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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尚武精神的双双退化,导致中国历史上两次被蛮族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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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尚武精神的双双退化,导致中国历史上两次被蛮族征服
   
     儒家旧史把宋末、明末中国两次被北方游猎蛮族征服的原因,含糊笼统地归于腐败,此种解答,等于没有解答,因为它没有具体的分析,没有具体的分析,也就没有借鉴或参考的意义。从儒家旧史的解答中人们不可能明白:同样都腐败?为什么东晋抗住了北胡,南宋却抗不过去?为什么南宋能站住脚跟,南明却站不住脚?为什么蒙元不满百年,满清却拖了两百六十多年?难道东晋比南宋清廉?南宋比南明清廉?满清比蒙元清廉?
   
     其实,宋末、明末中国两次被北方游猎蛮族征服,具体看事出偶然,但这偶然中,却贯穿着一条必然的主线,那就是:自唐以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越来越不能抵抗北方蛮族的进犯,是能力问题,而不是腐败问题:


   
     先秦时期八百年间,华夏诸邦在与北胡对抗中优势明显,秦、汉、三国时期近五百年间,中国对抗北胡呈战略进攻姿态,将北匈奴赶出中亚(驱逐到欧洲),并迫使南匈奴暨其他四胡部族臣服、依附,曹操更废黜单于名号,导致南匈奴灭亡;
     但三国时期长期内战之后,西晋旋踵又坠落“八王之乱”的大战乱深渊,深重的内战战乱,令中国严重内虚,原本归附中国的“五胡”乘机反叛攻陷黄河流域,灭亡西晋。这是一千三百年来,中原地区第一次被北胡窃据;
     但直至被中原汉族士族杨坚集团簒灭前,北胡政权始终征服不了据有淮南、江南半壁江山的东晋,以及东晋的继承者宋、齐、梁、陈。
     杨坚恢复中华以后的隋唐时期,中国与北胡之间互有攻守,对抗中相对占优:唐太宗时期消灭东突厥;唐玄宗时期击败贼鞑子靺鞨(女真族前身),将其驱逐到西伯利亚,并将西突厥打出中亚(后迁至小亚细亚,成为土耳其的前身);到了北宋时,中国在与北胡的对抗中滑落守势,开始向契丹人和党项人缴纳“岁币”,花钱买和平,但此时攻不成,防守仍绰绰有余;北宋末年,防守都成问题了,宋军在完颜女真部的大规模骑兵突袭面前丧师失地、被动挨打,直到赵构逃到江浙后,南宋才勉强站住脚跟,而黄河流域再次被游猎民族征服,这是中原第二次沦丧于北胡,此时距“五胡乱华”——中原第一次沦陷过了八百一十年。
     中国人万没料到的是:此次中原沦陷后,再也没有杨坚式的人物出来恢复中原,反而从女真人背后冒出一个蒙古族,把金国踹翻,继而把南宋也攻灭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亡国,自此,自东晋以来汉人对北胡仍保有的优越感,一扫而光;此时距北宋末年中原被女真人征服,仅一百五十二年!
     元朝至正年间,蒙古人统治失控,朱元璋江左集团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汉人表面扬眉吐气了一回,岂料仅过了两百七十八年,中国又被一个比蒙古人阴毒、鄙劣得多的北胡——满洲人(前身女真人)彻底征服,第二次彻底亡国竟来得如此快!
     由以上可察:满洲征服(满清入关)之前,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越来越不能抵抗北方蛮族的进犯的走弱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为什么历史上中国人会越来越不能抵抗北方蛮族的进犯?而同一时期俄罗斯等欧洲民族却对游猎民族反守为攻,愈奋愈强?
     历史上中国人的技术和尚武精神的双双退化,是直接原因。
     冷兵器时代,骑兵因为机动性和冲击力双优,对步兵握有重大优势;而北方游猎民族因为骑射的生活习性,和居住地盛产马匹的优势,具有组建骑兵的天然优势;这个优势是农耕民族无法比拟的,因此农耕民族非依靠技术,不足以克制游猎民族的骑兵进犯。冷兵器时代,最有效克制骑兵进攻的利器就是弩和马拉战车。
   
     弩(西方人称之为复合弓)是比弓大为高效的远距离击杀武器,它以双弯反曲力臂进行组合,大大地增加了弓的发射力量,又通过悬刀、牙、牛(钩心)、望山等小部件进行机械组合,节省了拉弓上弦的所需的力量,并且极大的提高了发射的精确度和稳定性。
     强力弩阵的有序齐射,其效果绝不逊于1860年英法联军对八旗军的滑膛枪排枪齐射:宋朝研发的床弩,一发可射出十支箭,有效射程达一千步(约五六百米)——这对北胡骑兵的打击,无疑是非常致命的。前119年汉朝与匈奴大对决中,汉军之所以大胜,汉军普遍配备的劲弩功不可没;南宋初年,金兵兀术部大军在进军江南途中,连遭岳飞、韩世忠、刘光世等部弩阵伏击,伤亡惨重而不得不逃回江北,金国灭亡南宋的企图遂成为泡影。
     历史上善于对抗北胡的名将,蒙恬、李广、卫青、霍去病、岳飞、韩世忠、吴阶、刘琦、孟珙。。。无一不善用弩阵。
   
     关键的是,培养汉族农民子弟使用弩机,远比培训其骑马射箭容易,而培养汉族农民子弟骑射去对抗从小在马背上滚大的蒙、满骑手,无疑是事倍功半、扬短避长。 
   
     离开了弩这一利器,由农耕子弟组成的军队,很难抗御北胡的骑兵冲击。中国人早在周朝时期,便已从苏美尔人(商朝人)那里习得了高度成熟的弩机,比欧洲人早了两千年以上,但遗憾的是:自汉朝以后,中国的弩机制造技术不进反退,宋朝以后更是大幅滑坡:
     西汉是中国弩机技术发展的一大高峰时期,出土的西汉青铜弩郭成熟精密出乎意料,弩之弩臂皆以木制,普遍裝有青铜加固仵,表面常饰漆,即美观又防潮防虫蛀。末端带有手柄与保护悬刀的护圈,形式与现代手枪极为相似,非常秒于操持、瞄准与射击。它还增强了弩臂的强度,可使弩装上更强力的复合弓,同时望山被加高加大,并被刻上了刻度,如同步枪的表尺,大大提高了弩的射击精度。这其实是世界上最早应用实际的射击表尺。
     汉弩中还有便于手持和上弦的手持弩,便于战车兵和骑将奔跑中发射,其中威力最大的是大黄弩:大黄弩是漆成黄色的特制手持强弩,弩力皆在十石(合300kg)以上,最高可至四十石(1200kg),主要由射声校尉等军官使用,专用以狙杀敌军将领,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汉之“飞将军”李广曾在被匈奴优势骑兵围困时,亲自使用大黃弩远程杀数名匈奴将领,率部成功地突出包围圈;李广曾经单骑遭逢数名匈奴“射雕者”(神射手),并在骑马对射中胜出,射死对方两人、活捉一人,李广用的就是手持弩,因为很难想象从小在马背上滚大的匈奴射雕者,几个人还射不过李广一个人;李广对匈奴射雕者的胜出,胜在汉弩对匈奴弓的优势,而不是因为李广的骑射功夫比匈奴射雕者还强。
     由于汉弩巨大威力,汉廷于边塞设置“马弩关”,严禁十石以上强弩输出。
     到了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研发出“十连弩”(即诸葛弩),普遍配备于军队,令蜀军对魏军的防守大为增强。
     但到了南北朝时,“十连弩”和多种汉弩都失传了。
     宋朝时北方多个游猎蛮族兴起,为了抵抗北胡,宋朝大力研发弩机,宋朝是中国弩机发展的又一高峰。宋弩在床弩、特种弩的改进上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总体技术退化,已经没有强大的望山和射击表尺。
     经过元朝,宋弩完全失传,明朝恢复的弩机,不是过于笨重使用不便,就是过于轻巧威力不够:例如,明朝所恢复的“诸葛弩”,因为射程太短,杀伤力太差,很少用于军事,后来沦为妇女防身的暗器;而明朝制作的劲弩,则难于上弦、携带不便,以致于明人评价说:“弩利守城,不利野战。”由于技术失传,明军完全无法象汉军那样大规模地应用弩机了,手持弩基本从军队中退出;这就造成明军对抗北胡的野战能力,不仅无法比拟汉军,比宋军都差很多。
   
     虽然明朝竭力应用火器来弥补弩机退化的缺陷,但在当时西方火器都尚未成熟的时期,此种弥补仍然捉襟见肘;明末时,为了防堵后金(满清)入关,明廷大力引起火铳和西洋大炮配备军队,但当时应用技术远不成熟,当时的西洋大炮有着诸多局限性,火铳使用大受天气影响,操作复杂,而杀伤力也不比弩箭强多少。。。这一切,令明末中国军队对抗北胡的技术,处于历史上青黄不接的时期,恰恰在这个时刻,李自成、张献忠造反而满洲铁骑乘虚而入了——这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
     (顺便一提:而在满清空前的愚民锁国殖民统治下,中国人的军事技术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到鸦片战争前,明末引进的英制加农炮(即“红夷大炮”,满清改称“红衣大炮”)完全失传,明末时应用的各种火铳基本失传,弩机因技术严重失传、制造工艺粗劣不堪,则完全从军事领域退出,清军的冷兵器,又回到了大刀长矛弓箭的水准,倒退回新石器时代!)
     弩机技术的一再退步,令中国军队逐渐丧失对抗北胡的大规模杀伤性利器,从而愈来愈不能抵挡北胡骑兵的冲击。
   
     农耕民族对抗游猎民族的另一利器是马拉战车。
     从先秦至两汉,除一名车夫外,两匹马的战车,一般配备三到五名战斗人员:左右两个长枪(戟或戈)手,两三个弩手(或弓箭手),这就比一人一马的骑兵节省马匹得多,一定程度弥补了农耕地区不盛产马匹的短板;
     战车的稳定性比马背好,因此乘战车作战所需的技能,要比骑马作战相对容易掌握,这也一定程度弥补了农耕民族子弟普遍不擅长骑射的弱点;
     由于战车的稳定性比马背好,因此弩机射击的优势更容易发挥出来,且在战车上使用长矛等长兵器要比在马背上方便,冷兵器搏斗,“一寸长则一寸强”,因此战车兵能够有效地克制骑兵的优势;
     马拉战车的单位重量和惯性都超过骑兵,因此战车兵的冲击力超过骑兵,秦汉战车军团的大规模冲击,游猎民族的骑兵很难从正面抵挡。虽则战车转向没有骑兵灵活,但战车上前后左右多名弩手的配置,令它具有比骑兵更强大的射杀能力,足以防御骑兵的多角度围攻;
     虽则战车受地形条件限制比骑兵为大,但北胡所盘踞的塞外草原、东北的莽原,与北胡接壤的中国中原地区,大都是一马平川的地形,适合战车作战;
     马拉战车的速度虽然略逊于骑兵,但比步兵和水兵快得多,则就能强力弥补农耕民族对抗游猎骑兵机动性不足的短板;而且马拉战车能够快速运送大量辎重、给养和步兵,形成压倒游猎民族的战争动员力,且令农耕民族军队具备远征能力。
   
     但是和弩机相似,马车制造技术在中国近代以前,经历的却是一个不断退步、乃至失传的过程,这是与欧洲民族大相径庭的地方。
     诸多的考古发现表明:轮子和马车由古西亚民族苏美尔人发明,由西亚万里迁徙入中原的商朝人、以及稍后到来的周人(汉民族的始祖),把这种技术带到了中国。苏美尔所发明的马车,是有转向装置的四轮马车,两轮马车晚于四轮马车出现。中国西周和先秦古墓出土的四轮马车表明:中古时期的中国人是掌握了马车转向装置的技术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周天子的御座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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