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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尊严哪里去了?

   
   老友的烦恼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期。
   老友的儿子小刚今年高中毕业。小刚在市重点中学学习,成绩一向很好,老友夫妇一直为儿子骄傲。不料,在报考大学问题上老友夫妇和小刚产生了对立。小刚要报考医学院,立志当医生,而老友夫妇坚决反对,说报啥专业都可以,就是不能报医学院。


   说来不可思议,老友夫妇都是市级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按说父母一般都乐意“子承父业”,老友该为小刚的意愿欣慰。不幸,正因为他们本人都是医生,对医生的甘苦有切肤之感,才不愿儿子去重蹈覆辙。
   
   老友的苦衷
   
   这些年,我没少听老友谈他的苦衷。
   就说升副主任医师的事。老友是实干型医生,他注重自己的治病能力和病人的认可度。但医疗系统的评定标准十分僵化,想晋升高级职称,就得在全国性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为了顺利晋级,老友只得把治病放在次要位置,去费心撰写无价值的“论文”。
   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有了论文并非万事大吉,还得服从领导。政治上,尽管他不是党员,也不得不参加每周的政治学习;经济上,他得完成各项收益指标,比如药厂赞助医院“科研基金”,领导就指示用这家药厂的药,他只得因药治病而不是依病施药,还违心地给病人过度检查治疗。不用说,最终倒楣的还是病人,这也是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原由。如今,担任副主任医生的老友,每次急诊值班,下级医生找他帮助处理的,常常不是医疗技术问题,而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纠纷。无法集中精力用于治病令他苦恼,更难忍的是经常面对病人的各种责难甚至暴力威胁。
   我对老友说,你为何不对小刚谈这些难处?
   老友说,当然说了,可我们在医院的遭际再怎么说,小刚看不到,他看到的是我们的收入不错。过去十多年我们买了两栋房子,他一直过着比较阔绰的生活,穿的是名牌服装;用的是最新式的手机、电脑。而且,学校老师或他们的家属要看病都托他找我们,老师们对他另眼相看,给了他当医生有点“高人一等”的感觉。当然,为了保持一点为父的面子,我没对他进一步解释,我们在医院领导面前没有人格尊严,在“医闹”的病人和家属面前没有职业尊严。
   
   医生的尊严来之何处?
   
   自有行医这一行,医家靠什么赢得病家的信任和尊重?靠的是高尚的医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三国时的名医董奉治病不取分文,只求患者愈后栽种杏树,几年下来,他的住宅周围浓郁成林,留下了“杏林春暖”“誉满杏林”的千古美谈。此风一直承传到民国。老上海治伤寒病的名医张聋庞,看疑难杂症手到病除。他的出诊费非常昂贵,但遇到穷苦病人,在处方上打个记号,到药店取药不收钱。伤骨科名医石筱山,石幼山兄弟,每天挂号三、四百人,遇到无钱的患者也是分文不取。
   传统中医名家如此,在中国新兴的西医也是如此。
   由法国天主教主教(一九0七年)创办的上海广慈医院,名副其实地广为慈善,不但对富人和穷人一视同仁,一九0八年新建一幢二层楼房增设90张床位,专门收治贫苦的男病患,一九二二年再新建两幢两层楼房,专门收治贫苦的女病患。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一九二一年)兴建的北京协和医院在救治穷人上更是无微不至。医院设立社会服务部,主要职能就是帮助没钱看病的人,服务部职员依据家访情况,不仅给病人减少或免除医疗和住院费用,对特困病人还帮助解决愈后生活或死后的殡葬费用等,是走投无路病患的救难所。尽管老协和广受达官贵人青睐,曾为蒋介石、张学良、梁启超等名人治过病,还为孙中山做过死体解剖,但本质上还是一个平民医院。
   上述中、西医师的善心名满天下,哪里会和病家发生“医患矛盾”? 老协和与广慈医院的仁慈誉满京沪,哪里会发生恶性“医闹”?
   
   医生的尊严是如何失去的?
   
   一九四九年天地翻覆,医学界也跟着乾坤颠倒。
   号称代表工农的中共建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仿照苏联建立等级制度,为各级领导设置种种特权,尤其在医疗服务上,“新中国”一成立就在北京和上海改建了两所高干专用医院:北京医院(五0年)和华东医院(五一年)。直到一九六五年,毛泽东为批判刘少奇管理下的“城市老爷卫生部”,突发善心,指示高干医院对平民开放,两家医院才另辟新病区对外服务。
   高干医院配置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挑选的医护人员都是业务水平高根正苗红的党团员。可惜,为政治上的安全起见,医护人员不敢大胆实践,只能看些常见病。拿上海华东医院来说,对来诊的中央和各省市领导,稍有疑问就请全市的医学名家会诊,与其说是寻求最佳治疗方案,不如说是避免出错承担责任。有些高干因各种原因在医院无病呻吟小病大养,医护人员还得小心伺候,他们担任的角色更像是高级仆佣。
   尽管医生们在治疗高干时慎之又慎,但医疗是风险难免的工作,有时过于紧张和谨慎反而出事故。文革时治死张春桥妹妹就是一例。
   张春桥妹妹张佩瑛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的助产士,七四年因盆腔肿块在本院手术。对上海最好的妇产科医院来说,这本是没有难度的普通手术,但张佩瑛是如日中天的张春桥妹妹,不是高干胜似高干。医学院负责人亲自挂帅,请名医主刀,还请也附属一医的中山医院的麻醉科主任、党员方兆麟施行麻醉。方兆麟是上海乃至全国高干医疗小组成员,参加过柯庆施、楼亚洲等高干的救治工作。那次,为备不时之需,方兆麟从中山医院带去麻醉用的笑气,不料,助理麻醉师误将笑气当氧气施用,张佩瑛当场猝死在手术台。
   这下闯祸了,王洪文批示:这“是阶级报复”,由公安牵头组成专案组展开调查。方兆麟被关押了十八个月,被逼得自杀未遂,还连累几十个同事和亲戚接受地毯式审查。最后,周恩来保健医生了解方兆麟,由周恩来出面询问张春桥,才使方兆麟幸免于难。
   这不过是一个典型案例,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在回忆录里道尽了保健医生的恐惧心理,他甚至做好了随时不再回家的思想准备。由此可见,保健医生别说起码的尊严,连自己的性命都朝夕不保。
   
   人人享有人权,医生才有尊严
   
   九十年代后中国进行所谓的“医疗改革”,政府把医疗全面推向市场,医护人员得靠自己创收。为此,大医院纷纷增设干部病房和为富人服务的特需病房,他们权大气盛财大气粗,医生们小心翼翼地为他们服务,谈尊严过于奢侈;另一方面,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开始自费,因此,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患病时常过度支付医疗费用,他们不可能对为钱看病的医生产生尊重。
   这就是老友阻挠小刚考医科的背景和心境。小刚最终去一所名校攻读外贸专业了。
   我想对老友说,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他们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当中国人不能成为堂堂正正的公民,不能享有平等的人权,他们就不可能有尊严。中国医生要想恢复应有的尊严,只有等到中共专制统治结束,中国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那一天。
   
   原载《争鸣》2014第9期
(2014/11/2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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