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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土地改革回顧



作者 : 阮田 ( Nguyễn Điền )

   
   
   在剛過去的九月初, 河內的國家歷史博物館舉辦 《 1946年-1957年土地改革展 》( Cải Cách Ruộng Đất 1946 -1957 )。 展覽引起不少爭議並只在四天後便關門了。

   
   這個展覽已挑起似乎已遺忘了在六十年前北方農村一個恐怖的歷史階段。
   
   越南共產黨所出版的文物常歌頌土地改革已達到了 “ 巨大、根本性、具有戰略性的偉大勝利 ”, 其成果是 “ 打到全體的封建地主階級, …… 把農民完全解放出我國上千年的封建枷鎖, 將北方農民階級帶上在農村真正當家作主的地位 。” ( 黨中央歷史研究所 [ Ban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Đảng Trung ương ],《 越南共產黨五十年的活動 》[ 50 Năm Hoạt Động Của ĐCSVN ], 河內, 真理出版社, 1979年, 第 131-132頁 )
   
   越南共產黨的網頁寫道 :
   
   “ 從1945年八月革命後至1953年初逐步實現黨的土地政策已使農村的土地所有制和階級關係起了深刻的改變。 但是,封建的所有制和剝削未被消滅,“ 耕者有田 ”的口號還未基本解決,地主階級仍然存在。 在所取得成就的基礎上,我黨繼續進行土地改革,完成反封建的任務……。 1953年11月, 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決定實現土改,提出土改的主張、執行方法……, 在抗戰正邁向勝利之趨勢中,土改馬上實行。 那是黨的一個正確的主張, 已正確結合了人民民主、民族革命的兩個基本任務。 它的成就已為1953-54年冬春戰役和奠邊府戰役的勝利作出部分重要的貢獻。 和平恢復後, 北方進入新的階段, 黨繼續大力推行土改, 完成人民民主、民族革命的任務,為恢復和發展經濟,以鞏固北方為基礎,促進國家的統一鬥爭。 結果是八次發動群眾減租,包涵1875個社的1.106.955公頃土地;在五次土改中,包括3653個社( 北方整體平原和半山區的地區 )將810.000公頃土地分配給超過二百萬戶農民,即北方農民總人口的72,8%。……, 如此, 實現土改,已消滅了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佔有和剝削制度,確立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為農民在經濟上初步實現民主化,也是農村政治方面的民主基礎。”(《 越南革命中解決土地改革問題的經驗 》 [ Kinh Nghiệm Giải Quyết Vấn Đề Ruộng Đất Trong Cách Mạng Việt Nam ], http://dangcongsan.vn/cpv/Modules/News/NewsDetail.aspx?co_id=30061&cn_id=210413 )
   
   這份資料也承認:
   
   “ 在進行土改中,除了諸個根本的勝利, 我黨在指導實現中已犯了一些嚴重錯誤,而在一段時間後才可發現。 由於主觀、教條、不足以從我國實踐出發,所以不清楚看到自從八月革命後,尤其是九年抗戰中越南農村土地所有制的重要改變。由此, 在指導執行土改時強調農村階級鬥爭的性質,引致過度開展鬥爭的對象,錯誤打擊農民內部的人,尤其是上中農階層。在整頓組織中, 曾誤判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認為已被敵人佔領。 由此, 在整頓黨時已導致黨的一些損失。 從中央至基層籌辦土改指導組織系統卻與區、省和縣各級黨委的指導和檢查脫節; 這系統獲取的權力過大, 導致所制定的命令獨斷,減低了各級黨委的領導地位, 諸多幹部只知跟從群眾的尾巴,遵從農民階級的思想來解決農村的社會和經濟問題。 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次( 第二屆 )會議已嚴正檢點在實行土改和整頓黨時所犯下的錯誤。 我黨,以胡志明主席為首曾公開批評和堅決改錯。 黨表達所執行的態度獲人民同情和支持, 雖有困難,但只在兩年改錯完成後,黨的威信獲提高。”
   
   然而, 這些資料從不撰寫任何由土改所導致在農村的恐怖殘暴手段,殺害、酷刑和冤枉的事件以及其社會後果。
   
   本文所探討的是這場土改的原因、過程和當時見證人的評價。
   
   

史太林的角色

   
   
   在抗法戰爭的頭三年裡,胡志明政府在越北( Việt Bắc, 抗法時期專指河內以北包括六個省份高平 [ Cao Bằng]、北澗 [ Bắc Kạn ]、涼山 [ Lạng Sơn ]、河江 [ Hà Giang ]、宣光 [ Tuyên Quang ] 和太原 [ Thái Nguyên ] 的地區。譯者註 ] 被包圍並與外界隔絕,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049-10-1日 )。 第一次,抗戰的區域與友邦的邊界接壤。 為越南民主共和國尋找外交的支持和軍事、經濟的援助是最急迫之事。
   
   1950年初, 胡志明前往北京會見劉少奇,然後赴莫斯科會晤史太林和毛澤東( 毛那時正訪蘇 )。
   
   那時,史太林是一名完全掌握權力的領袖,在近三十年的統治他極為殘暴,成為共產陣營的首腦,獲共產黨人崇拜; 而胡志明,雖是一國的主席和領導反法帝國主義的戰爭,但只佔領部分的國土,而政府需要在山林中躲藏。 再者,1930年代, 阮愛國被共產國際( Comintern )視為右傾,被失勢,須在莫斯科 “ 雪藏 ” 多年,與此同時,共產國際卻派遣其 “ 堅貞兒子 ” 如陳富( Trần Phú )、黎鴻峰( Lê Hồng Phong )等人返回越南領導印度支那共產黨。 對於史太林,胡志明還有一個 “ 重罪 ”,是在1945年 “ 解散 ” 印度支那共產黨, 然而,實際上,共產黨仍掌握越盟、政府和軍隊內的各指揮權力。要想獲取史太林( 也包括毛 )的支持和援助,胡志明需要證明自己是 “ 真正 ” 的共產黨人,即必須發動階級鬥爭。 在一個以農民為大多數人口的國家來說,那就是必須進行“ 土地革命 ”。
   
   1950年4月, 胡志明返回越北,與共產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工作。武元甲曾復述:
   
   “ 伯伯對我們說:‘ 蘇聯批評我們太遲搞土地革命。 史太林同志指著兩張椅,問我:這是農民,那是地主, 越南的革命者坐在哪裡?。 到此我們需要搞土地革命。 中國保證將對我們提供關於發動群眾進行土改的經驗。’” ( 武元甲,《 在圍困中戰鬥 》[ Chiến Đấu Trong Vòng Vay ], 河內人民軍出版社,1995年,第412頁 )
   
   在史、毛和胡三人的會談中,史太林也判給中國援助越南的任務和蘇聯只為越南提供哪些中國所沒有的東西。蘇聯援助物資經中國運輸到越南。 毛也說將協助越南哪些越南需要而中國又有的物資。( 威廉-杜克爾 [ William Duiker ],《 胡志明的一生 》[ Hồ Chí Minh: A Life ]﹐ 紐約,Hyperion出版社,2000年,第422頁 )
   
   為了證明越南民主共和國確實是由共產黨領導,印度支那共產黨於1951年以新的名稱勞動黨正式公開出場。
   
   1952年10月,胡志明經北京前往莫斯科參加蘇共黨第十九次大會。 在1952年10月31日致史太林的信中,胡志明寫道:
   
   “ 茲呈上越南勞動黨關於土地改革綱領草稿。 此稿是由我本人策劃並獲劉少奇同志、王稼祥同志協助下完成。請您審閱並給指示。”( 網頁:xuandienhannom.blogspot.co.uk/2014/09/lan-au-cong-bo-2-buc-thu-cua-ong-ho-chi.html )
   
   五個月後( 1953年3月 ),史太林死亡。 在越北追悼史太林大會上,胡志明表示極度悲痛。 曾經在場的陳訂( Trần Đĩnh )講述:
   
   “ 在我的面前,見胡老在痛哭。 不斷拿白手絹抹淚,而淚水又不斷流在他通紅的面頰上,因哭,因激動而臉都通紅了。 追悼會後, 胡老緩慢站起,走返回會場後面一間專為他使用的房間…… 忘記留在傍邊椅上的一個圓盒的中華牌香煙。 我拿起它,沿屋邊的泥墩轉入胡老的房。‘ 胡伯伯,是您忘記的!’ 他抬頭望,我頓然覺得太迷網、太魯莽、太冒昧了。 他的臉腫了, 充滿淚水,兩個眼皮缩起, 我恍然大悟有一種什麼極其秘密和個人的東西,只有他一人知曉。 他迷惘地望著我,望著香煙盒,但不明白為何我進來, 那個盒是什麼和我是誰…… ”。
   ( 陳訂,《 花燈 》[ Đèn Cù ], e-book, 2014年,第72頁 )
   
   胡志明對史太林崇拜到如此的程度, 我們可以肯定共產黨老大交下的“ 土地革命 ”的指示,胡志明和勞動黨就必須遵命。
   
   

中共的角色

   
   
   在致史太林信中,胡志明告訴我們,勞動黨的土改綱領草稿 “ 由我本人策劃並獲劉少奇同志、王稼祥同志協助下完成 ”。 那時劉少奇是國家副主席,王稼祥是中國駐蘇大使。
   
   1950年史、毛、胡三人會談後,史太林判給中國主要的任務是援助越南,中國曾傾注入越北武器、糧食、軍事和政治顧問。
   
   素友( Tố Hữu,筆名,原取自漢文 “ 吾兒素有大志 ” 之句。越文 “ 有 ” 與 “ 友 ” 同音同字,改為素友,取 “ 素樸之友 ” 意。 原名阮金成 [ Nguyễn Kim Thành ],1920年至2002年,承天-順化 [ Thừa Thiên Huế ] 省人。越南革命詩人;18歲時已參加抗法活動。曾擔任重職如宣傳部長、越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政府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等職務 。譯者註 )述之 :
   
   “ 中國同志已及時為我們援助糧食、食品、武器、彈藥並派遣較多的軍事和政治幹部……, 越北山林見證了一場從未有的熱鬧景象:一批批馬隊,伏載沉重的米、麥、乾糧、也有魚、鹽、糖以及車隊滿載武器。 中國軍事和政治幹部身穿淡黃色的卡其軍服與佩有紅星的軍帽。 一些人乘馬,一些則坐運輸車,一些走路,還手拿扁擔、煲鍋……, 我們視他們為一家人的兄弟。 在抗戰的艱難環境裡,朋友與我們分擔困難,實為珍貴。”( 素友, 《 回憶某一時期 》 [ Nhớ Lại Một ThờI ], 河內,作家出版社, 2000年,第 263-264頁 )
   
   
   中國的政治幹部為勞動黨中央作關於宣傳和組織工作的顧問。 與總書記長征共事,中國顧問發言:
   
   “ 我們根據中國的經驗和結合部分的越南實際情況……, 或許你們黨內還有受封建地主思想控制。 在中國也曾出現這情況…、、, 尤其是在農村和各級領導,而大部分人出身自地主階級或其子女。 雖然他們已經入黨和為政府公務工作,名義上是共產黨黨員, 但感情上常傾向地主, 不透徹明白貧僱農的苦楚, 甚至還認為地主是好的,有功勞,因為曾養育農民和甚至為抗戰作出貢獻。因此我們提出問題:究竟誰養育誰?誰統治誰? 誰剝削誰? 這種思想還存在領導幹部的頭腦中就極危險。 所以根據我們初步的意見是: 需要堅決反對地主的思想, 揭發地主真實的臉孔, 發動黨員和群眾鬥爭,打倒他們的思想,沒收他們的土地,分給貧僱農。 這樣才可增加精神和力量,打擊法國侵略者。( 素友, 同上,第267-268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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