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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中国自由主义的主题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2/2015
   
   
   
   作者: 张博树

   
   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现代自由主义的核心命题,那就是两条:伸张、保护公民权利,限制、监督公共权力。因此,现代自由主义又可以称之为宪政自由主义。本文所谈的自由主义,都是指宪政自由主义。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题当然也是高扬公民权利,限制、监督政府权力,但它却是以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走过的道路和中国人的独特经历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并非只说不做。事实上,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是和中国公民社会一起成长的。不少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本来就产生于文革后期乃至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公民运动。公民运动是公民社会的一种存在形式,它可以围绕任何一个具体事件(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环保的等等)而发生,但总是以捍卫公民基本权利和/或向政府问责为核心,故带有鲜明的宪政自由主义特征。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演变,官民矛盾、贫富矛盾、城乡矛盾、生态问题的凸显,中国公民运动找到了自己新的伸张点,表现为局部性抗争的公民运动再次呈现勃发态势,主题也更加多样化。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自由主义的基本含义
   
   就起源而言,自由主义本是个西方概念,其英语表述是Liberalism。它的关键词有两个:权利(Right)和权力(Power),但它们并非对等的,“权利”才是自由主义论证的核心。比如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就强调“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人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这些权利而不是否定它们。“权力”与政府有关,代表着某种统治力或强制力,是维持人类群体生活秩序所不可缺少者;但权力天然具有腐蚀性、破坏性,所以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提出要用法律约束君王的权力,办法则是实现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以便让任何权力都不能为所欲为。以上这些构成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基础。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则因他对市场经济运行秘密的揭示(所谓“看不见的手”)而被公认为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前驱。正是从这里,引申出私有产权的合理性以及崇尚竞争的现代企业家精神。
   
   现代自由主义认为,公共权力(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公民的授予。政府公职人员只是公共权力的受托执行人。但现代公共权力也可能形成垄断、变质。所以,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现代自由主义的核心命题,那就是两条:伸张、保护公民权利,限制、监督公共权力。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或其他社会生活领域,这两条都普遍适用,且受到宪法的明确保护。由于如上这个原因,现代自由主义又可以称之为宪政自由主义。本书所谈的自由主义,都是指宪政自由主义。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独特起源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题当然也是高扬公民权利,限制、监督政府权力,但它却是以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走过的道路和中国人的独特经历为基础的。有人说:不对,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认识、追求,民国时代就开始了,迄今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这话固然不错,但1949年的革命拦腰斩断了这个进程,它迫使大约两代中国人不得不经历一番痛苦去重新发现自由主义。
   
   逻辑上可以这样说:1949年、特别是1978年以来自由主义原则的“重新发现”和中国自由主义的艰难发展,一直同反专制这个主题深刻相关。这里所谓“反专制”,就是指对1949年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权制度的质疑、批评或否定。
   
   当然,这里有一个过程。
   
   今天,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描述共产党一党专权制度的基本特征,比如党掌握并控制全部国家权力的创设和运行;党不允许任何独立于共产党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存在;党控制主要选举过程,使选举完全形式化;党保持对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党垄断意识形态解释权,使公共传媒成为党的“喉舌”。等等。 这些特征与现代极权主义的定义几乎完全吻合。但是,共产主义曾经是20世纪上半叶无数中国有志青年的奋斗理想,那时的人们曾真诚地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制度。共产党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也曾批判、声讨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这使得当时的很多热血青年认为共产党才代表中国的希望。至于上文归纳的那些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制度特征,特别是这些制度的专制本性,人们是在经历了许多人生曲折、遭遇了巨大的思想痛苦、也目睹共产党发生的深刻蜕变后才逐步认识到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萌生,是那些曾经信奉共产主义的一代人对时代反省的结果。
   
   李慎之与《风雨苍黄五十年》
   
    不妨看个例子:李慎之。
   
   李慎之(1923~2003),老一代知识分子,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曾在重庆新华日报、延安新华通讯社工作,1949年后任职北京的新华社国际部。1950年代做过周恩来的外交秘书,随同出席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1957年,因提倡“大民主”被毛泽东点名,成为“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劳动,1979年才得平反。后又随邓小平出访美国。1980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过社科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这个几上几下的经历在那一代党内知识分子中并不少见。但李慎之成为当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人物,却正在于他对这段历史做了刻骨铭心的反思,包括曾经的理想,也包括这段走过的、不堪回首的路。
   
   1999年“国庆之夜”,李慎之写了一篇“独语”,冠以标题“风雨苍黄五十年”,抒发其情感,更是对以前的理想做了番清算。此文已成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名篇。文章回忆了50年前作者参加天安门“开国大典”时的心情,“从下午3点一直呆到晚上10点,虽然几乎长达一整天,却并无倦意,整整7个小时都是在极端兴奋中度过的。”面对“从未见过的阅兵式”、“从未见过的礼花”、“从未见过的几十万热情的人群”,作者“不禁热泪盈眶”……。40年后的1989年,同样是“国庆之夜”,作者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情形:那时距六四开枪不过四个月,5月19日下的戒严令还未解除,北京的外国人几乎走光了、旅馆的空房率达 80-90%。“我已久不出门,那天晚上才发现,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灯火黯然,而且行人绝迹;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小堆人坐着打扑克,别人告诉我,这都是‘公安’的便衣。只有进入劳动人民文化宫、转到天安门广场后,才能看到耀眼的灯光和盛装的男男女女。在观礼台上倒是见到了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大家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只是默默地观赏焰火……”
   
   何以至此?这个鲜明的对比恰恰是为了引出对党国体制的更痛切的反思。作者仍用回忆的语调说:
   
   五十年前,为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国建立后的大政方针,毛泽东写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很重要的一段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最初读到的时候,心头不免一震;但马上就想,这不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气魄表达马列主义的一条原理而已。一直到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我才看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以后若干年中,常回想起自己当年在西柏坡时上级所传达的毛主席指示,“要敢于胜利”、“要打到北平去,打扫龙庭坐天下”;又过若干年,听到毛主席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才恍悟到,原来其中有一个贯通的东西、一个规律,即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败”。那是我在开国之时不但理解不了、而且也想象不到的。
   
   靠着毛泽东时代高压统治下积聚起来的反弹力,1979年以来的邓小平时代总算冲开了一个缺口,平反了冤假错案、活跃了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私人言论也确实自由多了……。但有公民权利意识的人们还是认为,这个体制的实质并没有变,其意识形态也未真正改变。中国人被“解放”已五十年了,不但历史上传统的精神奴役之创伤远未治愈,而且仍然处在精神奴役的状态中。过去五十年间,我们的民族经历了那么多的大耻辱、大灾难,可在这次五十周年大庆的宣传中,这些大耻辱、大灾难统统不见了;不仅如此,各种宣传机器还开足马力、借这次国庆之机夸张中国的国力,甚至夸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尚书》中言,“满招损,谦受益”。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若不防止极端民族主义而放任它发展,实实在在是十分危险的。
   
   在上述两段文字中,作者对极权制度蔑视公民权利、极权制度导致权力变质均做了深刻揭示。中国自由主义反专制的主题已经跃然纸上。李慎之独特的地方只在于,他是以一位曾经的革命崇拜者和过来者身份讲这番话的。晚年的李慎之身边有几个不同圈子,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问题,其中一个圈子是体制内的自由派学者。当年常参加这个圈子讨论的徐友渔(1947~)后来总结说:李慎之思想的彻底性,即在于为了探究中国悲剧产生的根源,而敢于对自己曾经为之自豪的革命经历,对自己为之奉献了青春理想的革命事业,进行批判性反思。李慎之的思想,在宪政民主中找到了归宿。
   
   胡平的《论言论自由》
   
   除了李慎之等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痛定思痛外,中国人之“重新发现”自由主义还表现为出生于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或50年代(所谓“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学人的独立思考。“反右派”、“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的荒谬,促使这一代人抛弃了那些红色说教,在知识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思考那些大问题,从而独立发现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并给予阐发。在这方面,胡平是一个典型。
   
   胡平(1947~)如今以海外民运理论家著称,40年前却是个四川下乡知青和返城临时工。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这个好读书的青年人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主修西方哲学史,1979年投入民主墙运动,1980年参加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竟成功当选北京大学海淀区人大代表。
   
   大约就在这个时间前后,胡平写出了长达5万言的惊世之作《论言论自由》,这是一篇基于中国人的独特感受、针对红色专制体制扼杀公民言论权利、从逻辑的学理的角度剖析问题的自由主义代表性作品。文中写道——
   
   什么是言论自由?那就是发表各种意见的自由。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统统包括。如果说言论自由仅止于以当权者意志许可范围之内为限,那麽试问,古今中外,还有哪一个国家的言论是不“自由”的呢?这样一来,我们神圣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条款,岂不成了最无聊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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