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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崇义、杨恒均:中共的命运与胡温的使命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朝野上下都在总结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瞻望中国的前途。角度不同,见仁见智,意见分歧自是很大。执政当局的主要着眼点是盘点“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尽管也不讳言三十年来积累的问题成堆。执政当局的自我表扬,受到左右两个方面的质疑。那些自以为代表正统“马列主义观点”的左翼人士,怒斥“改革开放”已经在党内催生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无产阶级性质”,更使中国产生两极分化、“从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 通常被称为“右派”的自由主义者则在回顾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历程时,重申他们一以贯之的观点:改革开放有得有失、残缺不全。所得在于顺应时代潮流,将中国导向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在经济建设方面颇有成就;所失在于执政当局受既得利益及落后观念的危害,没有推进、甚至防范和打击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使得专制权力严重扭曲改革的进程和结果、包括形成权钱结合、严重分配不均的“权贵资本主义”。 事实上,多年以前就有学者宣告了中国“改革的终结”,指出必须另起炉灶、开创新局。 但是,中共党魁胡锦涛提出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应对方针,表示“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本文拟着重从全球共产党政权历史走向的角度,对中国执政当局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的因应之道,略作分析。
   
   
   一、国际共运已寿终正寝
   

    众所周知,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只不过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衍生物。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首先必须认清它所附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寿终正寝这一时代背景。人类世界在二十世纪末发生的最大事件,是惊心动魄的“苏东剧变”,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共产党政权在1989-1991年间象多米诺骨牌一样全面倒塌。中共党国宣传机器不遗余力,试图将这一系列党国“突如其来”的解体解释为西方的阴谋破坏和戈尔巴乔夫等人的叛卖。党国宣传机器所力图遮蔽的事实是,共产主义党国之所以解体,根本原因在于它是违反人类现代文明的制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被历史淘汰,是因为它逆历史潮流而动。
   
    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在二十世纪初的胜利,确是“事出有因”,诸如沙俄政权因战败而崩溃、俄国民主力量势孤力弱、政治权力出现真空、贫穷落后的劳苦大众对公正平等的渴望、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所具备的非凡的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等等。但是,将布尔什维克的得势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说成是人类新文明的壮丽日出,说成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则全是弥天大谎。
   
    中国人以及全世界诸多无辜的左翼人士被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品、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蒙骗了几十年,只是到苏联崩溃之后才有机会透过解密的历史去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真相。“俄国十月革命”从一开始就是背叛社会主义理想的骗局。对于布尔什维克为巩固政权刚成立时所立即采取的恐怖措施,钦定的“红色记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轻描淡写地写下这样一行字:“取缔反革命的出版物以及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反革命组织,解散资产阶级立宪会议”。 实际情形是布尔什维克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残酷地彻底摧毁了在俄国初生的独立媒体、政党政治和议会制度这些基本的现代民主元素,依靠“红色恐怖”建立起一党专政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密的专制制度。布尔什维克(意为“多数派”)本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区别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少数派“孟什维克”),给俄国人许诺的是和平、民主、自由、平等、富足等当时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同目标。但是,当这群职业革命家在1917年底的军事冒险中侥幸取胜之后,便以铁血手段撕毁诺言、依靠“红色恐怖”建立和巩固专制政权,特别是1918年1月5日用武力解散了最具有现代民主象征意义的立宪会议。这届立宪会议是由布尔什维克他们自己召集的,也尽力操控,却无法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因而就干脆用暴力将它灭了。 而且,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3月6日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更名为俄国共产党,以表示与具有现代民主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决裂。正是在用暴力消灭了反对党、现代议会、独立媒体、独立社团等等必不可少的民主机制而建立起俄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时候,列宁厚颜无耻向全世界宣告,他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也是与此同时,列宁给专政下了血淋淋的经典定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列宁在早年投身社会主义事业之时,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它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荒谬和反动的结论”。 但是,一当列宁政权在握,便立即背叛初衷、理直气壮地地走向“荒谬和反动”。关于布尔什维克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背叛,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列宁的引路人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4月所口授的遗嘱中就已十分敏锐地表达了他的绝望与无奈。与当时欧洲广大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在普列汉诺夫的信念中,人道、公正、民主、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却与这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背道而驰。普列汉诺夫他痛苦地看到,打着“和平”旗号的布尔什维克“反而将把俄国推入极其残酷的国内战争之中”,打着“民主”旗号的“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普列汉诺夫在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辩护的同时,尖锐地指出列宁自以为真理在握的狂热与不讲道德的堕落,指出“列宁实现了政变,把它宣布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俄国历史引向错误的死胡同“;指出“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发达资本主义的伴生物那样,布尔什维主义思想过去和将来始终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穷、文化落后、觉悟低下的伴生物”;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识形态”,因而布尔什维克崇尚暴力和“阶级恐怖”;他预言“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将从资本家的雇工变成国家-封建主的雇工,而通过这样或那样得到土地、必然承担起国家振兴工业全部重担的农民,将变成国家-封建主的农奴”;他还预言“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其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普列汉诺夫要求他的遗嘱在布尔什维克掌权时不要公之于世,等到布尔什维克垮台后才交给民主政府。因为他坚信,尽管布尔什维克会依靠俄国民众的落后取得暂时的胜利,“但迟早有一天人人都将清楚列宁思想的谬误,到那时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将像纸牌搭的小房子那样坍塌”。
   
    其实,二十世纪初年,技术进步和社会改良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迅速发展。当时进入“电机时代”的世界现代经济正在得到新的发展机会;民主政治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欧美社会主义政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其它社会运动催生了取消财产和身份限制的普选制,向劳工大众的福利倾斜的劳工立法和社会保障也初见端倪。正是在社会主义事业的“议会道路”吸引越来越多的民众并推动人类文明沿着自由民主的主航道迅速进步的时候,列宁等人违背世界主流文明的发展趋势,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挫折,走上了暴力革命和血腥专政的邪路。当时西方头脑清醒的社会主义领袖,包括本来支持列宁和俄国革命的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人都与列宁分道扬镳,都认为布尔什维克毫无限制的恐怖和专政已背离社会主义的原来目标。罗素这位逻辑学家、哲学家、同时也是当年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1920年就依据他对社会主义的深厚知识和对苏俄社会的亲身考察,严厉批评布尔什维克所采取的“革命”手段同他们所公布的“革命”目标完全背道而驰。他断言,布尔什维克依靠暴力、依靠少数人的专政、依靠宗教般的狂热,所建立的不是人间的天堂、而是人间的炼狱。 罗素在1923年更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者要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理由,就是要打破少数人(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结果,恰恰是造成程度更高的垄断,也就是将资本主义社会中分属于资本家的经济权力和政客们的政治权力统统集中到党政官员手中,这在逻辑上简直荒唐之极,在实践中也只能带来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大的祸害。
   
    后来的历史完全印证了普列汉诺夫和罗素等人的分析。共产主义党国给人类带来那么大的祸害,党国领袖们的狂妄和权欲当然起了很大作用。但更加重要的是,共产主义理论和制度本身就是充满偏见的毒物,即使人们带着高尚理想和情操去实践共产主义理想和制度,仍然贻害无穷。马克思在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念的时候,对现代政治理论和国家学说所知不多,连广义的国家和狭义的国家之间的区别都不甚了了。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广义的现代国家是为全体国民服务的公共权力,它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公共产品、表达国民意见、调节国民利益。因为广义的现代国家几乎完全落在马克思的视野之外,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粗疏观念完全着眼于行使政治统治职能的狭义国家。
   
    即使在狭义上将国家视为政治统治或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也象梦呓一样虚妄。在列宁主义党国体制之下,“无产阶级”无权建立独立的工会,连他们所就业的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都与他们没缘,连罢工和示威抗议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了。“掌握政权”、“管理国家”等等,纯属天方夜谭。将抽象的阶级在政治上落实为具体的人群,本就很难。让某一个“阶级”来“专政”,则根本没有可操作性。“阶级”不可能直接掌权“专政”,必须通过政治“代理人”来运作政治权力。在落实民主选举的国度,政治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错综复杂,政党、政派和政客五花八门,都争作全民利益的代表。在没有落实民主选举的专制国度,政党、政客与”“阶级”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根本无从建立,“专政”的政治集团在实际政治中便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代表”某个或某几个阶级的自我标榜,都是无稽之谈。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东西南北都无一例外地变成共产党专政和共产党领袖专政,历史与逻辑惊人地一致。
   
    共产党及其领袖“专政”的结果,便是罄竹难书的血腥屠戮、刑罚迫害、冤假错案、冤魂野鬼、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所有建立起这种“专政”的国家,无一例外。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所迫害的绝不仅仅是反对这种专政的“阶级敌人”,而是包括赞同这种专政的、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革命同志”,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革命吃掉自己的孩子”。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进行的“大清洗”,受害者达2000万人,其中相当部分是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同志”。除斯大林的贴身心腹外,与列宁一起领导“十月革命”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包括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布哈林等人,几乎被全部杀光;当时在位的6名元帅中,有4名被处决;1934年苏共17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杀害。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迫害的人更多。单少杰将毛泽东的一生总结为“先斗自家营垒外的人,斗得举目无敌;再转过身整自家营垒内的人,整得举目无亲”,连毛泽东嫡系的“铁哥儿们”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也未能幸免。 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总是将95%以上的人归入“人民”范畴,被划为“敌人”的只是占人口5%以下的“极少数”。于是,只要“专政的铁拳”没有落入自己的头上,“被划入95% 的“广大人民”总是“衷心拥护”、积极参与。几十年下来,从“土改运动”打击地主富农、“镇反运动”镇压“历史反革命”、“反右运动”清除“右派”、文化大革命清理“走资派”,轮番对“极少数”的人群实行专政。“地、富、反、坏、右”再加“走资派”,被专政的对象实际上无边无际。按叶剑英1978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文化大革命中受各种不同形式“专政”和牵连的人有一亿之多。这个数字几乎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而且很多受害者同时也是施害者。“革命”阵营内部的相互迫害和相互折腾,实在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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