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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崇义:习近平党国情结的危害

由列宁、斯大林等共产党人1918年创立的党国体制,是祸害人类的一个大毒物。在世界人类起步走向自由民主的时候,共产党人横插一杠,用党国体制这个大毒物诱使几十个国家民族偏离人类文明之常轨达几十年之久。本来,人类在经历了中世纪漫长的王权专制之后,在十七世纪开辟了宪政民主的新时代。英、美、法三国捷足先登,相继走上了宪政民主的康庄大道,其它国家急起直追,使宪政民主逐步成为世界潮流。远在东方的孙中山大声疾呼“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并同其他先进的中国人一起于1912年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不幸的是,被错误意识形态迷惑的共产党人首先在俄国创立了党国体制并对外推广,用无比野蛮的暴力使专制统治以新的形态借尸还魂。在党国体制这个大毒物的祸害之下,一些国家偏离了从王权专制向宪政民主演进的正常轨道,误入党国专制的岔道。首开这一恶例的俄国,在这条岔道上走了七十三年,现在正在返归正道的路途左摇右晃。连地处欧洲心脏的德国和意大利,也挡不住党国专制的勾引而在党国专制的岔道上害人害己二十余年。最惨的是中国、北朝鲜、越南、老挝、古巴五国,至今仍然被困在党国专制的迷途岔道上,昏昏然病入膏肓、茫茫然不知所措。
   
   
   
    习近平在最近的欧洲之行中宣示,民主制度在中国试过了、走不通,一党专政才是中国“自己的路”(习近平好像不明白一党专政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路,而是从俄国移植进来的别人的路),国际舆论为之哗然。国际舆论的这种反应,其实是大惊小怪。不走改旗易帜、宪政转型的“邪路”,坚定不移地守住一党专政的江山,是习近平不厌其烦地宣示的一贯立场。国际舆论之所以反应强烈,是因为国际媒体界很多人希望看到一个追求民主法治的习近平。这种期待,又根源于他们善意解读习近平自相矛盾的言行。的确,习近平登基以来,既左右逢源,又左右开弓,似乎让世人看得眼花缭乱。他既铁腕反贪,又严厉镇压试图配合他反贪的民意及民间意见领袖;他娴熟自如地表露要与底层民众同甘共苦的民粹情怀,又不加掩饰地展现予智予雄、君临天下的帝王气象;他亲自主持制定“全面深入改革”的蓝图,又宣扬根本否定改革必要性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他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法治列为中国必须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坚决反对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法治的“普世价值”。习近平既要有所作为,又不能摆脱党国情结,因而他的言行充满矛盾、不能自拔。一党专政已在在全球范围内被淘汰,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势不可挡。常常将“世界潮流”挂在嘴边的党国领导们,居然对民主化的世界潮流熟视无睹,实在悲哀。当今党国领导如果不能及时割舍党国情结而成为中国宪政转型的负能量,他们不仅有辱历史使命,而且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历史罪人。

   
   
    党国情结的由来
   
   
    习近平等人的党国情结,指的是他们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视为“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的认知,以及他们将捍卫党国体制、捍卫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江山视为崇高使命的意识。这种党国情结,是由潜移默化的“革命化”家庭教育和自幼接受的党化教育造就的。这种“革命化”家庭教育和党化教育所灌输的基本内容有两个方面,即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和党国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历史叙事。
   
    我们在这里只需要清晰地指出党国情结和党国历史叙事之间的直接关联。习近平入承大宝之后在对宣传干部训话时强调:“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100多年时间,是中华民族最动荡、最屈辱的历史时期,是中国人民最悲惨、最痛苦的历史时期。中国人在苦难中觉醒和奋起,积极探索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人们进行了很多尝试,君主立宪制、多党制、总统制都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找到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精神传达提纲》,2013年8月19日)在以党魁之身纪念毛泽东的时候,习近平对国人重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不懈探索,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却在很长时间内都抱憾而终。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农民起义、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救国方案都相继失败了。……经过28年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我们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在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后,经过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在以国家元首身份访问欧洲的时候,习近平再次向世人宣告:“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2014年4月1日)
   
    习近平的上述说法,是标准版本的党教条,始作俑者是毛泽东。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国共内战中取得了基本胜利的时候,曾经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对宪政赞不绝口的毛泽东,转而公开倡导独裁和专政。在毛泽东一篇公开倡导独裁和专政的雄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 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直宣称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是天命所归、民心所向,而且给中国带来独立、统一和富强。这样一种历史叙事,符合“胜者王、败者寇”的强权史观,却不符合历史事实。真正的历史事实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复失地、实现民族独立和统一等等任务,是在中华民国时期完成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恰恰是造成了国家的分裂(台海分裂)。更关键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江山”绝不是“人民的选择”,而是中国共产党依靠武力打出来的江山。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人民真心向往毛泽东所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当时波澜壮阔、如火如荼的宪政运动中,中国人民差一点就得到了在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它政党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但这一机会被内战打烂了。
   
    按照毛泽东的总结,中国共产党取胜靠的是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战略之所以在国共内战时期占上风,是因为中共当时高举民主宪政的大旗,对农民许诺土地产权、对资本家许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对工人许诺国家主人的地位、对知识分子及全体人民许诺言论、集会、结社等方面的自由权利。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将民主宪政的大旗踩在脚下、撕毁对社会各阶层的诺言,欠下了一大笔无法偿还的历史陈帐。
   
    中国共产党在武装斗争中的胜负,则是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变化消长。1927-1937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终因寡不敌众而一败涂地。只是1937年之后日本全面侵华,才彻底地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军事力量对比,给中国共产党东山再起、赢得江山创造了机会。日本侵华最后归于失败,却将国民党打残了。抗战八年,与日军正面交手的国民党军队伤亡人数320万以上,并损失了几乎全部军舰和绝大部分飞机。1927-1937年间“十年建设”所积累的经济成果,不是被毁于战火就是被战争所消耗殆尽,财政极为拮据。而在同一时期,在抗战中伤亡极小的共产党军队,从抗战前的几万人发展到了120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在国共内战中,共产党军队能够投入作战的兵员实际上多于国民党军队,双方的武器装备也旗鼓相当。特别是苏联在东北所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精良武器装备,包括机枪、大炮、装甲车、坦克等,几乎尽数转给了共军。林彪率领的几十万大军,正是依靠这些精良的武器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
   
    没有人能够否认,当年的国民党政权是一个专制腐败的政权。但是,当今的共产党政权,是一个远远比国民党政权更加专制腐败的政权,这也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从政权类型的角度说,共产党政权取代国民党政权,是极权专制取代威权专制,是中国政治的大倒退。国民党政权是典型的威权主义政权,而且是正在走向宪政民主的威权主义政权。世人对蒋介石的一个评价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这种评价,生动地概括了国民党政权的两重性。威权主义政权的本质特征,正是在专制的同时保存和发展多元的经济、多元的文化以及政治上的部分多元因素。“民主无量”,表明这是一个专制政权,没有雅量接纳和实行民主;“独裁无胆”,表明这是一个具有民主倾向和潜质的政权,没有胆量推行完全彻底的专制。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在中共和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的压力下,一直半心半意地探索从“训政体制”向宪政体制的转型。从1936年制定颁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到1947年国民政府颁布由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国国民党一直都在采取制宪和行宪的行动。在国民党执掌中国政权的22年时间内,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独立媒体、独立教育、独立司法等因素一直存在和发展。特别是从抗日战争爆发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的两年时间内,国民党政府曾经对宪政运动做出良性因应和互动,试图与“第三势力”以及共产党达成妥协而向宪政民主转型。当时的宪政运动,提出了“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这一极有针对性的口号。须知现代政党不能是武装集团,军队只能忠诚于国家,而不能忠诚于一党一派。党派组织交出军队而成为议会政党,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走上正轨的不二法门。
   
    与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多元因素的威权主义政权不同,极权主义政权的本质,是以高度的“一元化”消灭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切方面的多元因素。当极权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打到了江山,宪政民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独立精神、思想自由等等,都在扫灭之列。中国国民党无论如何独裁专制,从来也没有否定和放弃实现宪政民主这一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打下江山之后,则将宪政民主这一政治目标彻底颠覆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极权党国体制,摧毁了1912年建立起来的宪政民主制度框架,用暴力彻底打断了中华民族走向宪政民主的正常历史进程。历史事实明明是中国共产党摧毁、颠覆了宪政民主的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却硬说宪政民主不适合于中国。这种自欺欺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史学,实在贻害无穷。
   
   
    党国情结的危害
   
   
    二十世纪末世界政治最重要的事实是,共产主义党国体制在世界范围内被历史淘汰。当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放弃计划经济(指令经济)而部分地采纳市场经济,当中国共产党控制能力的减弱使中国社会演变为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具有多元因素的后极权社会,当以社会媒体和草根非政府组织为载体的公民社会已初见端倪,当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已经复苏觉醒,当中国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全球化的洪流,中国民族又有了复归宪政民主、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机会。在这样一种历史大格局之中,捏着民族命门的习近平等人仍死死抱着党国情结,其最大危害在于他们能够延缓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历史步伐,带领掌握着国家暴力的中国共产党,继续用暴力阻止中华民族进行自发而明智的选择而走上宪政转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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