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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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主权第四部上“人性·内篇”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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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主权第四部下“人性·外篇”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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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胎化思想消灭“过剩人口”
·全球化进程政治上失控
·社会混乱是思想混合的结果
·多重的价值是人性的一部分
·在社会荒漠中创造一个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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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的人与生活的人

   思想主权第六部“钩沉篇”
   (《思想主权的发现》)(060)
   
   
   


   第七章、幻想的人与生活的人
   
   
   (061)
   在互为因果的意义上,人类可以被区分为“幻想的人”与“生活的人”。而这两组人物之间的对立,则是永恒的。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
   
   (062)
   幻想者,是阳的化身;生活者,是阴的形骸。所以,在他们之间永久的对垒与战争中,也有着永久的交媾与调和!幻想者,多是处在主动的、攻击性的、支配性的地方;生活者,多是被动的、接受挑战的、最终要遭到支配的……
   
   
   (063)
   幻想者是精神人物,是创造世界的工匠;生活着是两足动物,是创造世界的材料。工匠,并不是耽于梦想而拒绝行动的懒蛋,他的幻想是在求得生命的更高值。
   
   
   (064)
   幻想者,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观念的制造者”,一是“运动的推进者”。前者是哲学家、思想家、诗人、音乐家,不是讨好观众的叫花子,不是欺世盗名的大祭司;而是驱使生活者投入运动的精神奴隶主。后者是政治、军事、世界战略上的征服者。他们的征服,服从于更高的目的:将生活者淹没在新精神、新天命的役使。所以,他们的肉体征服是实现精神征服的步骤。
   
   幻想者的两大类型,统一为拓荒者与收获者的兼容并蓄于一身。幻想者并不是生活者所臆想的那样,是苍白无力的、缺乏生活能力的。恰恰相反,幻想者比生活着更重视力度,更珍爱力量,更懂得施展力度、力量于世界的要害,更注重提升生命的能力。
   
   
   (065)
   生活者,是生命的消费者,他们的根性把生命本身,当作寻欢作乐的工具。他们对生命的功能,是纯然消极的。幻想者,是生命的培殖者,他们的根性把生命的再生,置于首位;他们恶狠狠地对待自己和他者,仿佛乐于践踏生命,并以生命的敌视者与毁坏者而自豪……但实际上,他们才算理解了生命,并把生命的火焰刺激得发狂。生活者,在物质上延续种族。
   
   
   (066)
   幻想者,在精神上发育种族。生活者,在物质上繁荣社会。幻想者,在文化上支配社会。二者都是不可偏废的。幻想者不事生产,因为他们是文化的灵魂、社会的中枢;“劳心者”、“劳力者”──这也是古人对幻想者与生活者的某种阶级化的因而是不太确切的称呼。我们的幻想者还包括柏拉图所谓的“卫国者”,哲学王则是他们的天然首领。无疑,精神上的创制,要比肉体的寻欢作乐,更能满足幻想者。因为他容易受到观念的激励;不易感到官能的诱惑。他们的想象力太丰富、感受力过强,官能的快乐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只是徒然使他们感到人生的空虚。于是,他们便起来创造,起来征服,起来创造性地征服,起来征服性地创造……
   
   这样的天才,必然会创造新生活;如此天才的活动,就是向善的运动。所谓天才,也就是那些在其基因中即已蕴藏了逼使他创新的人。能否表现为成功的天才?当然需要得力于他与环境的互动,但先天的因素却是第一位的。如其命运不佳,失败必矣,默默死去而不为后人后世所知,尽管如此,天才的基因也无法因环境不利而改变,因为“天才”的含义与“变色龙”是正好相反的。他的本能冲动,就是对环境的厌恶,并耍自己创造新环境;他的本能冲动追求崇高、不朽,无法满足于平凡的生存,对超越物质形式的生活,才感兴趣。这种本能冲动及其意向如此强烈,它的极端形式就是抵抗生命本身!他的全部生存史,可以归结为,“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就是不断的向善?
   
   
   (067)
   生活的人创造国家主权,幻想的人创造思想的主权:“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文天祥:《正气歌》) 这就是思想主权的写照。
   
   
   (068)
   人们认为,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是对王权的制约力量。《孟子·滕文公下》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的是史书对大臣的制约作用;而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则进一步引董仲舒的话说,《春秋》还是“贬天子”的著作,说明史书对国君同样是有制约作用的。
   
   不过在我看来,这还是小看了史官所代表的那种超越国家的力量。史官虽然属于国家机器,但史官精神却是文明的产物、良心的见证。
   
   
   (069)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这两则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扬了一种誓死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齐太史的故事,见之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的是,齐国的大臣崔抒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抒弑其君。”崔抒就杀了齐太史。“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我们今天看这则故事,仍然不免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视死如归,这是用鲜血换得的史书上的真话,以及伟大的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
   
   “董狐笔”的故事是说,晋灵公是个昏君,而晋国正卿(宰相)赵盾是个正直的大臣,经常谏劝晋灵公。晋灵公嫌赵盾碍手碍脚,派刺客去暗杀赵盾。赵盾只得出走,不过在尚未逃出境外时,赵盾的族人赵穿便起兵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示之于朝”。赵盾对董狐说:“我并未弑君。”董狐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出境,国君被杀了,你回来后又并未法办弑君的人,当然就等于是你弑君了。”赵盾毫无办法,只好叹口气,听任董狐写自己弑君了。后来孔子称董狐为“良史”;同时,孔子也认为,赵盾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权力,也是“良大夫”。这个故事记载于《左传·宣公二年》。董狐不畏权势、坚持直书实录的史笔传统,自古以来,是史家以及一切士人的榜样。
   
   这种直书实录的传统,不但保证中国文明形成了一以贯之的历史记载,而且,这类历史著作对国君、大臣来说,多少总使他们的言行有所顾忌——担心坏事被记载于史册,从而遗臭于后世,从而也就产生了某种制约力量。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文明还有一个规定:皇帝不能审查史官所记的关于他自己的实录。这也是为了保证史官能真正秉笔直书国君功过善恶的一个制度。《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记载,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问他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褚遂良坚持原则,就是不让皇帝观看史官所记的内容。
   
   
   (070)
   在在表明,史官精神的背后存在一种“思想的主权”,这种思想主权的产物是独立的人格,这种独立的人格使得文明冲破国家阻力,得以健康成长。
(2014/12/2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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