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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说黄异庵

    ——王亚法
   
   悉尼的一位苏州籍朋友,在和我聊起苏州作家黄恽时,无意间提到了黄异庵先生。
   我并未见过黄异庵先生,但听说过不少关于他不幸的遭遇和传说。在老一辈的评弹爱好者里,说起他,无不竖擘赞好。家父是个评弹迷,每当说起他,叹息曰:“黄先生是大家公认的苏州才子,书法篆刻,件件在行,听众把他新编的西厢,称之为《黄西厢》,其插科打诨,令人捧腹,可惜时运不好,被错划成了右派。”
   


   七十年代末,文革后期,先师吴耀南先生和我闲聊时谈到黄异庵。我插嘴说,听家父讲,黄异庵先生是一个说白,弹唱,诗词、书法、篆刻,件件精当的全才。先师知道我略知黄先生一二,很高兴。先师和书画名家邓粪翁是姻亲,黄异庵先生在四十年代曾拜粪翁为师,学书法篆刻,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极熟。先师告诉我,黄异庵先生正在上海,住在他的一位老友家里,而且每周两次在小范围内说《西厢》,他也每次去听。我听了很高兴,央求先师也带我去听一挡,先师略有为难,踌躇一下说,我和主人与黄先生商量一下,要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明天给你回音吧。第二天我去先师家,先师表示抱歉,说那家主人和黄先生都不欢迎年轻人参与,怕年轻人嘴巴不牢,惹出祸事。现在想来也难怪,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岁月里,那批身羁“牛鬼蛇神”帽子的老先生,搞地下集会,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岂敢让一个陌生的年轻人闯入圈子,况且前几年上海刚枪毙过一个“浦东说书”的演员。说起这件事,我又要铺陈几句:上海的“浦东说书”,是浦东地方方言的一种说唱,演员敲打檀板,边敲边唱。被时人认为不入流的剧种,一般只在街头卖唱,上不了台面。文革期间,所有剧种只能演中共规定的几只样板戏,那位演员唱的是《智取威虎山》,在唱到杨子荣和座山雕斗智时,为了表示革命英雄的机智果断,他即兴发挥,摆了个噱头说:“座山雕门槛精到九十六,杨子荣门槛精到九十七,棋高一着……”上海人形容一个人精明时,常喻为“门槛精到九十六”。这原本没有错,偏偏这个噱头被革命样板戏的旗手江青知道,正巧那时她要杀人立威,于是无限上纲,成了“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份子”掉了脑袋。
   一九七八年,我在杭州为“硬骨头六连”整理连史,周末去黄龙洞游览,有缘邂逅了一位姓韩的武汉淑媛,她爸爸韩万青先生是位是收藏家,和书画家徐松安先生是挚友,也是黄异庵先生的老友。第二年深秋她乘船来上海,告诉我,家父刚获平反,发还少许钱财,这次来主要奉家父之命,去苏州送旧衣服给黄异庵伯伯过冬,黄伯伯刚从苏北回苏州,既无户口,又无经济来源,生活非常艰难。她从包里取出一件陈旧的羊皮长袍给我看,说家父还另给了一些零钱,生怕黄伯伯不好意思受纳,就说是倘若袍子不合身,请裁缝修改,这是裁缝钱,要黄伯伯一定收下。现在想来,那些受过民国教育的人做事真周到,给人钱财还给人面子……
   要说我和黄异庵先生的间接神交就是这些,懊恼当时年轻,少不懂事,没有陪韩姓淑媛一起去苏州,以致永远失去了一次拜谒黄异庵先生的机会。
   翻阅陈巨来先生的《安持人物琐忆》。陈先生虽然平生口无遮拦,所说不可全信,但其中“记弹词艺人黄异庵”一文,所述与黄恽“书坛人物黄异庵”一文还算吻合。
   黄异庵先生于一九一三年,出生于江苏太仓,自幼天资聪颖,四岁进书塾,五岁练书法,七岁便能写对联,父亲开酱油店,家中兄弟又多,因家境困难,十岁就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门厅哈哈镜旁设摊卖字,写“一笔虎”,曾红极一时,人称“十龄童”。后回常熟在私塾执教,其时对评弹产生兴趣,利用业余时间,自调丝弦,拜评弹前辈名家王耕来为师,其艺益精,以艺名黄易庵称著书坛,因钟情《西厢》,又埋头熟读王实甫原著,追踪唐宋传奇,吸取众长,苦钻多年,终有成效,后在上海四马路和“汇泉楼”和城隍庙“得意楼”演出,竟一炮打红,名震遐迩。
   一九四九年后,黄异庵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为新政权唱赞歌,在极短的时间内,自编自演了《李闯王》新书,红遍书坛,为观众所称道。
   一九五一年,黄异庵被邀去北京开“全国戏剧工作者代表会议”,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会上周恩来说:“现在苏联塔斯社要首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诗歌,代表中可能写诗的人不多吧?”
   站在一旁的田汉接口问:“有谁能做诗?”
   黄异庵回答:“我已写了一首为塔斯社赋七言古诗,是歌颂中国志愿军出征的,请审阅……”
   经审阅,此诗得到周恩来的首肯,自那以后,赢得了“评弹才子”的美誉。
   黄异庵和大多数天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盲目为新政权的效劳,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馈。一九五七年,他担任“苏沪评弹协会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时,被定为右派分子,即时受到批判,送往青海劳改农场改造六年之久。一九六四年,获释回苏州,失业在家,靠变卖房产,亲友接济为生。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共国务院颁布“公安六条”,一时全国墨云压城,乱戮无辜,其时任南京军区司令的武夫许世友也发一命令,因备战备荒需要,将苏南的“地富反坏右”统统在几天之内暴力赶往苏北。在此形势下,黄异庵先生当然厄运难逃。
   一九七九年,我去南京出差,恰逢当年被暴力赶往苏北的“地富反坏右”闹回城,聚集在南京省府请愿,其时街头一片混乱,巷里路边,饿殍载道。我在新街口附近的面馆,要了碗咸菜肉丝面,吃面时,身后两位腌臜少年,乌脸白睛,目露饥相,紧盯住我碗中的肥肉丝。我嫌肉丝太肥,挑出碗外,迅即四只小手争相抢夺。我受不了此等场景,放碗离去,立即他俩涌了上来,一位较强壮的推开另一位弱小的,抢过面碗,一气喝下。这虽已是三十余年前旧镜,但今日忆来,仍历历在目……奇怪的是,许多当年的经历者,竟会全然失忆,甚至歌颂……唉,说不定这歌颂行列里就有这两位抢面汤的少年。
   当年被暴力赶往苏北之遭难者,竟是如此生存,韩氏淑媛给黄异庵先生送寒衣之时,黄先生的处境之惨,也可想象。
   黄异庵先生因患胃癌,于一九九六年病逝,享年八十三岁。
   他在自己的墓碑上留下一副自撰挽联:
   “半世冤屈半世愁,他生未卜此生休”
   挽联中的两个“半”字,竟与笔者的“半空堂歌”,有款曲相通之妙,搁笔暗思,不禁苦笑莞尔,一叹!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此文于2014年12月30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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