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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难太子长了哪些见识?

最近,位高权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将写于几年前的一篇序文在《中华读书报》刊出,标题定为《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并经网络转载而流传。我孤陋寡闻,这是第一次读刘源的文章,本以为他是历史学科班出身,又有相当不平凡的阅历,见过世面、曾经沧海,应该有一些精辟见解。更何况,刘源出道以来素有为人谦逊诚恳、脚踏实地之誉。然而,始料莫及的是,此文竟读得我直冒冷汗,甚至于毛骨悚然。
    近来坊间关于“太子党”与“团派”逐鹿中原的传闻及演义不绝于耳。坊间的“太子党”,不是一个严格用语,指的不是古代中国那种以当朝太子为核心进行权力博弈的政治派系,而是泛指当今所有在政界、军界、商界身居要津的上层“红色后代”及其配偶。刘源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当然是货真价实的“太子”,而且是落难之后东山再起的太子。以他这种身份与官位,难得在媒体公开坦露心迹,因而他这篇行云流水、直抒胸臆的文章应该受到重视。 (博讯 boxun.com)
   
   
   

    有谦和之誉的刘源当然不以太子自居,甚至还特意力戒盛气凌人的太子之气。但他这篇文章天马行空、恣肆汪洋,确实与拘谨刻板、谨小慎微的“团派”风格恰成对照。刘源的这篇文章指涉甚广、陈义甚远。他在此文中发出三问:问战、问史、问路。针对这三个大问题,他相应地提出了三个观点:
   
    战争尽管惨烈,战争值得讴歌;
    中国历史特殊,西方的理论解释不了中国历史;
    中国共产党人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绝不投降。
   
    刘源的这些观点在“太子党” 中间究竟有多普遍,我们无法知道。鉴于具有“红色血统”的上层“红色后代”们能量甚大,而且与刘源生活经历极其相似的几位落难太子很有可能左右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政坛。如果这些落难太子们果真与刘源英雄所见略同,则国家堪忧、民族堪忧、人民堪忧、世界堪忧。
   
    笔者是过来人,与刘源一样,青少年时代在农村的“广阔天地练红心”,奉信“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诸多愚民教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上大学学习历史、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文化热”与“思想解放”大潮中东奔西宊、如痴如醉。因而,我能切身体会刘源上述观点的来历。八十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年代,现在回想起来仍然令人心潮澎湃。但那也是国门初开、学界初醒的年代,思想学术的整体状况是刚刚走出荒漠的肤浅空疏,人们尽管为得到新知而欢喜若狂,但刚刚告别文化荒漠的人们所得到的只是一丁点可怜的知识。当时人们自以为很反叛、很“非主流”,但在思想学术上根本没有跳出马列主义如来佛祖的手掌。遗憾的是,刘源后来进入政界和军界,春风得意,再也没有机会深造、没有机会告别肤浅空疏,特别是没有机会与真正的人类主流文明接源、通过党国文化之外的丰富知识资源来丰富和深化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而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及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那场天翻地覆的变故,没有促使刘源进一步觉醒,反而是促使他向后转,回归那已被历史淘汰、给家国天下以及他本人带来灾难的红色文化,尽管他本人自以为已经走出了灾难的阴影。
   
    刘源的三个观点都似是而非、大错特错。第一,刘源无原则讴歌战争,所颂扬的是血腥的道德相对主义史观。刘源在文章中这样赞美战争:“战争和战争中的人,太辉煌!太伟大!太沉痛!太厚重!不容我们所有人不尊重!作为足够成熟的人,需怀有虔敬之心,应秉持膜拜之礼。……很多人或许没注意到,人类文明史,往往由最残酷、最惨烈的战争来划定阶段。国家是强力机器,正由暴力铸就;历史写满杀戮血祭,新文明、新文化,往往以战争为起始”。刘源特别强调战争对“大一统”中国的贡献:“统一中国的力量,来自无穷的征战。皆知其所害,不知其为利之大。战争造就‘大一统’!不战,哪来的大一统?不武,怎会有民族大融合、血统大融合、文化大融合、南北大融合?历史——血流成河、泪流成河,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华民族的历史,仍是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各民族共同创造融合而成”。因而,刘源要求国人随时准备开战:“时下,‘阶级斗争’不愿再提了,说历史是人类斗争史,没错!古籍连牍,青史满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琢磨,称之为人类对立统一的历史(或斗争团结史),好像该完整全面些?对立统一也罢,斗争团结也好,其最高级、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战争!战争,‘国之大事’,与文明史,与文化历史,密不可分!兵者,‘生死之地,存亡之道’,稍有淡漠恍惚,都意味着巨大代价,‘不可不察’!”
    中共政权本就是社会边缘人“由马上得天下”而建立起来的政权,中共军功集团经过二十多年“血流成河”的拼杀才夺得江山。因而,一些“打天下”的“开国元勋”们特别崇拜暴力,特别难以告别血腥暴力,在身居庙堂之后也无法造化为追求礼仪、戒杀厚生的儒雅君子。从刘源这篇文章看来,这种暴力崇拜的血脉,原封不动地传给了部分“太子党”。呜呼!哀哉!
    中华民族虽然号称“爱好和平的民族”(哪一个民族不自称“爱好和平的民族”?),但吾国吾民古来就盛行只问胜负不问是非的兵匪文化、盛行成王败寇的兵匪逻辑、盛行以成败论英雄的兵匪史观,将对生灵涂炭的恻隐之心斥之为“妇人之仁”。中了兵匪文化、兵匪逻辑和兵匪史观之剧毒的“英雄”们,为了复仇、为了荣耀、为了疆土、为了宝藏、为了勋章、为了纪念碑,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也完全在所不惜。因而,这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实际历史绝不比其它民族更少血腥的战争杀戮。刘源所顶礼膜拜的那位实现中国大一统的秦始皇,在灭六国的过程中常下的命令便是“灭,鸡犬不留”!同样崇拜秦始皇的中共毛太祖及其追随者们,在夺得江山之后,就不断拿在内战中“消灭国民党军队八百万”的武功向世人炫耀,好像被杀的只是蚂蚁而非骨肉同胞。
    推动人类历史和人类道德发展主要力量是和平建设,绝不是刘源所讴歌的战争。战争与人类历史确实如影随形,但绝大多数战争都是残害人类、毒害人心的大恶,毫无善处可言。即使是“正义战争”,也是万不得已的“必要之恶”,不可无条件地讴歌和膜拜。中国诸民族的统一与融合,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和平交往来实现的,采取战争手段来实现统一和融合,是多种选择中最坏的选择。刘源所讴歌的那种用战争血泪铸造的统一与融合,绝不可取。中国古贤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区别就在于人有恻隐之心、仁义道德。西方现代文明的主流自由主义,将人的生命尊严视为至高无上的权利。按照人类文明规则,只有在自卫中使用暴力才合乎正义(受国内独裁者杀戮迫害的弱势民众和受外来兵匪侵略凌辱的弱势族群,无力自卫而请外力帮助,仍属自卫范围)。这就是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任贤君子都谴责战争。即使是在正义战争中建立战功,仁心未泯的将士们时刻也不能忘怀“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惨烈与浩叹。
    利益之争,有是非善恶。对战争的评判,更加离不开是非善恶。不问非善恶成而只崇尚强权战功的道德相对主义或道德虚无主义,是文明人类所不能接受的剧毒。以武力战争来解决争端,是人类必须尽力避免的野蛮行为。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为人类通过和平博弈和民主协商解决争端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在成熟地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国家,承认民主规则的各种政治见解和政治势力都可以合法地展开和平较量,国家权力的争夺和权力更替都不再诉诸战争。而且,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也为解决国际争端开辟了新的途径。自从民主制度建立以来,民主国家之间从来不相互开战。有民主国家为了商业利益向专制国家开战,有专制国家迫使民主国家奋起应战,有专制国家大规模残杀国内民众或侵凌其它国家而迫使民主国家通过战争来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有民主国家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而越境作战,但民主国家之间从来不相互开战,而是通过民主机制来解决争端。不是出于自卫,而是为一人一姓、以党一派、一群一族的狭隘利益和偏见挑起战端、涂炭生灵,乃是人神共愤的滔天大罪。无条件地崇尚武力、讴歌战争、穷兵黩武,是野蛮的专制主义传统,终将为人类所唾弃。
    成败之上有道义在,因而文明人类“不以成败论英雄”。人以群分,野蛮的人群才“唯以成败论英雄”,只问胜负、不问是非。善良的中国人古来就鄙夷那种趋炎附势、见利忘义的势利小人。善良的西方人也耻于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为伍。古今中外有良心的人,党国立国以来长期以“阶级仇、民族恨”为核心的专制党文化,毒化国人心智既深且巨。人类进步到了二十一世纪,部分国人为美国“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带来几千无辜平民死难而幸灾乐祸,为“三•一一”地震海啸夺去成千上万日本人的生命而幸灾乐祸,反而为国际恐怖主义恶魔本•拉登被击毙而深感哀伤,将残害无辜生命的恐怖暴行与拯救生灵的义举等量齐观,可见价值迷失和价值迷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如果说以往恐怖主义者绑架无辜平民而争取政治目标,只要不滥杀无辜,尚可得到人们的一丝同情和理解,以本•拉登为代表的恐怖主义者将滥杀无辜当成了他们的政治目标,居然还能被那么多国人引为同道,实在是匪夷所思;那么多被毛泽东专政害的家破人亡的人们,却还要血脉贲张地将秦皇毛祖之“法、术、势” 真传发扬光大,实在是匪夷所思。专制狭隘的党文化培育了这种乖张的心态、党国宣传制造了这种暴戾的情绪(“民意”),这乖张的心态与暴戾的情绪又反过来影响党国决策,绝非吾国之幸。
    第二,刘源所颂扬的“中国特殊”论,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者和现在专制主义者制造的神话和鬼话。刘源在文章中罗列了一批有关中国的“独一无二”的现象,诸如源远流长的大一统局面一直维持了2200年,2000多年间实行自给自足的大农经济,一脉单传的文字,没有统一的宗教,文明赓续而没有失落,等等。古代中国很长时间都处于分裂状态,说“大一统局面一直维持了2200年”,显然言过其实。其它那些现象,很多其他民族也都经历过,只不过延续时间相对短一些而已。照顾一些中国人感情,将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突出的现象提高到“独一无二”的高度,也还不伤大雅。但是,刘源从这些现象中进一步引申出中西有别、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理论解释不了中国的特殊现象,就陷入牵强附会、以偏概全了。现代实证主义史学,对于解释中国大一统由于消灭了政治多元竞争而维持君主专制主义统治制度的千年延续、解释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受君主专制主义的维护而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不断复制、解释那些种种宗教只要“服从领导”而不与君主专制主义朝廷作对就可相安无事、解释中国的文字和一些文明因素形成一脉相承历史积淀,都绰绰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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