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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民间主体性在民国当归中重建

陈永苗:民间主体性在民国当归中重建
   
    “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民间主体性有个多高的位格问题。要有更高的位格,才能保证自己凌驾于改革与革命(彻底立场)之上,这样保留与改革派合作的可能性。只是几乎很难把这种更高的位格,以主体性的方式,显示清楚,并为人们所承认。立场彻底断裂,位格更高一些,一谈合作,就看起来像投降。那就是民间主体性的危机:有没有资格谈合作,以什么方式合作,是更高的,还是各自独立,还仅仅是以合作为名的附属?

   
   过去,公共知识分子试图标榜独立性,独立于体制和民众之外,来塑造一个似乎高于体制与民众的道统性位格。其实在外界看来那是猫手中老鼠的自大。试图超越公知的局限,然后现实情形没有重大变更,民间政治还是没有自己的地盘,还必须在体制内和边缘客场作战,其位格还是有可能被体制化吞没。这二者所试图形成的,都是认为内在49秩序可以从49秩序蛇蜕出来的新秩序,然而这很虚幻虚无缥缈,是宗教性的。如何49秩序内客场作战,意义生产和溢出的公共剩余价值,具有粉碎打破49秩序的力量,不被其所体制化,就像共在国共合作时不被吃掉消化掉,反而发展壮大,我认为需要在49战场上打民国战,以民国的高度提升民间主体性的位格,从而让民间凌驾于49秩序之上,不是49秩序内的受压迫受殖民被征服的民间。如此一来,中国的分岔路口就两个方向:一个是对49秩序的道德原教旨恢复运动,如习近平的左右开工,另外一个就是民国与民间的合一,抛弃49秩序。
   
    在中国,需要重新思考、摆脱知识分子自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退一万步说,即使是许推动了废除,可是老百姓会不会把功劳算在许身上,谁说了算,就算谁身上。这里许是作为附属,并不是一方主体性,但是传媒和学者都认为自己是独立于官方的第三方,这是一种没有主体性的主体幻觉。 官方会基于何种原因废除收容遣送,并不是知识分子参与后反响大,这个不过决定废除的时候迟早,决定的是民众本身付出的代价积累的民愤,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一样被冲击。当成为热点,不过是时机。也就是官方眼里,知识分子根本不成为主体。 如废除农业税,就是民众付代价的结果。 像所有由共党说了算点了头才展开的改革,即使民众受了益,没有受害,民众也会说有了共党才有好日子,是更正确的党员。这不是愚昧,相反是符合自然正确的原理:谁说了算有支配决定权,谁就是主体。并没有一个身份在党内却心里觉得在党外,也被外在世界认为在党外的独立第三方。
   
    大陆沦陷区人民于民国,有着自己的独特主体性,如果依托于国民党可以找到,那么可以依托。可是现实是没法依托。我们的立场只能是大陆沦陷区人民自己的立场。沦陷与民国,这一范畴之内恢复主体性,上升主体性。复国,就是大陆沦陷区人民在民国的解放。大陆沦陷区人民,可以设立成为民国的反对党,即使虚拟设立。也就是说以现在就以民国国民身份,对民国事务参政议政,不讨论共党的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没有共党的民国,汉贼不两立。在现实中虽然避不开共党,但在我们的关系重建中没有共党,这是我们的起点。不骂共党,不沾共党,是我们的起点。,凡是与共党斗争中得出的出路策略,与我们无关。我们干的是,专制瓦解后的事,现在为之准备。
   
    超政党政治
   
    大陆民国派,应该找到自己在民国,认清自己是大陆沦陷区的主体性。支持在台湾的国民党,或者反对民进党,假装自己掺合进台湾党争或者仅仅有味的投赞成或反对票而大打出手,是没有沦陷区人民的主体性,没有代表自己沦陷区在民国的利益。自从宪法上大陆区与自由区划分后,受制于选票的限制,台湾的国民党与民进党都不代表大陆沦陷区人民的利益,大陆沦陷区于民国的关系,仅仅在国际法上存在,在法理上存在,并不在政党政治上存在。拿着大陆沦陷区的利益,来苛求在台湾的政党力量,并不是民主宪政的。这一些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做已经沦陷的。
   
    民国当归必须建立在改革已死之上,这里不仅仅是让大陆人抛弃对中共改革的期待,也要香港台湾人抛弃,同时也是让国际社会抛弃,把对大陆的政策放在中共不可能实行政改上。其中对这一些人提出超越转型的反对党模式,把国民党和民进党等作为共党的反对党,让大陆有志于民主的人士成为国民党的精神党员成为泛蓝,或成为民进党的精神党员成为泛绿,从而对共党展开政党轮替之趋势,是对共党心存痴心妄想,同时也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不可承受的重负,同时也是把不可承受的重负放在台湾人身上。这一些都是没有主体性的体现,有主体性一定认识到改革已死,别指望反对党和平转型模式,有主体性就会认识到民国当归是大陆沦陷区人民自己的复国运动,国民党民进党台湾人的肩膀扛不住。在大陆组织在共党法权下的反对党,即使以国民党民进党名义,也不会被中共容忍,在大陆组织在民国法权下的反对国民党和民进党,并且丝毫不干涉共党的反对党,也许是一条路,但也做不大。
   
    复国运动一定是超政党政治,一定是在政党之外的,不需要依附于某一个政党就可以独立运行的,就像太阳花运动超越蓝绿,因此一定是以民国认同以宪法认同为目标的,反对政党认同的政治。政党政治就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路径和策略成为垄断性的,意味着舍弃堵塞其他可能,而需要反对党对其制衡凸显其他可能,由于共党是不可反对的,国民党与民进党也远在台湾,大陆沦陷区人民没有政治权利,也反对不到,对于民国现有政治格局来说,大陆沦陷区也没法对他们有实质性政治影响,沦陷区要把自己当做沦陷区,毕竟沦陷了与自由区有了一定的距离,因此要有自己的主体性来认清自己的政治处境。
   
    这是末法时期,过去已经隐退和死去的诸神纷纷从坟墓里面出来,与现有的诸神群魔乱舞,也就是说民国奠基时各种原则和准原则,经历百年流变后,带着自己的势力都在此刻厮杀。我们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就可以看到大陆如今退到1949年与民国交界交叉的地带,要么毛主义要么民国当归;如果在中华民国的框架内,在华人大世界的框架内,就可以看到已经回到民国初年的政治势力割据切割的局面,要么搞政党政治和平转型,要么搞超政党政治。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取代军阀政治的可能性存在,宋教仁以血荐轩辕,梁启超张君劢就想以反对党和平转型路径解决,然而政党政治面对民国初年如此弱势的,并且是百年来遵守宪法最好的北洋军阀都没搞好,于是超越政党的政治,如五四运动等兴起,而国共两党则是超政党政治的政党政治,也就是超政党政治之极权主义组织化。
   
    当下民国大框架下,也有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等政治和平转型之渴望,但比较民国初年可能性甚弱,且共党是最无法无天的硕大无朋的军阀,因此政党政治之和平转型比宋教仁梁启超张君劢那时候概率小的如芥子之于泰山,于是超政党政治又成必要,前车可鉴,如何避免超政党政治滑入极权主义的深渊,是我们的历史使命。超政党政治要变为政党政治,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那么首先要有超政党政治,在政治运动成熟的基础上,派出一小部分人组成作为代表参政,就像民进党走过的过程。
   
    维权是一种超政党政治的政治,体现为去政治性和法律化运作。它超越政党政治之特殊方案以及带来的弊端,直指目的:宪法与权利。毫无疑问政党政治最后也指向保障宪法与权利这一目的,但是其也可能构成阻碍。对政党政治的警惕和弊端消除,美国宪政做的最不坏。它不再诉诸于权力政治,夺取权力或者政治领导权再来服务于目的,而是重建公民社会,这也是民国政党政治之反对党模式到五四运动后的超政党政治的政党政治弊端之克服。我接触的胡石根之自民党,查建国之民主党等,其都在反对党和平转型模式中,同时为了弥补八九广场运动无组织无纪律之不混沌,但被维稳体制死死扣住,维权模式的提出,也就是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做一些可以做的事情。也算是对政党政治的突破。胡石根查建国算从国共两党的超政党政治之极权主义模式,突破到反对党模式,而维权算再次突破,老老实实回到超政党政治。
   
    大陆沦陷区人民对民国提出“光复大陆”,这当然是有沦陷区的主体性的,只不过语境与形势不同了,老蒋时军事手段,后来想政党政治手段,想求助于国民党民进党来政治光复,这一些于大陆共党面前皆不靠谱,于台湾人是不可承受的重负。民主化是要给民众带来福祉的带来权利的,而不是带去义务和责任的。刘军宁十几年前写过一篇重要文章,但都没人注意,说的是义务是不能写入宪法的。所以必须对“光复大陆”的手段,进行创造性转化,在军事和政党政治之外展开,这也与超政党政治合拍,例如要求民国给大陆人护照等,或者帮助大陆底层民众维权。
   
    我们大陆沦陷区人在国民党与民进党政党轮替中的立场,应该谁更有利于我们,对我们敌人更不利,我们支持谁,不从政治利益来考量,而从道德来衡量,好官坏官,看的顺眼的看不顺眼的,这完全是专制奴隶的心理。
   
    民国当归要有政党轮替精神,也依赖于政党轮替,不依赖于一个政党。否则就不是宪政的。依靠民国政党轮替,不依赖国民党招牌。依靠国民党招牌,就是作为共党的反对党,是依赖于反对党的转型。我们依赖于的是超政党政治的群众政治运动。
   
    民国当归是行动
   
    民宪派代表人物高氏兄弟说,将维权与民国紧密联系,促使维权运动成为回归共和的动力是永苗的一大创造。
   
    新浪微博“疯狂的哔将哔刺伤成诗”说,民国必须要有能把底层民生维权纳入其中的能力,如此才能壮大,才能民国当归。对于底层的民生,以及大多数对现实政治绝望的年轻人,必须向他们展示出一条真实的普遍的路径,民国才能回归。仅仅作道德辩护,不够。还必须为能形成普遍性的行动辩护。
   
    就像在大学中学到的知识,毕业后到了社会基本用不着。在维权行动中,先前学到的各种主义,基本用不着,拥有的就是法律知识。也有点像钱财死了带不入棺材。我的经验是行动的身份认同,是知识人身份认同的新生,二者的差距需要一次质的跳跃。因此2004年后的维权理论是在行动中自发产生出来的,是在行动中遭遇到的问题意识在支配的,并不是之前的主义立场的必然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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