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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芳笔下37岁农民活动家赵枫生

郑恩宠点评:
    李金芳笔下的农民维权活动家赵枫生栩栩如生,让我们见到中国农民艰难的维权历程。36岁十分年轻,但他走上维权路时还30岁不到。法学博士滕彪认为,中国内地的维权运动在2003年兴起,在这里还应感谢刘卫国等律师为赵枫生提供了出色和艰难的法律服务。我与刘卫国律师同属中国人权保障律师团的成员,近日台湾也成立了80多人声援中国大陆人权律师的团体,其中就有40多位台湾知名律师。
    每个中国公民维权的个案都应认识到长期性、成本性、艰难性;艰难性是维权者几乎百分之九十九在当下的体制下是输的,中共体制未彻底改革前,维权者、包括访民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如无此思想准备,那你将在漫漫黑夜中盲目苦斗。
    维权主要靠自己努力,外援是微不足道的。我最近见了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代表大会公开的财务资料,五年的收入是43万美元,支出36万,其中20万是房租,5万支援国内,所有人都是义工,不领工资,不报销差旅费。五万美元相当31万人民币,还不够上海十个访民入狱请律师的实际作出。
    上海访民入狱,若到北京请律师,交通费、住宿费、通讯费等至少要15000元,其余15000元的百分之三十是律师的收入。每年律师的年检费包括个人、律师所团体的注册费,律师还得缴纳律师协会个人、团体的会员费,每个律师至少要支付2万元,那就是白干6万元的案件,那是变相的法律援助。律师还得接受官方摊派的法律援助,而中国政府每年的法律援助资金是平均每个中国人1角钱。

    上海一些访民,不是高喊美国律师会支付上海访民入狱的律师费,不是高喊中国有免费律师为我们服务吗?近日,上海十多个入狱访民陆续开庭,哪个得到美元雨和人民币雨?哪个得到政府的法律援助?哪个取得美国律师的免费服务?哪个像刘萍等三人取得12名中国顶级律师自愿法律服务?
    维权者,看看李金芳的文章会有启示,最大的反思应与混迹在维权者队伍中的骗子和不良人员保持距离,不要交叉感染。
   转载来源:
    参与首发
   
    李金芳:勇为农民争权益,志在合众建农协——记因“煽颠罪”获刑的赵枫生
   
   [日期:2014-12-15]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李金芳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14/2014
    作者: 李金芳
    赵枫生,湖南省永州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氏,1977年出生,著名农民维权活动家,《零八宪章》联署人。赵枫生一直致力于筹组“中华全国农民协会”,并为此付出极大的努力,开展了大量实际工作。对于农民如何组织起来的问题,他认为这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又繁复的工作,如何依法争取农民的最大权益,寻求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诉求平台,必须要让农民们放弃奴隶式的小农意识,懂得什么是普世价值,什么叫独裁,什么叫宪政,什么叫结社自由等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希望在于公民社会中千千万万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勇于为争取个人自由和权利而不懈努力的公民们。赵枫生——你为争取广大农民的平等权利和自由而失去了自由,但和你持有相同理念的中国公民也会和你一样,前赴后继,自强不息,团结互助,坚忍不拔,为把中国建成一个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民享的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而努力!
   
   
    来自全国各地的维权人士在法庭外声援赵枫生
   
   
   
   
    赵枫生在农民问题研讨会上发表讲演
   
   
    2014年11月28日,湖南民主维权人士赵枫生在被公安机关羁押整整一年后,被湖南省衡阳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此判决一出及,令社会各界极为震惊!著名维权人士屠夫闻听此判决难抑悲愤地说:“丧心病狂!”
   
    在赵枫生被羁押的一年中,他的音容常常不自然地在我的眼前浮现,就像众多被抓捕的朋友一样,我的担忧随着他关押期限的延长而日日加剧。
   
    在2009年冬季的一次朋友聚会上,我见到一位不喜言谈、总是微笑的新面孔,经朋友介绍得知这位就是率先召集各省农民维权代表共同联名向国家民政部申请成立“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的赵枫生,我们简单的交谈之后互留下联络方式。以后随着交往的增多,他的执着、纯朴和谦逊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赵枫生,湖南省永州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氏,1977年出生,著名农民维权活动家,《零八宪章》第二十九批联署人。他从小生长在山区,他的自我介绍常常是:我是一个农民。因为有着与生俱来的农民身份,他更了解农民生存的艰辛和遭遇的种种不公,作为不被批准的“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的秘书长,他想的是如何为农民争取权益和减轻他们的疾苦。多年来,他持守在争取农民权益的立场上,撰写了大量揭时弊接地气的好文章,先后创办了枫生农民研究所、“农民中国”网站、“农民中国”电子期刊、农民问题沙龙、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筹备组和农协筹备组群组,会集了许多全国各地的农民维权活动家和志愿者,力图用他学习到的知识和写作,尽可能地说清楚当代中国农村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产生大量不平等的侵害农民权益的事情?面对这些侵害农民权益的事情农民应该怎么办?尤其是致力于农民如何组织起来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除此之外,他还关注异见人士遭受不公和迫害的个案。因此,他除了长期被监控,申请护照被拒,在北京还多次遭到国保驱赶,以至于最后不得不离开北京返回家乡。
   
    赵枫生关注农民的视角非常广阔,农民工为了生存而进城打工,面临的工资拖欠、子女留守家中无人照看、年迈父母无法赡养、随父母进城的适龄儿童不能就学,等等,但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并不是生活朝不保夕的赵枫生或者说未能注册的“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所能够解决的。于是,他便生出诸多的烦恼和无奈。赵枫生不只一次地跟我说过,在现实生活中,他常常会有无助和绝望的时刻。
   
    赵枫生很自谦,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在争取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他更希望生活在底层的中国农民们,都能认识到:“民主的难处在于人人争取才可能有普遍的民主,自己的民主不能指望任何一个人来帮你争取,来施舍给你民主,民主靠着某一个人那是永远靠不住的,在自由、民主这个基本问题上,总统不可靠,诺贝尔奖得主也一样不可靠。”
   
    2010年10月8日傍晚,赵枫生和许志永、王荔蕻、赵常青、屠夫等人一起,在北京的街头举牌“庆祝刘晓波获诺奖”,并高喊着“无罪释放刘晓波!民主万岁!自由万岁”等口号。王荔蕻、赵常青、屠夫因此被行政拘留,赵枫生等十数人分别被传唤、遣返。公民因为庆贺而被拘留和传唤,这种荒唐事恐怕只有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才会发生。维权律师兰志学曾对此评论道:“从10月8日晚开始,小路、沙沙、屠夫、阿尔、王荔蕻……和我们一起在见证着中国非凡的历史变化。争取饭醉的权利,争取庆贺的权利,争取热爱的权利,争取回家吃饭的权利。”因为这一次的街头行动,当局对赵枫生的监控升级,他在北京的生活更加动荡不安,时时面临被迫搬家的困扰。以后的日子,他被非法监视居住,被强迫不得参与到现场声援和聚餐等各种公民活动,大部分时间他被软禁在租住屋内,每天只能是对着一台旧电脑。尽管如此,偌大的北京仍容不下他。终于,在2011年初夏,在警方和居委会的压力面前,房东再一次与他单方解除了租房协议,他已经别无选择。
   
    在离开北京的前夕,赵枫生来看我。我见他双眼不停地眨呀眨,人也消瘦了不少。他告诉我:自从上街庆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以来,他的人身自由受到了更严格的限制。为了能在北京生存下去,只有原则性地妥协,在一段时间内尽量不参加公开的公民维权活动。在简陋的租住屋内,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上网阅读和思考,别人淘汰的旧电脑加上屋内昏暗的灯光,使他的视力急剧下降。
   
    陈述这些的遭遇的时候,他的语调平缓,我发现通过几个月的沉淀,赵枫生成熟了许多。那一天,我们聊了很久很多。他总是说,这么多年来感觉自己并没有真正做什么。无非是到街上举一下牌儿,公民们聚聚餐,关注一下农民的处境,了解些真实的社会现状,写一些称不上文章的话发发牢骚而已。
   
    谈起很多农民对他这个不可能被批准设立的“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的“秘书长”的期望时,他感到无奈和无助。在与农民的广泛接触交往中,有希望他能够带着大家发家致富的,有希望他能帮忙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北京就读的,有希望他帮助要回久拖不给的工资的,有希望他领导大家一起争取农民权益的……他只能一遍遍地告诉他们:很抱歉,很遗憾,我帮不了你们。我和众多底层的人一样,甚至在很多地方还远远不如人家,任何超出我个人之外的事情,我都无能为力。他就是这样时时面对先是期许后是失望的眼睛而产生无力感,这种无力感让他痛苦。他说他不能制造一个假象去成为别人的指望。
   
    对于农民的社会化组织问题,赵枫生认为这是一项艰巨而又繁复的工作,如何依法争取农民的最大权益,寻求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诉求平台,必须要让农民们学会放弃愤青式的或者是奴隶式的小农意识,懂得什么是普世价值,什么叫独裁,什么叫宪政,什么叫结社自由等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农民首先应该从提高自身的素质做起,然后慢慢地培养表达、与人沟通、自我管理的能力,从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超越一个农民在农村生活中形成的固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逻辑,并懂得团队建设和社会工作的技巧和技能。这些都是农民的社会化组织工作中必须要跨越的门坎。
   
    自从2010年10月8日在北京街头举牌庆祝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赵枫生在北京的生活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他告诉我,“恐怕短时间内是不能回到北京了,也没关系,在哪里我都会一样坚守自己的信念。”我问他举牌的时候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吗,他说没去想。再问他后悔上街举牌吗,他很坚定地说:“面对一个强大的专制政府,只要有一个人因为信仰、良知、自由被拘禁了,不管他是谁,我都会毫无他选地站在他一边,为了他的自由做自己能做的事,直到这个人获得自由为止。”
   
    赵枫生离开北京后,我们几乎没有了什么联系。后来,他发来短信告诉我:结婚了!生子了!但我终因琐事缠身没能前往祝贺。收到这样的信息,我为他感到欣慰:赵枫生可以有一个安稳的家了!但愿他和他的家人以后的生活不再被驱赶,人生不再充满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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