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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人精英重申西藏主义

藏人精英重申西藏主义
   (旧文——节选核心部分)
   
   刚炯•德东朗杰(西藏)
   

    总结上述各论,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一个理论的东西,这就是博主义。那么,这种博主义的理论核心就是:博民族依据自身本有的历史与文化的本质特征,使自身独立自主地存在和自由全面地发展。围绕这一核心展开阐述的一切问题都是博主义理论的理论范围。同时,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一切现实的实际斗争就是博主义理论的实践过程。
   
   三十年前拉萨人民的英勇起义及其前后博民族人民的英勇斗争,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正是在这些实际斗争的实践中就已经宣布了博主义理论的实质。今天,我们纪念拉萨起义三十周年,就是要从理论上鲜明地提出我们民族早在实践中宣告了的博主义,从而使博主义成为我们全民族鲜明自觉的理性力量,形成我们全体博民族一切行动的总体纲领。从而使我们博民族的正义事业进入一个更新更高层次的领域——从纲领路线到战略策略都以自觉的、完整的同时又与当代国际正义力量和人类进步趋势相一致的现代正义事业!
   
    很显然,以博民族依据自身本有的历史与文化的本质特征使自身独立自主地存在和自由全面地发展作为核心的博主义理论,其最基本的理论前提就是:每个民族的独立存在和全面发展,是一切民族的独立存在和全面发展的条件。这一理论前提所表达的就是整个人类能够相互尊重其独立存在权和自由发展权的人类平等的普遍原则。由此原则要求构建全人类相互容忍、相互尊重、和睦相处的国际大环境。这就是说,人类总是划分为不同的民族,构成不同的群体,这种不同民族的划分是由于各自形成的不同环境、不同历史构成的,相互间只有各自特色的不同,绝无尊卑贵贱之分,对世界本身来说都是平等的,各自的独立地存在和自由地发展,不能对另一些民族构成威胁和造成危害。任何一个民族,当它独立存在和自由发展时,自身也正是借助于别的民族的独立存在和自由发展作为条件的,因此,自身的独立存在和自由发展也在客观上应该为别的民族能够独立存在和自由发展提供条件。以这样的理论作为基本的理论前提的博主义理论,其根本的宗旨就是,也仅仅是使博民族自身恢复和重建博自身本有的独立和主权,争得博自身能够独立自主地存在和自由全面地发展的先决条件——博的外部自决,从而为内部自决提供基础条件。那么,作为这样一种正义事业的实际运动的理论纲领——博主义,对于世界上一切心底善良、没有邪念的民族和国家既不构成任何威胁,也不造成任何危害,倒是恰恰相反,博主义理论的实质是在客观上正是从博问题的领域维护和声张着全人类共同的普遍原则。因为,博主义理论深深地意识到博民族自身的独立自主地存在和自由全面地发展的根本要求,只有在世界一切民族和国家都能够以独立自主地存在和自由全面地发展为最高原则的国际大环境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博主义理论的这种最基本的理论前提,表明博主义理论还是建筑在牢固的国际法的法律基础之上的。因为,上述理论前提所表明的是人类的普遍原则,即作为人类存在、作为人类整体的要素而存在的实体所必须遵循的国际社会公德。因此,这种理论前提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国际法的理论表现,或者反过来说,国际法是上述理论前提的法律表现。正因为如此,博主义理论的理论前提的国际法律准则也就成为博主义理论的法律基础,这就不奇怪了。但是,问题仅仅说到这个层次还不够。国际法之所以成为博主义理论的法律基础,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博主义理论所阐述的和在实践中所追求的博民族彻底的自决本身是与人权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其理论本身就是与《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遵照联合国宪章加强各国之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友好关系宣言》联合国大会决议2625)、《联合国人权公约》以及与此有关的许多联合国决议规定的原则相一致的。因为上述这些由联合国大会规定并通过而确立起来的国际法2要法律文件中,把自决权作为国际法的重要内容而规定下来,赋予自决权以法律的权利和效力。与此相应,许多联合国大会决议已经确认,自决权的主体——争取自决的民族和人民拥有自卫权,也就是说当他们行驶自决权受到武力阻挠时,有权以武力进行斗争。同时承认,行驶自决权的民族、人民在这一斗争中有权要求或接受其它国家及国际机构提供的一切援助。在这一系列的国际法规定基础上,不少国家还利用各种机会不止一次地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即民族解放斗争不应当单纯看作是某一国的内战,而应当看作是与国际人道法所完全适用的国际武装冲突。在这样的国际呼声之下,于1977年在重申国际人道法的外交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保护国际武装冲突牺牲人员1949年日内瓦条约追加议定书》第一条第四款确认了民族解放战争(包括反对外国占领、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就是属于这种性质的国际武装冲突。这样,民族自决权及其这一权利的具体实践形式——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包括武装斗争)都已由国际法确认的法律权利及其由此法律保障的实践形式。博主义的理论就是以这些国际法确认的法律权利作为自己的法律基础,受这一国际法保障的实践行动的指导纲领。
   
    博主义理论之所以与上述国际法确认的法律相一致,之所以使自身能够建筑在强有力的国际法基础之上,就因为,博主义对博民族本身自古以来作为独立和主权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诸方面构成统一整体的国家实体的历史的理论概括,其本身就是国际法规定和确认的法律权利在博这一特定范围里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这是国际法在博问题上的具体运用。因此,由博问题在理论上概括为博主义及其由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博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绝不是什么“分裂”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只不过是恢复和重建自己本有的,被中国当局剥夺去的东西而已。博主义对中国也绝不造成任何危害,而只不过是按博中两国自古以来关系的真实面目重新各得其所,各归其位罢了。因此,依据国际法的基本法律和博本身的真实历史以及博中两国本来的真实的关系史来看,博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中国的“内政”,也不是什么“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要把问题国际化,而是事情本身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化的问题,涉及到作为人类共同存在所关心的普遍原则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博主义理论所倡导和追求的正是人类普遍的共同的基本原则,因而才得到国际法的法律保障。
   
    与上述博主义理论的基本理论前提、国际法法律基础和博自身的历史前提相一致,博主义理论的最根本的支点就是人道主义哲学。所谓人道主义哲学,也就是人的哲学,其理论的主旨就是:引导人对人自身本质及其价值的自我意识,并由此谋求人的解放。这样,人作为人,真正回归到人的本质,不断地唤醒自身应有的人的本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充满人的关系,人性的关系。可见,人道主义哲学既作为世界观、历史观,又作为方法论,是使整个人类唤醒沉睡或泯灭的人的本性,并按照人的本性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最一般的哲学。博主义理论就是建筑在人道主义哲学的人道进步的最一般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因此,博主义理论就是人道主义哲学在博问题领域内的具体体现和运用。因为,人道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具体地运用到现实中时,它所直接接触到的则不仅是一个一个具体的现实活动着的人,而且这些现实活动着的人们在其现实活动过程中总是结成不同的民族共同体,以一定的整体人格的方式存在着。在现存的被扭曲了的社会心理中,一些民族的整体人格高于、优于另一些民族的整体人格,于是在民族关系中的观念里和方法上总是以强制和暴力使一些民族的整体人格服从于另一些民族的整体人格,一些民族的整体人格的建立和存在总是以另一些民族的整体人格的破坏、扼杀、奴役作为代价,从而使民族关系中丧失了人的关系,而成了狼和羊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难道不正是人道主义哲学所要涤除和消灭的异化关系吗?!对于具体的现实活动着的人的个体来说,人道主义哲学就是引导他们对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的自我意识;对于一定的现实活动着的人们结成的民族共同体来说,人道主义哲学就是引导他们对自身整体人格和整体价值的自我意识。因此,对于人道主义哲学来说,凡是尚处于被压迫、被奴役、被扼杀的民族,首先要使自身摆脱现存的异化了的地位,谋求政治解放,使自身上升成为政治的主体,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同时使人的个体本身也获得作为人的解放。就总的逻辑规律来说,只有当整体人格作为一定政治社会形态的独立主体而存在的时候,才有可能具体地关心和追求每一个具体成员在这一社会形态下的整体的独立主体中的个体价值、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见,人道主义哲学与人权原则是如此的一致。因此,可以这样说,人权原则是人道主义哲学的法律化,而人道主义哲学就是人权原则法律的哲学化。它们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却是并行不悖的,这就是人的解放。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博主义理论有着四大坚实的基石,这就是:基本的理论前提、国际法的法律基础、博自身的历史和现实以及人道主义哲学。仅从这四大基石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博主义理论既不是空洞的,也不是狭隘的,而是基于博民族自身本有的历史和现实,依据人类当代进步的普遍原则而建构起来的理论大厦。这四大基石中,最根本的就是博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因为,正是由于博自身几千年发展的历史本身告诉我们,她是以一个博的独立的政治国家实体和拥有主权的民族存在于整个人类的历任之中,而她的现实却被另一个国家强行宣布为它的“领土”,从而强行占领,博自己的中央政府却被迫流亡,因而才有了诉诸国际法的问题,才有了民族自决权问题;正是由于博的现实严酷地告诉我们,她正在经历着“革命”口号和“社会主义”外衣掩盖下的民族同化、民族压迫的现实,经历着博作为博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一切现实可能性被强行剥夺,这才涉及到国际普遍的人权原则,涉及到“每个民族的独立存在和自由发展是一切民族独立存在和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基本的理论前提。可见,博自身本有的历史和现实的地位,现实的遭遇,才是博主义理论产生的内在的生命冲力之所在。
   
    因此,博主义理论是博自身本有的历史和现实与人类普遍的正义原则相结合的产物,是通过这两者的结合对三十年来博人民反抗中国占领,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实践的深刻反思中建筑起来的理性大厦。所以,博主义理论并不是某一个人的思想,也不是某一个党派、政派、教派的理论,而是全体博民族整体的思想理论。因为,博主义理论绝不是只代表某一个人、某一个党派、政派、教派的利益,而是代表全体博民族整体的利益,把博民族的整体人格做为最高尊严,把博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按照博民族的本质特征来传承,把博民族独立自主地存在和自由全面地发展作为最高的、最根本的利益而凝结成的思想理论结晶。因此,博主义理论的主旨就是为整个博民族谋求独立和解放,重建自己本有的主权使自身作为独立的、整体人格的政治国家实体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整个现实运动过程的指导纲领。既然博主义理论是这样形成起来的,而且又是这样一种理论形态,那么,毫无疑问,博的各党,各派,各教,各个阶级阶层等等的一切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利益都同时作为博的整体民族的最根本利益的组成部分,包括在博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的。只有当博主义理论在整个博刚坚国度里彻底实现的时候,博的整体民族的最高、最根本的利益才会成为现实的东西;而只有当博的整体民族的最根本的利益彻底变成现实的时候,各教派党派和各阶级阶层的具体利益才同时就会变成现实的东西。因此,全体博民族,不分党派政派、不分教派教会、不分农区牧区、不分境内境外、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僧俗等级、不分博政府官员还是中国殖民当局里供职的官员干部,都只有以民族的整体利益为最高利益,坚定不移地紧密团结在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我们博民族才有希望获得彻底的独立和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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