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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丕显之子:“江妈妈”江青并非坏人(图)

陈丕显之子:“江妈妈”江青并非坏人(图)
   
     陈丕显,中共建政后长期在上海任职,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云南省委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等职,见证了四人帮的崛起与蜕变。其子陈小津在其回忆录《我的文革岁月》中,记述了这段历史,尤其是与江青的交往,那时年幼的陈小津称江青为“江妈妈”,他认为江青并非天生就是一个坏女人。
   
   陈丕显之子:“江妈妈”江青并非坏人(图)

     江青与张春桥
   
     说起江青与我父亲、与我们家的往来,得从刚刚建国的年代说起。
   
     1950年,刚刚解放不久,江青得了重病,苏联医生给她做了一个大手术,并进行了超剂量的治疗。生理上的不适,可能引起了江青心理上的变化。据说那段时间,她经常因饮食、起居、住行等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跟毛泽东矫情、吵架。有一次,陈老总向毛泽东建议,请江青到华东地区去搞搞调查研究,借机会散散心,这样也可以使毛泽东摆脱江青的胡搅蛮缠。毛泽东很高兴接受了这个建议。江青问毛泽东:华东这么大,领导我谁都不认识,我到哪里去啊?毛泽东对江青讲:你就去找陈丕显,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当时,我父亲在无锡任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毛泽东对他十分信任。
   
     江青先到了上海。当时,因刚刚解放不久,敌特分子活动猖獗。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漱石为了保证江青的安全,对她的限制措施比较严格,这里不准她去,那里也不准她去。而江青呢,生来就是一个不甘寂寞、不太安分的人,受不了这样的约束,所以,她很快离开上海,到无锡找我父亲。
   
     陪同江青一起来的,是后来成为小平同志的“大警卫”、担任了中央警卫局第一副局长的孙勇。我父亲到无锡火车站迎接时,见孙勇扛了根扁担,一头挑着江青的被子,一头挑着一个大箱子,下车时一手扶着扁担,一手搀着江青。
   
     江青以安全为由,提出不住招待所,住到我们家。江青是毛泽东夫人,出于对毛主席的尊重,我父母对江青也格外客气,把二楼的书房腾出来给她住。在这里,江青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一日三餐与我们吃在一起,白天有时出去搞搞调查研究,这样一住就是几个月。
   
     那时,我刚满五岁,与江青、孙勇混得很熟。因为江青不喜欢别人叫她“江阿姨”,可能是“阿姨”这个称谓在旧社会有保姆之嫌,所以我们这些小孩子都要叫她“江妈妈”。那时的江青比较随和,经常用报纸折成小船、小猴子、小帽子、小鸟什么的,来逗我玩,有时还手把手地教我折上半天。高兴时,她还拿出苏联代表团送给毛泽东的高级糖果,犒劳我一番。每次江青从外面回来,我都会听她用浓重的山东土话在楼下喊:“孩啊,我回来了。”
   
     一晃几年过去了,父亲调到了上海,我又见过江青几次。记得1959年庐山会议时,我已上了中学,正好放暑假,也随父亲到了庐山。在那里,我见到了孙勇叔叔。他高兴地跟我说:“你想不想去见见‘江妈妈’?”然后,就领我去见江青。当时毛泽东游泳去了,江青没有去。她看见我,热情地打招呼:“哎哟,小津,你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1960年,江青又到上海休养。我父亲一直客客气气把她当作客人,很少与她谈工作,总是想办法给她安排点事做,以免她惹事生非。上海有一个鼎鼎大名的摄影家,叫徐大刚,曾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总理、宋庆龄、邓小平等拍过照,我父亲便请他教江青摄影。江青一度学得很投入。江青很欣赏首度演奏《梁祝》的年轻漂亮的小提琴演奏家于丽娜,认为她有内在美,很上照,就经常找她当摄影模特。徐大刚经常在旁指点江青,如从哪个角度拍,于丽娜穿什么衣服、选什么姿势,是采用顺光、侧光、逆光,等等。后来,江青在徐大刚的指导下,拍出了几张水平比较高的摄影作品。其中有一张是在庐山拍的,当时徐大刚选定了外景,设计好了场面,调好了光圈、速度,等了几天,见天气、光线等外在条件都具备了,就打电话给江青,江青赶过来按了一下快门,就成就了一张非常精彩的照片。毛泽东后来专门为这张照片题了一首七绝诗,题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李进是江青的化名)。诗云:“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当然,尽管徐大刚教江青拍照有功,但因江青脾气坏、性子急,两人相处时难免产生了一些矛盾。徐大刚在有的场合中,也表现了对江青的不满。“文革”中,徐大刚也因此遭受了牢狱之灾。
   
     江青很懂音乐,也擅长跳舞。但是,一般人不敢陪她跳,他们知道江青难伺候,怕跳得不好,引火烧身。后来,上海专门找到了解放前曾学过跳舞的王某某,江青对其舞姿、身高等都很满意,后来就成为江青在上海的固定舞伴。
   
     我也曾亲眼见识了一回江青的个性和脾气。有一次,周总理、陈老总到了上海,我父亲他们策划为总理举行一个舞会,正好江青也在上海,就请她一起参加。我对周总理仰慕已久,很想见见他老人家,就早早地站到宾馆走廊里一处必经之地等候。舞会开始前,我见周总理和江青出来了,准备邀陈老总一道去舞厅。可这时,陈老总正在房间里与人下围棋,已进入“收官”阶段,因不忍弃盘,就想下完了再去。陈老总酷爱下围棋是出了名的,而且更喜欢与高手“过招”。正在与他下围棋的这个人,来自上海外贸学院的领导姚耐,是30年代享誉上海滩的围棋大师之子。当总理和江青站在走廊里时,陈老总还未起身,仍在专心下棋。江青着急了,就说“快点快点,叫陈老总一起去”。旁边有人过来劝江青说:“你们先进去,陈老总下完棋就过来。”江青不耐烦地说:“不行,继续催他,要去一起去。”总理见状,就过来请陈老总。他和江青走到陈老总房间门口时,江青站住了,总理自己进去了。没想到,总理不仅没有中断陈老总下棋,反而站到他身边帮他支招,助他早点解决“战斗”。江青就很不高兴地站在门口嘀咕着:“你看这个恩来,就有这份耐心,他是真会做工作哟。”此事虽小,但足以看出周总理和江青在待人接物上的明显不同。
   
     江青比较爱打乒乓球,虽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水平还是相当高的。但不知道为何,她不喜欢跟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打球。而与业余陪练打球时,她性子急躁的毛病总是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若回合少了,经常捡球,她就会发火。但是,她倒是挺喜欢跟我打球,可能是因为我们水平差不多,球的回合也比较多。她横握球拍,球风跟她的性子差不多,没有什么过渡球,总是左一拍、右一拍,加力击球。
   
     1962年,江青有一次在上海艺术剧院(现为兰心剧场)看了话剧《第二个春天》。我陪父亲也去看了这部剧。此剧讲的是海军的故事。记得江青看完此剧后,对我们说:中国的海军太落后,毛主席对中国的海军一直很关注,有过很多批示,“帝、修、反”对我们欺负、侮辱太多了。江青还饶有兴致地问我:“小津,你要考大学了吧?我的女儿,我原来也想让学军工的,如学船舶什么的,但因都是女儿,就没有让她们学。你准备考哪个学校?”我说:“还没有定。”她就说上海交大很好,又是为海军服务的,劝我考交大,还点了一通其他军工院校的缺点。客观地讲,我未必是听了江青的话才报考交大的。当时我也听说上海交大在教学上搞得比较活,而且交大又有国防军工保密专业,交大和南洋模范中学的很多老师也都劝我报考交大。
   
     江青在上海期间,逢年过节,我父亲等上海市委的领导都要礼节性地去看她。虽然她总是以“主席的秘书”自称,只是做些“哨兵工作”、“参谋工作”,但她特殊的身分,不能不使人对她客气三分。可能是通过长时间的接触,江青当时对我父亲的印象算好的。我认为,她对我父亲的好印象,主要来源于毛泽东、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对我父亲的好印象。而在“文革”前,没有出现“文革”中公开爆发重大冲突对决的场面,她没见识过我父亲的党性原则。所以,从根本上讲,江青并不真正了解我父亲。
   
     我作为一个历史大事的旁观者,现在回过头来看江青这个人,认为她并非天生就是一个坏女人。江青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在学生时代、青年时代,包括30年代在上海时,都称得上是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是要求进步的。后来她去延安投身革命,也是她要求进步的表现。但是,自从江青摇身变为毛泽东的夫人,由于种种原因,她的毛病和缺点就渐渐表露出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放大到了顶点,人就变得越来越张狂、越来越歇斯底里了。她之所以一步步地蜕变成为祸国殃民、千夫所指的野心家,是有其内在和外在原因的。江青在解放初期患的疾病,对她的生理和心理伤害都比较大,甚至使她时常出现了病态的心理反映。而且,江青自感到一直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中。解放后,江青由于长期养病不工作,游离于组织和群众之外,缺乏实践锻炼。在养尊处优的生活状态中,她经常感到怀才不遇,总想崭露峥嵘。而她性格上的自以为是的弱点,更加重了她精神上的扭曲程度。再加上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农民革命,很多跟随毛泽东革命的老干部、开国元勋们,对没有当过红军,没有参加过长征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没有在根据地参加过武装斗争的江青,多多少少都有点不以为然。更何况江青并不是毛泽东的原配夫人,并且30年代在上海十里洋场上绯闻不断,所以尽管她曾经是要求上进的,但在党内还是被大多数人瞧不起的。
   
     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似乎使江青感到是她施展政治报复的天赐良机。一次又一次激烈的党内政治对决令她亢奋,一有机会,她就要施展手腕、表现自己,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成了历史的罪人。试想,如果毛泽东当初对江青性格当中的弱点有所察觉,如果毛泽东对江青膨胀的野心及早发觉、及早制止,如果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不用江青作“传声筒”和“指挥棒”,那么,江青可能不会落到如此身败名裂的地步。客观上讲,毛泽东对江青的信任与利用,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江青的堕落。当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归根结底,江青的下场还是由她扭曲的人格及膨胀的政治野心造成的。
   
     1965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且还发了会议纪要。这个会议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此举使江青找到了感觉,也为自己大显身手、大干一场请到了林彪这个“尊神”。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在上海的江青更加亢奋,经常睡不着觉,身体上各种毛病也表现出来了。6月29日,她给毛泽东写了信,诉说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并转述了我父亲、魏文伯等市委领导对她的建议。我父亲他们对江青说:动不如静,上海各方面的条件如医疗、住房等都相对好一点,希望她在上海多休养一段时间。7月8日,久未与江青通信的毛泽东回信了,信中对江青谈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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