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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党国为宪政:在崎岖道路上前仆后继

——读《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
    (博讯 boxun.com)
   
   
   

    在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张博树兄邀集当年曾在胡氏麾下共谋政治改革之战友或追随胡氏共襄政治改革大业之学人,著文弘扬胡氏之嘉言懿范,结集出版,此事意义重大。胡耀邦在忧愤愁苦中离开人世,其在天之灵看到当今中国正在走向权贵资本主义之现实,恐怕会更加痛苦。但是,中共党内民主派后继有人,而且思想深度已远远超过胡耀邦在世之时,正在义无反顾地向宪政民主之目标挺进,当是胡耀邦在天之灵值得欣慰之处。
   
    读毕此书,使人不禁想起原苏共领袖戈尔巴乔夫。其实,单就这十二篇文章之所述也足以表明,胡耀邦相当于中共党内的戈尔巴乔夫,尽管其事功稍逊于戈氏。胡耀邦具有与戈尔巴乔夫一样的忧患意识,都怀着赤诚之心推进党与国家的改革事业;胡耀邦具有与戈尔巴乔夫一样的“新思维”,只可惜他没有机会和能力象戈尔巴乔夫那样将其“新思维”系统化和理论化;胡耀邦发起破除现代迷信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主持“平反冤假错案”,与戈氏的“公开性”旗鼓相当,尽管他没有达到戈氏那种决绝地消灭党国极权制度的思想高度;胡耀邦比戈氏更早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新主题,只是他没有戈氏那种左右世界格局的国际舞台;胡耀邦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的热情决不比戈氏低,只是他受两位“婆婆”的节制,壮志未酬心已瘁、出师未捷身先死。
   
    李锐老以其老辣健笔,让我们通过动人心弦的一系列具体事例,来感受胡耀邦当年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执著与艰辛。胡绩伟老的文章与李老的文章主旨相近、相映成趣,清晰展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赵新政”所代表的“自由民主的路线”被党内保守势力所代表的“专制垄断的路线”绞杀的不幸和凄怆。杜光前辈的文章,将我们带到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反复较量、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发生历史错位的宏大视野,并在这种大视野中估量胡耀邦深厚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他对中国民主主义事业的贡献。张显扬前辈的文章从哲学的高度,深入细致地分析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党文化”之间的内在矛盾。林京耀前辈的文章,通过切身体会来回顾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倡“富民思想”、扶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历程。钟沛璋老的文章,重温胡耀邦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罕有其匹的深厚情谊。宋以敏前辈的文章,用翔实的史料证明胡耀邦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以敏锐的眼光观察到时代主题的变迁、提倡用“和平”与“发展”代替“战争”与“革命”、 在国际关系领域拨乱反正的开拓性贡献。谢韬老的雄文,是他那篇脍炙人口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姊妹篇,将笔触从救国移到救党,坦陈他关于将“专政党”改造为“宪政党”的救党之策。何方老的文章从棘手而敏感的“西藏问题”入手,深刻地剖析党国处理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的指导思想存在根本性的缺陷。王家典前辈提供的是一篇政治学论文,从政治理论的角度论证“专政社会主义”让位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机理。周成启前辈本是经济学者,他所提供的也是政治论文,论证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目标与过程。辛子陵是近年来出版了《毛泽东全传》和《千秋功罪毛泽东》两部巨著的历史学家,他的文章通过历史细节昭示“舆论一律”的祸患和解除报禁的迫切性。
    读罢这一组文章,可以看到中共党内民主派在胡耀邦逝世以来的巨大进步。在1997-1998年李慎之公开亮出自由主义的旗号与马克思主义决裂的时候,党内民主派的绝大部分人都还没有明确地将宪政民主视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经过这十年来的探讨,告别党国、拥抱宪政民主成为党内民主派的共识。正如李锐老在文中所说:“不能再走一党专政的老路,必须按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价值规律,即自由、民主、法治、宪政来治国理民”。或者如胡绩伟老所说:我们所当“追求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要彻底告别“专制垄断”。
   
    不过,胡绩伟老在文中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道路”,反映部分党内民主派的观点,似可商榷。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笔者提过曾就“回归新民主主义”这一话题当面请教朱厚泽前辈。由于党内民主派确有不少人怀有“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想法(包括赵紫阳在内),朱老认为这个问题要分别从策略和理论两个层面来理解。从策略层面说,照顾到党内同仁们的认识水平和接受程度,将对市场经济、宪政民主等诉求说成是“回归新民主主义”,也还差强人意。但是,从理论的层面说,将市场经济、宪政民主等等归结为“新民主主义”,不符合事实和逻辑。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是假民主主义,因为它包含一党专政。“一党专政”之下的“宪政民主”,在逻辑上不能成立,尽管在一党专政之下可以发展某些自由民主的因子。而且,毛泽东自己讲的很明白,毛式新民主主义与毛式社会主义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是息息相通的两个发展阶段。毛式社会主义要不得,毛式新民主主义也要不得。当然,胡老呼吁中共回到“胡赵新政” 的“自由民主的路线”,象“胡赵新政”时期那样开放理论研究自由和思想自由,可以作为走向宪政民主的起点。
   
    这又要连带谈到胡耀邦的思想高度。最能体现胡耀邦自由民主思想高度的言行,有如下几项:组织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发起思想解放运动;主持平反冤假错案;1979年6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小组会上,针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魏京生等人的倒行逆施勇敢地大声疾呼:“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主持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从制度上反对个人独裁、推行党内民主;在新党章和《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制度方针的决议》等文献中,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强调“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的严重教训,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但是,胡耀邦所追求的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民主”。他的法治观念也相当薄弱,居然置基本章法于不顾、窝囊地接受以开“生活会”的非法方式解除自己的总书记职务,从人生和权位的顶峰一下子跌入深渊。在灵魂深处,他仍然是“党性”和“党文化”的奴隶,没有与党的专政决裂,没有认同“自由化”。笔者在给“党内民主派”下定义时特别提出“半民主派”这一概念,所指的就是胡耀邦等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自由主义民主倾向但没有完全认同宪政民主或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严格地说,“胡赵新政”时期只存在党内“半民主派”群体,代表人物有胡耀邦、赵紫阳、李锐、朱厚泽、鲍彤、任仲夷、项南、胡绩伟、李昌、袁庚等高级党政干部,以及于光远、周扬、王若水、吴江、苏绍智、冯兰瑞、李洪林、于浩成、孙长江、方励之等理论骨干。党内完整的民主派是六四之后才出现的群体,其中大部分是从“半民主派”发展而来,例如李慎之、李锐、朱厚泽。
   
    的确,胡耀邦自身矛盾重重。对中共高层干部,笔者一直强调他们在知识结构方面的严重局限。他们即便勤奋好学、博览群书,阅读范围也相当有限;即使真想有所作为,思想和知识资源也非常欠缺。党国意识形态骗使他们相信,马列主义已经完成了对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吸收与扬弃,任何其它思想资源和理论形态都只配当附属材料或反面教材。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知识资源的相当部分,特别是作为人类现代文明基石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知识体系,落在他们的视野之外。毛泽东所搞的假社会主义,不仅给中国人带来普遍贫穷(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用政治权力制造绝对违反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深严等级。这种深严等级中最令人发指的是人为制造的“经济贱民”和“政治贱民”。党国将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变成“经济贱民”,剥夺他们的城市就业、迁徙自由、享受国家福利等基本权利。“政治贱民”则是立国伊始就有上千万而且规模不断扩大的“黑类”:起初是地、富、反、坏“四类”、“反右”时加上右派变成“五类”、文革时再加上“黑帮”和资本家变成“黑七类”,他们作为“专政对象”而被剥夺了基本人权、备受歧视和迫害。当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给种种“政治贱民”们“摘帽”的时候,人们有理由期待他完全站到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立场、从普世人权的角度确立法律上人人平等的原则。如果胡耀邦有机会心平气和地接触和对待自由主义的精神财富和知识资源,他或许会有那样的思想转变。
   
    人们更为关心的是,中共领导层能否出现新的胡耀邦,能否出现思想更开阔、能够将中共这个专政党转变为宪政党的新的胡耀邦?极权主义专政党出现胡耀邦,这是一个异数。胡耀邦、赵紫阳、李锐、朱厚泽、李慎之等,确实是中共党内异类。但是,这样的异类在各国共产党中重复出现,比如南共的吉拉斯、匈共的纳吉、捷共的杜布切克和苏共的戈尔巴乔夫,又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某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反映着人类文明和普世价值的力量在不断地将共产党人拉入正道常轨。
   
    二十年过去了,新的胡耀邦尚未出现。年纪更轻、学历更高的新生代中共领袖,却显得更无魄力,胸无大志、平庸不堪,使人沮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可以说是很特殊的年代。当年中共党内强大的改革动力,得益于诸多因素。首先,“文化大革命”的奇灾异难,特别是很多党政干部所经历的迫害和灾难,促使他们深刻反思,并积极寻求避免灾难重演的改革变法之道。其次,朝野上下普遍贫穷,改变穷困现状的愿望很强烈,而可资“保守”的家业很小。再次,人们普遍相信,党国通过改革可以获得新生和新的发展。而在六四事件和“苏东波”之后,特别是中国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之后,当初带来改革动力的那些因素都被冲淡了。“文革”已变成久远的记忆,党国竭力让全体国人“好了伤疤忘了痛”。在维护党国特权的条件下开放市场的“富官政策”,已经使相当部分党国干部以及依附于党国的知识阶层及商界人士“先富起来”,改革的意志和动力随着“权力含金量”的递增而递减。而“苏东剧变”使党国领袖意识到,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结局就是改旗易帜,从一党专政转变为宪政民主,而不仅仅是“改善党的领导”。他们再也不敢、或者不愿对政改“轻举妄动”了。
   
    文章千古事,几度夕阳红?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前辈们,不顾年老体衰,在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仍然孜孜以求胡耀邦的“未竟事业”,实在令人感动。历史的大趋势昭如日月,共产主义试验已经彻底失败,剩下的全球五个共产党政权所从事的“共产主义事业”是死路一条。但是,利益的驱动和思想的惰性,又使当今的党国领袖们几乎完全丧失了政治改革的动力。党国当局在学理和社会实践两个层面,都已理屈词穷。为了苟且偷生,他们不断地编造破绽百出的各种说辞来自欺欺人。他们以及那些恬不知耻的幕僚们,近年来一再重复地说,“历史证明”西方的宪政民主道路在中国走不通。难道他们不知道,中国从来就没有走过宪政民主的道路,到哪里去找这条道路走不通的“历史证明”?他们一再重复,在中国实行实行“三权分立、多党竞选”势必天下大乱。难道他们不知道,全世界三分之二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多党竞选”都没有天下大乱?难道他们的种族主义偏见根深蒂固到这种程度,认为当今中华民族不配享受或没有能力享受自由民主的人类文明成果?最近他们还猛烈攻击“普世价值”,难道他们真的无知和封闭到如此程度,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竟敢公然向作为现代人类文明根基的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挑战?党国衮衮诸公,向党内民主派同仁们虚心求教吧。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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