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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中国(终)

无法通过的「窄门」-- 中共政治改革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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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光
   
   【新唐人电视台『透视中国』制作组报道】吴国光,山东人。北京大学文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曾亲自参与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中共政治改革政策的研究与制定,是中共「十三大」报告政治改革部分的起草人之一。
   
   
   【主持人】「改革」一词爲国人所熟悉,要追溯自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 当时的中国大陆刚刚走出十年浩劫的阴霾,却仍被「两个凡是」的紧锢咒束缚。「两个凡是」是当年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共党主席华国锋为稳定形势和其政治地位而提出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一九七八年五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理论上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由邓小平、胡耀邦主导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爲中共重新凝聚了人心。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共建政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总结。尽管它对毛泽东的功过进行了重新的评价,但仍然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以及毛泽东思想在中共的统治地位。吴国光先生把这一阶段的改革,称爲中共仅有的两次政治改革之一。
   
   另外一次政治改革发生在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的一九八六年,当时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的冲突日益激烈,不仅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使社会矛盾加剧。爲维护权力,稳定民心,政治体制改革再一次被提上了中共决策层的议事日程,并最终进入了研究与决策阶段。那是一段艰难努力,也是一次难得的尝试。作爲这次政治改革政策研究与决策的参加者, 在今天『透视中国』的节目中,吴国光先生将爲我们讲述那段鲜爲人知的经历。
   
   【旁白】上帝说:「你们要努力通过那座窄门」。一九八六年的秋天,北京的红叶正在飘落,中共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入到了第八个年头。 但现行的政治体制使得经济改革在农村成功后,却在城市遇到了重重阻力。「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导致中国社会贪污腐败,「官倒」猖行;贫富悬殊,民怨沸腾。整个民族正处在一道狭窄的「门坎儿」前,这就是政治制度变革的「门坎儿」。在北方,苏联正在戈巴乔夫领导下实行政治开放;在南方,领导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国民党,也迈上了开放党禁、报禁的政治自由化之路;在中原,思想文化领域的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政策」,爲中国大陆社会创造了和谐活跃的气氛。时隔六年,邓小平重提被视爲「禁区」的政治改革,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在北京这个遍布「禁区」、充满「秘密」的城市,开始了、、、、、、
   
   【记者】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呢?
   
   【吴国光】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没有什麽政治改革,但是有两次尝试。一次尝试是一九七零年代末到一九八零年代初,胡耀邦、邓小平尝试在中共中央的高层,建立一些政治生活的规则,迫使大批的老干部退休,改变了一些毛时代的政治的做法。比如说,当时订立了「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就是说不要搞个人崇拜;党要集体领导;特别是党员的权利不能被践踏。在党内的有限的?围内,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对党员权利的保护。这是一次尝试。
   
   再一次尝试,就是一九八六年底到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前后。当时赵紫阳主导要在制度上削弱党的权力的尝试。可以说,这两次尝试都没有能够成「气候」。就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改革当中是缺少政治改革这一块的。
   
   一九七零年代末、一九八零年代的尝试,当时的经济改革还没开始进行,所谓「政治改革」主要是上层的一些规则的变化、权力的变化。它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制度的「改革」力度没有那麽大。
   
   到了一九八六年、八七年,当时邓小平也不断地讲,经济改革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合,看来是不行的。因此在一九八六年的十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就组织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小组。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到这个小组??h了,从此与中国政治改革接上关系了。
   
   【旁白】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制定政治改革方案。要求在预期於一九八七年八、九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该方案,并最终将在中共「十三大」上公开提出。由赵紫阳、胡啓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五人组成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随即成立。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习称「政改办」,负责具体研究工作,由鲍彤担任主任。
   
   【吴国光】当时的政治改革小组,主要就是爲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作准备。简单地讲,一个就是目标是什麽? 当然有争论。邓小平提出来说,目标就是要「提高效率」。不要扯来扯去,使经济改革很多事情做不下去,要提高效率。赵紫阳则认爲要建立「民主政治」。赵紫阳当时再三说,经济改革的目标叫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当时还不用「市场」这个词。那政治改革你们也用一句话说是什麽东西呢?最后大家说来说去,那就是「民主政治」。那麽我觉得这对邓的设想是个突破。
   
   第二个就是,如何估计当时的或者是现制度下的,中国的民主是什麽样子?以前有个说法叫要建设「高度」民主。
   这个听起来是很好,但是这个理论假设上有个问题,就是现在已经有民主了,那麽下一步就是要更高度、 要完善、 要发展。但是我们研讨的结果是说,我们现在没有民主。那麽现在不是要建设「高度」民主,现在要建设基本的民*主制度的框架,要从头开始这个东西。我个人认爲,这是第二个突破。
   
   第三个就是,怎麽样来实现民主?那麽这就要有一系列的具体的制度和措施来配合。当时邓小平是强调「党政分开」。他强调的「党政分开」也很明确,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不要再去干涉日常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要一个事情政府说这麽办,党又说那麽办,闹来闹去;一个文件盖三百六十个公章,最后才解决问题。在经济事务当中让那些经理去发挥他们的作用,让企业家去发挥他的作用。那麽邓小平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谈「党政分开」。
   
   而赵紫阳所说的「党政分开」的根本问题,就是要把党的权力分散到不同的部门;去分散到不同的社会团体去。因爲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因爲党的权力高度垄断,所以才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效率低;包括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包括法律不能被尊重,所以说来说去都是党的权力过分集中,老百姓没有办法参与政治。所以赵紫阳就说「党政分开」的目的是民主化。我认爲是个重大的突破。赵紫阳也跟著邓小平讲「党政分开」,但是他把「党政分开」的内容和意含大大地发挥了。 他集中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要限制,最终是消弱共产党的权力。当然这离改造一党专制,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你知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权力是无远弗届,它的权力太大了,没有给任何别的人,留有任何的生存空,所以第一步就是要先把它的权力有所限制。赵紫阳说,因爲你的权力太大,你就会腐败;没有人能够制约你,一旦你犯了错误,就会造成天大的灾难。所以第一步就是要限制你的权力,制约你的权力。然后留出足够的空间,使得别的社会团体和一般的民衆能够有介入政治生活的可能。它们有它们各自的功能,这个社会才会比较健康。这样即使有一天共产党权力没有了,这个社会还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还是一个有序的社会。这是他非常强调的一点。
   
   再一个, 他强调说,当共产党的权力不是这麽无远弗届,那麽个人–公民,才有他自由权力发育的空间;这样的公民才有一定渠道和起码的资讯;有起码的能力;有起码的训练来参与政治,这就是赵紫阳讲的「党政分开」的最根本的著眼点。所以他不断地强调说 「党政分开」的著眼点是民主化。这就和邓小平的「党政分开」
   和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有非常巨大的区别 。
   
   【旁白】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后,立即进入了实质性的研讨阶段。先后成立了七个专题研讨小组,即党政分开;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权力下放与机构改革;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和改革的基本原则研讨小组。经过总体研讨、专题研究和政策决策三个阶段,研讨小组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政改措施。
   
   「差额选举」
   
   一个就是「差额选举」。中国共产党内一直是搞选举的,但是这个选举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基本上就是「等额选举」。「等额选举」就是说,有一个位置,就提出一个人来,你们就选他吧。那这怎麽能叫选举呢?这就不叫选举。那麽「差额选举」在一九八零年代初就提出来了,但是没有很好地实行。
   
   那麽到了一九八六年、八七年赵紫阳就强调「差额选举」。他说,一定要给选举人有选择。我记得很清楚他专门讲一九八六年、 一八七年的「学潮」。当时中国科技大学开始在合肥「闹」,然后传播到上海、杭州、北京,最后导致了胡耀邦下台。赵紫阳就说,爲什麽会有这「学潮」呢?主要的原因是因爲我们的选举制度不像话。当青年学生刚满十八岁,第一次行使选举权利的时候,发现根本我们就是没有选举。当时确实是因爲合肥科技大学的学生他们要选举,发现完全都是骗人,所以学生就在选票上乱写写上「我选希特勒」;我选什麽之类的,他们上街游行,发泄不满。
   
   所以赵紫阳就讲说,我们老说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假民主;老说我们的民主是真民主,我看人家的「假民主」搞得很真;我们的「真民主」搞得很假。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是假民主;人家的是真民主。后来就在中共「十三大」上第一次实现了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差额选举」。比如说选一百几十个中央委员,就提二百一十个候选人,就有那麽十几个 二十几个被「差」下去了,包括已经内定本来要做政治局委员的邓力群就落选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赵紫阳再三地建议说,在省长的选举中,要提两个省长候选人,让省人民代表大会去选择一个。那这个就可以说就相当有突破了。虽然这个还是省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但是开始有选择、有竞争了。当然这个没能实现,但是在副省长的层面已经实现了。那麽当然到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那就更要搞这个东西了。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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