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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与思想主权

   思想主权第五部“途径篇”
   (《主权与思想的主权》)
   
   
   


   第七章、结构主义与思想主权
   
   
   (061)
   语言主权理论:“有种观点认为,语言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它建构了思想本身。在奥威尔的设想中,极权社会改造语言就可以起到阉割思想的作用。一些女权主义者也要求通过改造语言来消解性别歧视。操持不同语言的人们,关注世界的不同层面。比如英语时态指引我们关注事件的发生时间和说话时间之间的关系,而印第安温图语的某种词尾可以用来区分说话者是亲身经历的还是道听途说。如果将这一观点进一步极端化,引用大量印第安语言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印第安人和英语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例如对于‘船搁浅在沙滩上’,印第安的表达习惯是‘沙滩是这个独木舟动作的地方’。然而这种论证有翻译的陷阱在里面。若是不讲究方法,你可以把任何一种据说是先进的语言翻译得蹩脚生硬。马克吐温曾经故意把自己在维也纳新闻俱乐部的德文演讲翻译成蹩脚的英文以达到滑稽效果,难道能据此推断德国人真的思维方式很另类么?”——显然,共产党员奥威尔不大懂得什么是思想,他显然是按照“思想改造”意义的“思想”来定义思想的,这十分浅薄。因为真正的思想是无法阉割的,因为那并不成型,没有器官,如何阉割?
   
   
   (062)
   “有一些实验支持语言决定思维,但多数实验是检验词语对记忆或者分类的影响,而不是整个思维观念。真正重要的发现是语言学家布鲁的《语言对思想的塑造》。布鲁曾拿同一则故事(分别写成中英文)给中美学生看并要求他们答题——故事中提到的某某情形是否真实发生。美国学生回答正确率极高而中国学生多数都回答错误。结论是,英语中有虚拟语法而中文没有,所以导致了思维的差别。中国人很难理解假设中的情境?作为中国人,我表示反对。问题一定出在故事的表达方式上。别的心理学家质疑了该实验:布鲁给中国学生提供的中文故事本身就写得不好,表达上模棱两可,而且中国学生科学训练更好,能够发现字里行间的模棱两可性,所以反而给出了不正确的回答。而且模棱两可本身就说明了思想和符号的不一致——同一个符号可以对应不同的思想,反之亦然。”
   
   
   (063)
   “如果语言决定思维,那么没有语言的人肯定是没思维了,就像一条不会说话的狗。苏珊席勒《没有字的人》中提到了一个墨西哥非法移民,聋哑且不会手语和唇语,也不会书写。当席勒开始教他手语后,智力正常的他学得很快,并突然意识到原来各种事物是可以有名字的,于是产生了强烈求知欲,学习一切能够学到的表达,并告诉席勒他过去的种种经历——如果学习语言之前他无所谓思维,那些记忆如何可能?还有其他的研究,不会说话的婴儿,以及灵长目动物。毫无疑问,他们或者它们都是有初级的思维能力的,包括抽象思维——对数量的认知、对亲缘关系的体察。在科学家中有的擅长图像式思考,有的擅长符号式思考,这同样说明了思维和符号的不同。”——这里,似乎发生了一个奇迹:“没有思想的人”一下子变成了“富于思想的人”。但其实呢,不过是“不会表达思想的人”变成了“善于表达思想的人”。奥威尔之流还不明白么?!
   
   
   (064)
   “近代语言学的划时代发现:世界上所有语言中的短语都有着相同的结构。”——这种“结构主义”后面,隐藏着思想的主权。
   
   
   (065)
   “语言本能是否存在?他借用了一个包含十个问题的心理测验,问题包括马丁·路德·金去世时的年龄(39岁)、一架空的波音747有多重(18万公斤)。回答问题的人只需给出一个他90%相信是正确的范围。如果这十道题你估计的范围都涵盖了正确答案,说明你不够自信。因为要想给出包含正确答案的范围,只要把估计的范围说得特别大就行了,比如马丁·路德·金遇刺时肯定是在1岁到200岁之间。但几乎每个人做答时都太自信了,忍不住把范围限定得很小。人们总以为他们比实际知道得多。一般人能答对3到6道,只有不到1%的人给出了9到10个包含正确答案的数字范围,99%的人都太自信了。艾尔斯想借此说明人们都太相信自己的直觉了。阿申费尔特用数据推算后说1986年波尔多葡萄酒的质量会很一般,而帕克依赖他的专业技能预测说那年的酒会特别好。结果阿申费尔特的预测是准确的。但统计数字总是要由人去分析和使用的,应该无法全面取代人的判断。”——多数人都以为真理在握,因为若非如此,他们就活得很不自在了;多数人都害怕面对真相,因为真相揭示了人的渺小和短暂;多数人都把自己当作万物的尺度,因为这样也够他们活一阵子了。
   
   
   (066)
   “语言本能是否存在?‘9·11恐怖袭击’到底是一起事件还是两起?可以说它是一起,因为它们毁于本·拉登的同一个计划,相距不远的双塔被撞击的时间只相隔数分钟。但也可以说是两起:南塔和北塔之间相隔一定的空间,是两座不同的玻璃和钢筋组合体,在不同的时间遭到撞击并倒塌。一起还是两起,这并不是类似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那样的问题,不同答案之间有35亿美元的差距。因为按照世贸大厦保险合同的规定,遭一起破坏性事件赔偿35亿美元,两起赔偿70亿美元。结果双方打起了官司,保险公司的律师说是一起——发生的是一场恐怖袭击。世贸大厦租户的律师说是两起——发生了两次倒塌。庭审时法官们对“事件”一词的含义发生了争议,官司打了近6年,最终协议是保险公司在赔偿了23亿美元的基础上又赔了20亿美元。这是斯蒂芬·平克在他的新书第一章讲的事情,意在说明语言学研究并不是一门象牙塔中的学问,它跟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语言的重要就在于:人其实是语言创造出来的一个物种。
   
   
   (067)
   “看语言和政治的关系:由于我们的头脑非常灵活,使我们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描述同一个复杂事件。堕胎是妇女控制她自己的身体还是终止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美国在伊拉克是作为解放一个国家的国家还是作为侵略一个国家的国家?这些都不是单纯的词语问题。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时代》周刊评出的20世纪最有影响的100个人之一:‘他能清晰、潇洒、幽默地传达复杂的思想,这是他的书成为畅销书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他的书在学术界激起的浪潮,他站在知识界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的最前沿。’”——因为他的《语言本能》一书揭示了,人类的种族和文明其实是“预定”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揭示这些预定或放弃这些预定。
   
   
   (068)
   “1960年代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认为人的心灵是一块白板,后天教育比先天更重要,这样教育才有改变、塑造人的可能。但1975年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一书挑战后天论,他声称人类天生好战,男性倾向凌驾于女性之上等等。平克发展了乔姆斯基的天生语法理论,认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本性。比如我们习惯于以空间的方式表达时间(“把会议往后推一个小时”)。但进化的结果并不是决定性的,人具有创造性,经过实践的检验可以修正我们的认知模式。关于决定论,他常提起的是他决定不能不假思索地做自己基因的奴仆,而是选择不要小孩,说明人还是能克服自私的想繁殖自己的基因的。
   
   
   (069)
   “在新著《思维的要素》(The Stuff of Thought)一书中,平克说,通过研究语言可以了解思维的运作机制,就像研究微粒运动可以了解物理学定律。他的结论是,我们的一些内在倾向会妨碍对问题的讨论。比如我们倾向于对物体做整体化的思考,“货车要么是满满的,要么就是空荡荡,它会影响人们对公共问题的讨论。如果我们说男性平均空间感知能力强于女性,人们本能地理解成男性是一边,女性是另一边,所有男性都强于女性。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像做统计一样想问题,知道平均的意思”。——这就是语言的局限,“类”的局限,“概念”的局限。因为“女强人”不仅比多数女人要强,也比多数男人要强,但女强人再强也强不过男强人。这就是“类”与“概念”的局限与超限。
   
   
   (070)
   “语言在理论上应该可以描述实际情况,但在实践中,因为人自己的限制,总不可能达到这一“理论上的理想状态”。
(2014/12/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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