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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民社会亮剑在堵死中国和平转型之路

中共十八大产生的新执政团队在上台一年多来左右开弓、“敢做敢为”,本该威望日隆。但是,国内外为他们喝彩的人越来越少、对他们失望以至于绝望的人则越来越多。他们从一度充满生机的开局迅速陷入危机四伏的困局,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是顺势而为、而是逆势而动。
   
   
   
    小智在谋、大智在德;天下之大德在于道、当今天下之大道在于宪政民主。世界政治的大潮流、大趋势是民主化,中国政治的大格局、大趋势是宪政转型。中共新执政团队表面上信心十足、气定神闲,实际上则因为不谙大势、方向有误而气浊神昏、心浮意乱。他们没有顺应世界潮流、共襄宪政伟业的大智慧,一味玩耍急功近利的小聪明、旧谋略,连世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党国体制已被历史淘汰这些基本常识和事实都没有勇气面对,妄图通过反腐肃贪和进一步开放经济来挽救早已在全球范围内崩塌的共产主义制度。他们如此妄违世道,当然会心劳日拙。面对执政当局的倒行逆施,中国健康力量义无反顾地以公民社会为依托、在党国秩序的崩坏中重建宪政秩序和道德秩序。党国执政当局囿于成见、为了一党一派的私利而变本加厉地打压公民社会、破坏中国宪政转型之大局,罪莫大焉!

   
    中国公民社会的迅速成熟
   
    现代公民社会指的是超越于私人而又独立于国家权力体系的社会网络,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形态是托克维尔所推崇的社会组织网络,这些自愿、自主、自治的组织,服务于丰富多彩的社会目标,诸如联谊、慈善、环保、行业管理、社区治理、以至于国家政治。另一种形态是哈贝马斯所心仪的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这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国家权力系统之间的场所,是独立自主的社会成员和体制中人都可以自愿参加、自主交往、自由辩论的领域,特别是作为“社会公器”的各种公众媒体。公众通过在这一领域的交往和辩论而求同存异,形成公共舆论和交往理性,提升公共道德、制约公共权力、辨清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
   
    中国公民社会的复兴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最重要的成果。从政权类型和社会形态的角度说,中国1949年后建立起来的是从苏联引进的极权主义社会,而且将极权主义推向顶峰。极权主义政权是专制主义统治的顶点,它通过群众性政党的控制能力和被勾引而迷狂的大众的广泛参与,有效地消灭了一切领域的多元因素,全面实现政治一元、经济一元和文化一元。在这种全面一元化的极权主义社会,有一个不经公民投票授权而垄断政治权力、高踞于政府和法律之上的专政党,党国一体;有对党的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军队、警察及一切武装力量属于执政党(专政党)而不是属于国家;执政党(专政党)分裂国民,用政治标准将国民分成人民与敌人,以及其它等级类别,通过包括秘密警察在内的各类警察及线人对全民实行监控,并用国家暴力不断地对“敌人”进行大规模的清洗,造成普遍的恐惧;党国实行经济统制,控制国民的生计;党国通过对媒体的全面垄断和控制,钳制国民的思想;党国强制全民信仰一个准宗教性质的、以“统一思想”为目标的国家意识形态,并宣称这个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包含人类全部真理及完美理想。
   
    毛泽东自然生命的结束,同时也是党国极权主义极盛时代的终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演变为政治一元而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出现多元因素的后极权主义社会。政治一元继续延续,残忍的党国一如既往地剪灭一切挑战它的政治组织和信仰组织。但是,信仰崩塌的党国再也无力全面控制经济、文化和社会,指令经济、单位制度、户口制度等极权主义控制机制日益衰变减弱,于是中国社会出现了经济半多元、文化半多元和独立自主的社会个体,私营经济至少已占据半壁江山,古今中外各种思想文化都占据了一席之地并向官方意识形态提出挑战,社会个体在国家权力边界之外确立并不断扩大其私人空间。正是凭借半多元的经济和文化,正是随着国家吃掉社会、“政社一体”的极权主义社会结构的解体,本来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就已相当发达的中国公民社会重现江湖、呼风唤雨。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先驱者们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成立了一批游离于党国政权体系之外的各种学会、研究会和专业协会,宣告了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卷土重来。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当今中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已超过七十万个。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的学者们依据问卷调查等数据普遍认为,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到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也就是说,当今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总数已达大约七百万个。
   
    十分之九的中国公民社会组织没有到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乃是出于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原因,体现着中国后极权主义社会的无奈和荒唐。党国为了继续维持对社会的控制,建立了对社会团体实行“双重管理”的制度。党国规定,任何社会团体在获得民政部门审核登记之前,必须获得“业务主管部门”(挂靠单位)的审批,而且行政归口的“业务主管部门”必须是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由于绝大部分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根本就没有动力为公民社会组织充当给他们带来风险的“挂靠单位”,公民社会组织无处挂靠、因而也就无法他们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这样一来,绝大部分的“社会团体”、特别是远离体制的草根非政府组织就只好成为“非法组织”。那些不愿成为“非法组织”的社会组织,诸如环保组织、公益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成立的机构等,采取变通方式到工商部门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近年来党国对“挂靠单位”的要求有所松动,但这种松动主要局限于公益组织,目的是吸纳社会上的人力物力为党国提供服务、分担责任,而不是为了公民社会的发展。
   
    除了“双重管理”的制度,党国限制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还有霸位和设禁这两个相互配合的狠招。霸位和设禁相互配合的一个招数是,在设立特殊“社会团体”的领域,党国依照法团主义原则禁止同类“社会团体”的存在、消灭竞争对手。比如,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就再也不允许以取得政权为目的的反对党存在;党国除了在建国时确认的统战组织民盟、民革、民建、民促、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八个民主党派”,就再也不允许建立别的“民主党派”;党国在很多重要领域都建立外围组织,有工会、共青团、妇联、青联、工商联、侨联、台联、文联和残联,有对外友协、科协、作协、律协和新闻工作者协会,还有国际贸促会、黄埔同学会、欧美同学会、中国法学会和中国红十字会,等等,都在各自的领域拥有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中国共产党以及由党国建立的各类外围组织或钦定的各类统战组织,具有特殊政治和法律地位,都没有依法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都不属于民政部门的管辖范围。另一个招数是蛮横禁止某些特定群体建立“社会团体”,例如不允许农民成立农会、不允许农民工成立工会、不允许下岗工人结社、不允许退伍军人结社。
   
    这样一种后极权主义的制度安排,使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组织没有正常发展的社会空间,只能处于萌芽状态而无法兴旺发达。尽管这些组织的数量已有几百万之多,但都被迫处于散兵游勇、弱小孤立的涣散状态,特别是无法形成实力雄厚的全国性公民社会组织。党国消灭政治反对派和具有政治目的的全国性公民社会组织,而又不断地进行荒唐的循环论证,一方面以党国专政的特殊性来论证党国取缔替代性政治力量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以没有替代性政治力量为理由论证党国专政的永久必要性。从共产党执政的东欧各国民主化经验看,现成的替代性政治力量并不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民主政党及其领导层在民主化的大潮中自然会横空出世。当然,如果有波兰的团结工会那样的全国性公民社会组织,宪政民主转型会顺利得多。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者们前赴后继、为建立全国性公民社会组织以至于反对党而付出了惨重代价,由于党国的残酷打压而壮志未酬。
   
    但是,互联网的兴起打破了这一格局,为中国从后极权主义社会向宪政民主转型提供了新的路径。作为公民社会形态之一的公共领域,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而获得不可估量的活力和威力。以“自媒体”为本质特征的互联网,成为名副其实的公众媒体和社会公器,使强力部门对言论的事前审查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互联网这种媒体工具的普及,也使人类生产和传播思想和知识的场所发生了大迁移,大学、研究院和学术书刊的垄断地位被彻底打破。在互联网这个公共空间,公众的自愿参加、自主交往、自由表达、理性辩论和理性交流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成为当代世界威权主义政权以及残存的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政权的克星。
   
    中国的网民已有六亿之众,成为能够左右中国政治发展的力量。正是借助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公众媒体,中国公众实现了集主体和客体为一身的相互启蒙。在这种相互激荡的思想启蒙中,网民们的自由民主思想突飞猛进,反而使那些依附于政权充当卫道士和奴才的“叫兽”和“砖家”们显得格外无知和无耻。热心政治的大部分中国网民,已经牢固地确立起人权意识、法治意识、平等意识和公民主权意识。越来越多的网民对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形成了共识,认定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是宪政民主,认定和平、理性、非暴力是通向宪政民主的途径。
   
    问题在于,中国公众在虚拟世界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身份,与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非公民待遇形成越来越不堪忍受的巨大反差。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是拥有国家主权以及及法定权利和义务的国民。公民的前提条件是货真价实的选民资格,必须能够通过选举来产生和变更政府。没有选民资格这一前提,国民就只能是臣民或子民。如果某党、某派、某人没有选民的授权就可以执掌国家政权,如果执掌国家政权的某党、某派滥用权力胡作非为而又能永久执政,这个国家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人们都非常重视公民对政府和官员权力的监督,但必须先有公民的授权和委托,才会有授权者对代理人有效监督。没有普选制度这一必不可少的授权程序和更换政府程序,政府和官员就不会真正接受监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定期选举,对政府的“民主监督”纯属空谈。这就不难理解,觉醒了的中国网民们正在强烈要求落实他们的公民权利、行使他们的公民权力,使他们的公民意识能够得到安顿、使国家的政治能够走上正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公众媒体成为中国全国性公民社会组织的替代物,承载着为宪政转型大业动员、联络和协调集体行动的功能。
   
    但是,无论是社会组织网络这一形态,还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公共领域这一形态,当前的中国公民社会遭遇维稳体制,必须战胜维稳体制才能迎来宪政转型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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