是耗费掉大量的劳力和器材。这种工程我看过很多。”这种说法得到了时任水电部副部长李锐的认同。
   这就说明,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在1957年就开始了。当年的反右整风,将无数的敢说真话的有识之士统统打掉,余下的人便噤若寒蝉,于是反对右倾、破除迷信、盲目蛮干、急躁冒进的狂潮便冒了出来,一系列脱离实际、违背人心的活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李云仲在信中说:“1958年元旦,我去过滦县扒齿港,亲眼看到该县为了要修一条100多里长的大灌区,既未经勘察设计,又未经群众讨论,要挖掉即将收割的1万多亩小麦。我去找县委负责人谈,也未能制止住。结果这条耗费无数人力财力的水渠,雨季一到,全淤死了。”“后来又参加了‘苦干10天’的大会,要求10天内养猪增加一倍,扫除文盲,破除四害,锄完大田等等,对于这些荒唐的要求,竟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反而都去应承这些根本无法实现的任务。”
   什么叫瞎胡闹、乱折腾?李云仲的信中列出了滦县的典型实例就是明证。为什么大跃进会变成“大跃退”?为什么农民们辛辛苦苦大干苦干,到头来会造成大饥荒?看了滦县的干法就知道所以然了。当然这还不是正式的“大跃进”,正式的大跃进的高潮还在后面。接着李云仲的矛头直指大跃进“高潮”的危害性:
   “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几千万人抛开一切,苦干了几个月,上亿吨的矿石,上亿吨的煤炭,上百万吨的钢铁材料,上百亿度的电力,几亿吨的运力……,都白白消耗在没有效果的‘生产’上了,得到的却是毫无使用价值的土铁,这是对国家元气的最大消耗。”
   北戴河会议发动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人人皆知其害,人人斥其荒唐,但却很少有人敢提意见。李云仲竟然当着毛泽东的面,有理有据、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大炼钢铁的危害性,比彭德怀的“有失有得”要严厉得多,尖刻得多!
   关于公社化的弊端,李云仲在信中说:“各地劳动力和各种资料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我到过金县郊区的一个生产队,这里共有300多户人家,去年年初有猪300多口,但今年只剩下9口,鸡鸭去年几乎杀光了。”
   李云仲可能是工业干部出身,农业问题可能了解得不多,对于广大农村被共产风、浮夸风、食堂化折腾得十室九空、民不聊生、大锅饭难以为继的凄惨状况可能缺乏感性认识。但就他了解的金县一个生产队的落后状况,也让人触目惊心。
   提起工业问题,作者胸中如开闸江河,汩汩滔滔:“在基本建设上,1958年全国已施工的限额以上的项目达1900个,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两倍,几乎所有省市都要安排在几年内建成一个工业体系,现在由于财力跟不上,继续施工的只有几百个了。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的固定资产动用系数连50%也不到(即100元投资,能动用的不到50元)。上百亿投资,上百万吨钢材,几百万吨水泥、木材……被白白抛在几千个工地上,长期不能发挥效益。看到这种损失确实很痛心。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然后信中说道,由于到处“大办”,都有翻番,只得大量“招兵买马”,去年增加2100万职工。结果不仅农民、渔民,甚至售货员、理发员、手工业者也都转为工人,购买力提高了,但消费资料远未跟上去,各行各业都受到了损失。
   这段对大跃进工业问题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和彭德怀所说的“工业盲目上马,造成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影响工农关系”的说法如出一辙,但李云仲说的更为具体,更为严重。二人的眼光完全一致,完全符合实际:当时被毛泽东斥为“右倾”,但一年多后,党中央不得不作大幅度调整,工业大量下马,2000多万城镇职工下放到农村,就是鲜活的证明。
   为什么这种脱离实际的左倾狂潮会泛滥成灾?李云仲认为是主观主义思想作祟,因此他建议“在各级干部中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加强党性锻炼”。李锐先生认为此言是“切中时病的药方”,因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一系列讲话,大都是主观主义、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
   李云仲在信中直击问题的根源:“为什么主观主义可以有时在一些领域能畅通无阻?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未能在党内造成一种坚持原则的气氛,在有些场合下,以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为特征的迎合情绪十分浓厚。这种迎合情绪绝不能与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相提并论。这是主观主义也就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潮能够滋长的思想根源。”
   这段话一语中的,入木三分,深刻揭露了大跃进一系列荒唐闹剧能够强力推行、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毛泽东读到这里如果能出一身冷汗,霍然醒悟,大力纠左,那中国的面貌何以会出现凄惨的景象啊!
   他接着谈到他在计委工作时的情形:“我在局务会议上几次提出,计委一定要管限额以上的项目,这些项目的设计任务书必须经过审查,否则要造成严重后果。这个道理很多人都知道,但既无人向计委领导反映,也无人认真研究这些对国家有决定意义的情况和问题,你提你的意见,我应付我的公事!直到武昌会议提出清查时,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大量的半截厂房、房架、柱子已经立起来了,几十亿的投资、几百万吨的建筑材料、大量的劳动力,已经被占用在不能发挥效果的‘工程’上了。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基建项目、规模的安排合理与否,往往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决定性的作用。基建战线过长对当前紧张状况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再比如大炼钢铁,我回来时对一位负责同志小心翼翼讲了几次,矿石、焦炭、煤消耗这么多,成本这样高,炼出来的又都是不能用的土铁,可不能这样搞!这在当时大家都知道。但这位同志却和我讲,事实上当时很多人也这样讲:‘这不能算经济账。’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不能算经济账?难道社会主义不是要发展生产力?又为什么不叫人家提意见?”
   李云仲在这里说起大炼钢铁的浪费,只谈到矿石、焦炭、煤等的消耗,其实最大的消耗不在于此。9000万人胡乱折腾几个月,耽误了农时,把无数的粮食抛撒于地,造成了全国的饥荒;更主要的是把全国的林木几乎砍伐殆尽,森林资源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坏,促使全国各地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更大的饥荒便不期而至。给国民经济造成如此严重的困难,还不能算“经济账”,那就要算“政治账”。那么,拼死拼活完成了1070万吨钢铁,中国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什么“利益”呢?不仅当时的六亿国人看不到,几十年后的十几亿国人也看不到,只看到国家补贴了50个亿,炼出了无数的废渣,给国家带来沉重灾难,和英国的距离越来越大,让外国人一直嘲笑——这是什么样的“政治账”啊!
   关于1959年的计划,李云仲说:“我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这项工作,一直感到问题很大。虽然在多次会议上,向很多能接触到的领导同志提出意见,也整理过一些资料来说明计划中的问题,但是谁也不愿向上面提。今年年初,在整理一个资料时,我又坚持把计划问题提出来,却又受到领导的严厉申斥,甚至提出了‘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为此我长时间难过极了。这位申斥过我的领导也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后来向人说,‘有些事情你就要看破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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